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和“第三希腊文明”
新的独裁政权首先对新闻和交流进行了彻底控制。第一天的晚上，警察搜查了全国所有报纸机构的办公室，下达了对言论的指示，编制了具体的行为指南。政府甚至不让公众知道他们阅读的报纸已经完全变成了独裁者的宣传工具，尽管这个秘密并没有隐瞒太久。当月中下旬，独裁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新闻和旅游宣传局，其职责如下：
指导公众舆论，管辖的事务涉及希腊和对外的报刊，各种类型的会议和展览，剧院，电影院，留声机唱片，所有形式的广告、讲座和报告，出版物以及各类普通的印刷品，现场或通过技术手段重新制作的表演，确保以上内容符合国家传统和民族理想的框架要求，包括对广播电台的控制。24
新闻和旅游宣传局这个机构的名字虽然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它是以戈培尔在柏林建立的臭名昭著的宣传部为样板创建的。事实上，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采用的大部分宣传措辞以及宣传方法，就是直接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那里借来的。新的新闻媒体完全是为了控制舆论，促进独裁政府的政策在全国的宣传。不久，到处都是宣传口号，这些口号甚至印在灯泡上、信函的邮戳上以及农村的各个地方。其他从纳粹那里学到的东西是，存在时间很短的劳动营以及梅塔克萨斯最得意的创举——全国青年组织。该组织是强制性的，传授课程必须包括政治教导。全国青年组织的年轻成员（1939年，其人数达到100万）和工人被征入劳动营，学习使用一种类似纳粹军礼的仪式，不过据说“领袖”本人从来不还礼。
梅塔克萨斯和政府的其他老年高官（几乎没有一个部长有着从政的背景）对于希腊民族国家和希腊国家不加任何区别。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的东西是公司式国家。梅塔克萨斯对于“希腊国家”的信仰是他的执念。在他看来，国家就是一个“活着的生物体”，有自己的存在，有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民众”之上。在独裁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它开始推进建设所谓的“新国家”。梅塔克萨斯第一次在萨洛尼卡给希腊第二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讲，内容令人不寒而栗：
我禁止你们，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有不同于国家思想的想法。我要求你们不仅要具有和国家思想一样的想法，还要信仰国家思想，满腔热情地在国家思想的指导下工作。如果你们有人有任何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在这儿接受教育。25
与希特勒声称其建立的是第三帝国以及墨索里尼声称其建立的是第三罗马一样，梅塔克萨斯在1937年6月的那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第三希腊文明”的思想。这与其说是要描述现在的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表示未来的目标，要建立“一个比过去更为优越的文明，让我们的国家立于那些优秀的、值得人民骄傲地生活的民族之林”。26希腊独裁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拥护者从过去的时代中选择的示范样板，不是民主的雅典，而是军事化的、公司化的、纪律化的斯巴达，斯巴达激发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甚至可追溯到纳粹之前很久。
但是，希腊“8月4日独裁政权”不只是意识形态和口号，它的大多数国内政策（包括压制共产党的措施）都不是新的，而是对从维尼泽洛斯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政策的强化。事实上，维尼泽洛斯4年的议会制统治时期和梅塔克萨斯的专制统治之间的连续性要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强。
国家体制首先进一步加强，公民服务水平得到提高。警察体系也得到强化。独裁政府启动了一大批公共工程。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32年经济复苏后引发的劳资关系危机，解决了之前任何一届民选政府都无法处理的问题。罢工被宣布为非法，但是雇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也是违法的。8小时工作制开始实施。在工业领域的纠纷中，双方必须接受强制性的仲裁。社会安全体系是维尼泽洛斯时代的遗产，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现在得到长足发展。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改革”和“财富的公正分配”，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在复苏年代遭受严重损失的工人和失业者中最为突出的问题。27依靠国家推动的扩大就业的措施，似乎也不是非常成功的，税率又提高了。不过，在增加小麦产量方面，希腊继续执行了维尼泽洛斯执政最后一年启动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1936—1938年，小麦产量实现了翻番，这相应地减少了对进口粮食的依赖。
很多新出台的法律都能直接安抚心怀怨气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梅塔克萨斯将所有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公司式国家的管理之中，把自己塑造成被压迫者的“领袖”，竭力减弱来自下层社会的威胁。精心设计的公众形象、讲话和广播报道，把独裁者宣传成“第一农民”和“第一工人”。不管那个时代的形象塑造现在看起来多么离奇古怪，甚至荒诞不经，它们与梅塔克萨斯推广口语或民间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一脉相承的。梅塔克萨斯首倡编写正式的希腊口语语法，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阻止了民间语和政治左派相联系、官方语言（净化语）和政治右派相联系的趋势。
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采取了直接针对共产党并在后来逐步扩展到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些做法，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内部措施。他最喜欢的专政工具不是军队，而是警察。公安部部长康斯坦提诺斯·马尼亚扎基斯是希腊最令人恐惧的人。他不仅是农村宪兵队和市警察局的负责人，还负责秘密侦查工作，而且干得很有成效。数千名共产党人被围捕、被审讯并被灌蓖麻油，很多人被押送到偏远岛屿上的拘留营。如果他们想被释放，就得签“悔改声明”。1940年，希腊独裁政府夸口有47000人签了声明，而这个数字是1936年记录在案的共产党人人数的3倍多。28至于共产党组织本身，在那个时候已经转入地下了，其领导人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以及中央委员会委员都进了监狱。独裁政府夺取权力时所借口的那个威胁，即便曾经存在过，现在也被消除殆尽了。另外，数千名被独裁政府伤害过的人现在有了一个出口——可以在今后发泄新的不满，只是付出的代价是进入拘留营。如果独裁政府没有对付共产党，那么这个出口是不会有的。
事后看来，1936年的希腊正在逐步滑向极权主义，阻止独裁专制是很难实施的，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到处都有极权专制，而且其在二战发展到顶峰。议会民主先受到威胁，继而逐渐不得人心，这一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希腊。墨索里尼从1922年开始就在意大利独掌大权，希特勒从1933年开始在德国独裁专政。很多国家也跳进了这股极权主义的洪流。对20世纪30年代中晚期的很多希腊人来说，过去几年的政治动乱和1936年无数议会的僵局显露了民主体制的局限性，这种民主体制不仅在希腊国内瓦解，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发生崩裂。当一切都试过并失败后，那个矮胖的、自诩为“领袖”的人及其似乎永不停歇猎取权力的极权主义措施，真的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公开的反抗很少。普遍的观点好像是“新国家”有很多让人期待的地方，这总比以前的混乱好吧。至少现在再也没有人谈论内战的威胁了。有组织地推翻独裁政府并恢复议会制政府的尝试只发生过两次，都是在1938年，只是昙花一现，被立刻镇压了。到了那年秋天，所有人都很清楚，梅塔克萨斯已经坐稳了江山。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也不明显。这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出现的“上校”独裁专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时候，除了诗人科斯塔斯·瓦尔纳利斯和年轻的扬尼斯·里佐斯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过第一部希腊革命史的扬尼斯·科尔达托斯，其他艺术大师鲜有认同共产主义的。里佐斯只是在地下出版物中发表过几首诗作，比如共产党的报纸《激进主义者报》。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没有明显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均发表在受到审查的主流期刊上。就多数情况而言，作家和知识分子与独裁政府刻意保持着距离。公开焚书以及禁止这些作家从前出版的作品，也很难让他们受到读者更多的喜爱。这种情感似乎应该是双向的，梅塔克萨斯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尽管尊敬纯粹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得承认，我与从事其他具体职业的人沟通起来更为畅快。”29
这并不是说，就像这个时期的纳粹德国发生的那样，希腊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招安了，就是屈服于高压而噤声了。希腊也不像德国那样，出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大逃离。诗词、小说、视觉艺术、戏剧和电影（最后两项受到独裁政府严格的控制）已经开启了它们自己的、更加精巧的对自给自足的追寻，寻求具有独特希腊特征、历史和文化的本土之根，并在同一个方向上共同前进。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绘画和音乐，20世纪20年代末在希腊这片国土上迸发的先锋实验技术，与同时期兴起的民族自我发现的历程实现了融合。在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的小说《希腊人佐尔巴斯》是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的，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去审视，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独裁专制政府本身（相比起来显得粗糙简陋和沉重缓慢）。
希腊社会中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归顺独裁政府，独裁政府也看不起他们，不愿意管理他们。这就是城市下层阶级，他们的声音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才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这部分人的数量早已大大地膨胀，随着20世纪20年代难民潮的到来，他们自我表达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展。在比雷埃夫斯港口码头以及雅典、萨洛尼卡、其他较大城市的贫困郊区周边，很多一贫如洗的人涌进这些地方的底层小偷小摸的世界和公然反社会的曼杰斯社区中。被称为“雷贝蒂卡”的音乐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种与正统音乐和歌曲完全不同的自给自足的追求。
在政治上，让贫穷人口栖身并维持他们的歌曲的曼杰斯社区和城市底层阶级从来没有被组织起来。但是，独裁政府上台几周后将“留声机唱片”这一项目令人惊奇地列入媒体审查名单，这正是源于他们。对独裁政府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来说，雷贝蒂卡就像一块红色的破布。它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其音乐本身一点儿都不受政府的影响，其自身的价值甚至比国家推崇的价值还高，它的实践对“新国家”代表的一切都产生了腐蚀。诞生孕育“第三希腊文明”的社会里，怎么能容忍大麻瘾君子、犯罪行为和对公司式国家的蔑视呢？
也许，雷贝蒂卡最令人反感的是其音乐本身。曼杰斯最喜爱的乐器是布祖基琴，它与土耳其的萨兹琴属于同一个乐器家族。雷贝蒂卡的音乐依然是遵从模式体系的，主要是基于木卡姆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中东音乐的特色。它听起来不像“欧洲音乐”，更不像西方的音乐。那个时候，希腊比100年前都更坚决地将自己视作西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这类让人们想起“东方的”过去的东西，都必须抹杀掉。也许比让人们想起土耳其统治更严重的，是雷贝蒂卡的音乐让希腊人回忆起他们曾经大范围在东方流散以及希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与现代土耳其的睦邻友好这件事，是维尼泽洛斯出于国际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启动的，梅塔克萨斯从未干扰。但是，奥斯曼人的历史记忆以及希腊民族国家的面积远大于希腊国家的历史记忆，是不能被容忍的。
希腊独裁政府采取了行动。音乐类型、乐器以及发声技巧等一切被看作是“土耳其”的东西，都被从唱片录制公司的订货本或节目单上清除了。作曲家和演唱者被监禁或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上去，其理由是他们涉嫌各种各样的“反社会”的行为。布祖基琴在这个时候被看作等同于土耳其的过去，等同于孕育这个琴的底层社会的犯罪，在独裁政府的眼里成了颠覆国家的象征。乐器很容易被搜查，被销毁，它们的主人则被传唤审讯。此时，布祖基琴“年轻的近亲”巴格拉马斯琴登上音乐的舞台，它更容易隐藏在衣服的里面或者被放在外衣特别缝制的口袋中。
尽管这些措施被采纳，但与其他或真实存在或假想臆造的敌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贝蒂卡繁荣起来了。虽然雷贝蒂卡被审查“清除”掉了，但它的留声机唱片从来没有如此受欢迎过。两次战争期间最伟大的词曲作家和布祖基琴演奏家马科斯·万瓦卡里斯很多年后回忆，20世纪30年代末的夏天，他和他的小布祖基琴演奏乐队的成员在雅典破败凋敝的小镇沃塔尼科斯开了一个小商店：
每天夜里都喧嚣吵闹……各色各样的人都会来商店，既有高等社会的贵族，也有曼杰斯和街头混混，他们要在这儿一直闹腾到天亮。雅典全部的精英都来这儿……雅典、比雷埃夫斯这两个城市的所有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都来这儿。来这儿的人还有拉里萨的、萨洛尼卡的以及希腊其他地方的人。30
自吹自擂、言过其实是希腊人言语风格的一部分，但这些语言还是反映了一部分真相的。雷贝蒂卡发展起来了。不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那的确是在梅塔克萨斯执政的岁月里实现的，希腊这个特别的身份表达开始从孕育它的底层阶级走出来，进入主流社会，并被画家雅尼斯·察鲁希斯盛赞为“现代希腊文化存在的唯一证据”。31梅塔克萨斯的独裁政府不会认可这一说法。但是在一个所有公共言论都被控制、所有关于公众态度的直接证据都不允许被收集的社会，这种音乐的生存以及在那些年里往各个社会阶层的传播本身就是希腊精神特质的证明，是任何独裁专制政府从来都不能驯服的。
雷贝蒂卡的发展为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就独裁专制政府及其中央集权愿景发表的结论提供了佐证：“对希腊人来说，与希腊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希腊国家一直是普通民众嘲笑的目标。因此，在他们的古老传统中，对于这个伟大的设计，他们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口惠而实不至。”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