民族国家及其界限
在希望与希腊统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愿望比克里特强烈。“统一或者死亡”曾题写在克里特1866年革命的旗帜上。这句标语源于希腊1821年战争的口号“自由或者死亡”，只是改动了前一个词。在爱奥尼亚群岛，“统一”一直是进行征兵动员的响亮口号。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克里特的战争都是发生在爱国人民和外国压迫者之间。事实上，克里特25%～40%的人口是穆斯林，这些人有自己的爱国主义。他们是1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当地克里特人的后裔，对于本土的克里特传统，他们感到很自豪。多数人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的克里特方言，对奥斯曼土耳其语似乎没什么了解。
根据帕帕里戈普洛斯的定义，正如今天所称，“克里特人”应该是“希腊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在19世纪的克里特，人群区分的标准是宗教，而不是语言。与穆斯林一样，克里特人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鼻息，以求保护，他们忠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体制。与残杀或驱逐所有穆斯林的国家进行统一，对他们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在起义造反的克里特人眼里，其他克里特人（尽管他们也说希腊语）就像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官员，都是凶恶的敌人。所以，19世纪的克里特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跨群体的斗争。
从克里特往东，就到了更远的塞浦路斯，那里的情况有点儿特殊。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要比克里特大，大约是80%。人口占少数的穆斯林说的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尽管整个塞浦路斯岛通行希腊语。英国在1878年进行的统治，一开始是受欢迎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里第一次有了与希腊统一的呼声，到了20世纪，统一运动形成了汹涌的势头。
安纳托利亚的说希腊语的飞地——蓬托斯和卡帕多西亚，从来就没有多少与希腊统一的愿望。希腊语学校是给富人建的，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到自己是希腊人。对其他人来说，“希腊族的农民和奥斯曼土耳其族的农民都通过自己的信仰，组织和参加社会活动，根据当地主流的穆斯林统治等级制度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6那些地方没有多少变革的机会。在卡帕多西亚以及君士坦丁堡，相当多的来自东正教徒社区的人使用希腊字母，但是他们说和写的语言是奥斯曼土耳其语。这些人被称为“卡拉曼里人”。19世纪下半叶，希腊曾尝试说服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希腊人，但是这没有什么效果。在19世纪，这些社区的人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现在依然不清楚。
从安纳托利亚海岸往西，人口的增长和迁徙模式为希腊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侧面。埃登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它包括士麦那。在那里，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这不仅影响了城市，因为士麦那的希腊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最大的族裔；而且影响了农村，特别是沿着铁路网络不断扩张的乡村。同时，其他移民者向美国远行。对很多希腊的穷人来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国家经济不能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有时甚至连他们的生存都不能保证，而如果他们走出国门，就能活下去。19世纪末，对希腊王国的公民来说，“机会的乐土”不仅在东边的奥斯曼帝国，还在西边大西洋的彼岸。
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富裕商业区和埃及首都开罗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商业区来说，尤其是这样。19世纪初，希腊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埃及。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导致了国际市场对埃及棉花需求的极大增长。很多希腊人在那些年赚了钱，比如，本纳基家族。后来，这个家族出了一位杰出的雅典市长，他将自己的私人艺术收藏品捐给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本纳基博物馆。英国地中海舰队轰炸亚历山大里亚后，埃及沦入英国的直接控制之中。在埃及生活的希腊人继续发大财，还经常与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希腊侨民联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新的政治状况，那些希腊人的后裔大多数回到了希腊。
吸引外来者的另一块热土，是被誉为“世界欲望之都”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这座城市，很多希腊家族寻求可追溯到拜占庭时代的先祖。1453年被奥斯曼人攻占以后，这座城市一直有意吸引东正教徒，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100多万的总人口中，大约1/4的居民是希腊人。7奥斯曼帝国体制启动系列改革后，最先被改革的对象就是这些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是从1839年开始的，而且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势头很猛，其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来自帝国欧洲盟友的压力。
1861年4月，一群优秀的公民在佩拉（今贝伊奥卢）一所时尚的房子里聚首，商讨一个文学社团的创建。佩拉当时是“欧洲人”集聚的地方。虽然引燃希腊革命的友谊社已经过去了40年，但是希腊词汇“协会”依然能造成极度紧张的气氛。所以，文学社团创建者们就必须换一个不同的、听起来没有破坏性的希腊词汇，于是确定了“学会”这个词。就这样，君士坦丁堡希腊教育学会诞生了。8它是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几十个这样的学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会。通过创建、资助和组织学校，这些学会成为在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社区中传播世俗和进步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渠道之一。“民族再生”和“民族责任”的思想能够传播到奥斯曼帝国中所有受过教育的说希腊语的人那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学会。
这些学会通常与希腊国内具有相同志向的人保持密切、友好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是希腊的代理人，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它们都不能公开地这样做。有时候，它们的确会引起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怀疑或敌视。但是，这些怀疑大多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任何根据。孩子的父母在上学和成长的过程中认为自己在希腊文中是Romioi，在奥斯曼帝国官方的话语中是Rum（意思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臣民），而这些孩子在学校里则被告知，他们是希腊人，是两大古代文明的子孙。但是，在所有的社交方面，他们依然是Rum。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往往不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高官权贵，就是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商贾巨富。当然，负责人不只是这些人。
19世纪下半叶，有很多东正教希腊人担任奥斯曼帝国高官，而且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才华横溢，声名显赫，一点儿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法纳尔。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管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他们在后来的国家历史中消失了。在政治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后就没有了继承者。如果他们将个人所思所想诉诸笔墨，那么他们所写的文字还有待于发现。他们中间有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西奥多里斯，也被称为“喀拉蒂奥多利帕夏”。他的父亲是苏丹的私人医生，是教育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的母亲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一门远亲。卡拉西奥多里斯曾两次担任奥斯曼帝国的驻外大使，在其长期的外交生涯中成为最受信任的、最成功的大使之一。作为奥斯曼帝国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的主要代表，他受命参与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从而使条约的多数条款对帝国有利。
奥斯曼帝国驻希腊的历代大使都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这令人称奇。身处雅典的奥斯曼帝国大使在对帝国的忠诚上从没有二心。康斯坦提诺斯·墨索罗斯，也被称为“穆苏鲁斯帕夏”，他是奥斯曼帝国驻英国任期最长的大使，赴任前对乔治一世的新王室头衔提出了反对意见，成功地改变了此头衔在法语里的官方翻译。他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拜占庭希腊语，并于19世纪80年代在伦敦出版。穆苏鲁斯帕夏绝不是希腊王国的朋友，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最有知识的希腊人之一。
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占据优势的领域还有传统的商业以及新兴的金融业。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银行机构是希腊人创立的，其大部分管理人员也是希腊人。苏丹宫廷也与希腊的公司做金融买卖。这是现代化的前沿。这些个人和机构的活动为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提供了金融支持，还资助了有利于家乡发展的项目，比如，学会以及那些学会创办的学校。有些人和机构还在希腊进行投资。让特里库皮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为可能的很多“国外”资金，实际上来自奥斯曼帝国富有的希腊人。这些投资活动到底有哪些是在民族团结的理念下被推动的，哪些是在冷冰冰的商业投机中被推动的，这很难说得清。
希腊银行家中最为知名的是安德烈亚斯·辛格洛斯，他通过联姻进入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成为喀拉蒂奥多利帕夏的一门远亲。辛格洛斯在君士坦丁堡赚了很多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金融家之一。然后他在19世纪70年代把自己的家搬到雅典，并在那儿广施善款，成为著名的慈善家，从雅典城中心到海边法利罗的宽阔大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这样成就的希腊人还有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保留着奥斯曼帝国的国籍。虽然可以全球旅行或者到伦敦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定居，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成为希腊王国的子民。
当然，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没有人谈论与希腊的统一。下面是君士坦丁堡一位希腊银行家的观点，他在1861年用法语对一位来访的考古学家说道：
希腊人（东方对独立后的希腊居民的称呼）就是一个个大孩子。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就像他们吃东西一样，他们会认为事情很容易，然后事情就办完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们在君士坦丁堡不需要他们。至少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掺和。9
这样的倨傲和坦率非常罕见。但是，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出，对于希腊王国的“伟大理想”，君士坦丁堡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希腊人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在他们心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不是垮塌、被肢解，而是继续和深化从1839年就开始的改革进程。通过这种方式，假以时日，奥斯曼帝国会重新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强国。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将凭借其智慧和财富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收获。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76年颁布了新的宪法。在参加短命的奥斯曼议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中，有19名代表是希腊族（总数是130人）。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份文件中，有些代表表达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希腊-奥斯曼国家”的愿望。这将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东方大国，包括基督徒、穆斯林，从而成为制衡西方、控制斯拉夫扩张的力量。10在过去，希腊人和奥斯曼人这两个对立矛盾的群体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立刻握手言欢。希腊文化（赞贝利奥斯和帕帕里戈普洛斯所定义的）和奥斯曼文化（帝国改革计划所定义的）是能够学会和平共处的。
1878年，奥斯曼帝国被俄国打败，议会解散，宪法搁浅，即便如此，这些想法也依然流传了下来。在随后的30年里，奥斯曼帝国再次回到过去的专制轨道上。不过，虽然帝国守旧，但是至少在1912年以前，很多希腊族个人以及组织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奥斯曼身份认同。他们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臣民，但是在家里以及相互之间是希腊人。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还有一个地区不存在商量的余地。1878年《柏林条约》签订以后，所有的“欧洲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就剩那一块长条的领土了——从君士坦丁堡往西，沿着爱琴海北岸，穿过巴尔干半岛南部，一直到亚得里亚海。不论是希腊语，还是欧洲其他语言，它们都保留了这些地区的古代名字，比如，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
在这些地区的说希腊语的人中，我们很难发现他们对希腊统一这一理想的热情，虽然在这些岛屿中，那份热情在不同的时代都存在过。如果希腊语在这些地区的生活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可能在书面语中被广泛使用，那么它也不过是很多共存了数百年的语言之一。对大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来说，有东正教徒的身份就足够了。那些称呼自己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的压力，几乎都来自外面，到了19世纪末，这种压力不断增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政府以及压力集团收集和发布的证据就不应全信，特别是马其顿的各种利益集团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11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希腊和保加利亚组织鼓动当地武装分子，去恐吓村民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古代教会用斯拉夫语举行祈祷仪式的教堂以及由保加利亚大主教任命牧师的教堂，成为希腊人的攻击目标。同样，那些遵守希腊祈祷仪式以及效忠于希腊大主教的教堂，则遭到保加利亚大主教支持者的攻击。在有两种语言的社区，这些做法往往是奏效的。为了和平，为了息事宁人，整个村子的人往往会改变信仰，然后过些日子，当另一拨拿着武器的人到来时，他们再改回信仰。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来说，这片土地成为被可怕的选择蹂躏的地方，而那些选择是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的。
由于有这样那样的诉求和反诉求，将要开启的对马其顿的争夺就不像对语言和教育的争夺那样全心全意了。如果人们能够被说服，或者被威逼利诱，用希腊语进行祈祷，并学会用希腊语阅读、写作，那么他们就被纳入了希腊国家的范围之内。“国家扩张”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们在当时对此如何看待，文献上几乎找不到记载。而那些能够写下自己想法并将其留给子孙后代的人，其实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因为你一旦拿起笔进行写作，你必然需要选择使用“希腊语”或者“保加利亚语”，因此你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
在城镇以及那个地区最大的城市萨洛尼卡，受过教育的希腊族的确表达过意见。与在君士坦丁堡的人一样，他们因为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制约而必须保持中立。但是，对于对立的东正教民族群体，他们可以尽情地显露鄙夷。这些地区的学会要比奥斯曼首都的学会在政治上活跃得多。比如，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拉德斯托斯，也就是今天的泰基尔达，一个新成立的教育学会于1871年提出宗旨：“如果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立刻行动起来，那么希腊的缪斯就会在短时间内改变生活在这儿的斯拉夫人，使他们从敌人变为教会和希腊文化的淳朴孩子。”学会创立者的目的是将“希腊化”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实现，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因为他们面对的斯拉夫威胁“由于人们知识传播方面的懈怠而变得更加可怕”。12这也同时表明，学会创立者的爱国热情在群众中的根基比他们希望的要浅。
这是一个地方性的计划，但是在这些地区，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这些当地群体组织的活动与雅典的压力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会显得黯然失色。截至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社团是1869年在雅典建立的希腊学术传播协会。在19世纪80年代，雅典的报纸在“来自马其顿”的大标题下定期发表报告和评论。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建议，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完全希腊化”的地区应该独立，而不是被斯拉夫人或奥地利人占领。让马其顿与希腊王国统一的最为强烈的声音不是来自马其顿，而是来自雅典。13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之一，萨洛尼卡正值鼎盛时期。在这个城市中，希腊族的人数少于穆斯林和塞法迪犹太人，其中后者是最大的群体。犹太人仍然说着属于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那是他们的祖先在15世纪末从西班牙撤回时带来的。其他人都是从基督教国家最近的宗教迫害中逃难来的。他们对于融入另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欲望，特别是他们回忆起特里波利斯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1821年被残杀的时候。萨洛尼卡的第一份希腊语报纸在1875年创办。当然，为了遵守奥斯曼帝国的审查，这份报纸的主编积极推动与城市其他社区的友好关系，宣传君士坦丁堡正在兴起的“希腊奥斯曼文化”，而不是宣传雅典的扩张或反保加利亚的政策。14
所以，当萨洛尼卡于1908年7月23日爆发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时候，当宪法权利要赋予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希腊族的人与其他人一样兴高采烈，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此次革命之后，马其顿成为锻造20世纪以及更远未来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