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国家叙事
在19世纪50年代初，基于西方的希腊国家在融合统一广泛分散的希腊民族国家方面变得更加步履维艰，因为希腊民族大多数仍然被奥斯曼人统治，民族国家的中心地带还属于东方。希腊国家建设所依据的复兴叙事，一下子把希腊中间的2000多年的历史抹掉了，而民族国家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叙述或政治规划。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规划已经受到了攻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攻击来自巴伐利亚。1830年（在欧洲强国的保证下希腊第一次实现独立的那一年）以及早在巴伐利亚人被任命为希腊第一个国王之前好几年，有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利普·伐尔麦耶的年轻的奥地利教师在慕尼黑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中世纪摩里亚半岛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在6年后出版，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全部书写。这是一段充满论争的历史，是从政治议程的角度写的。伐尔麦耶撰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希腊，因为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希腊这个独立的国家几乎还不存在。让他如鲠在喉的是在他寄居的国家巴伐利亚到处弥漫的亲希腊主义的氛围。伐尔麦耶试图在他的著作中证实，亲希腊主义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古希腊精神的每一处痕迹、古希腊人的每一滴血迹，都被数百年来罗马人、哥特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伯罗奔尼撒征服者们彻底抹去了。因此，所谓希腊的复兴或再生，从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复兴的事物了。
伐尔麦耶的理论是无法自证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没有人认为文化是由种族决定的。但是，他的抨击的确击中了希腊国家叙事中的一个薄弱点。当然，实现长久湮灭的古代文明的“复兴”、“再生”或“复苏”，甚至设计建设都城作为古代文明可视的代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些有着历史观念的人迟早会问，“现代和古代中间发生了什么”。毕竟，根据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多数历史书籍（包括希腊人自己撰写的历史），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在维奥蒂亚的凯罗尼亚战役中击败希腊城邦联军时，古代文明的光荣时代就结束了。这是发生在公元前338年的事。那时与1821年希腊革命爆发之间，有一个太大的时间缺口，这需要某种解释。
其他历史学家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方式。11尽管雅典的建设和城市规划或者语言改革的计划可以不张扬地、无挂碍地进行，但缺口一旦打开便再也合不上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新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都需要它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打通的不仅有那些“丢失的”世纪，而且更明显的是，希腊民族和希腊国家这两个认同要素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打通。这个缺口或鸿沟不仅是历史上的，还有地理上和观念上的，存在于公元前338年和1821年之间、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以及在对希腊人的两种不同的认识之间。
对此，有两位学者迎难而上，接受了这个挑战，他们来自老东正教联邦地域的两头。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是一位来自爱奥尼亚群岛莱夫卡达的贵族；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则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家人在奥斯曼人1821年的报复中幸存下来，避难于俄国，并在希腊独立后回到希腊生活。这两人都出生于1815年，年轻时在欧洲学习和游历。赞贝利奥斯利用其家族优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依然是英国保护领地的爱奥尼亚群岛首都科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小说家。帕帕里戈普洛斯则不得不自己谋生，早期是中学老师，后从1851年开始在雅典大学担任了40年历史学教授，直到去世。
新的历史就这样形成了，没有任何先兆，几乎是完全建立了起来。完成决定性一步的人是赞贝利奥斯。他于1852年在科孚出版了一本700多页的书，他写道：“希腊文明的选民在神秘地触及并走过那段朦胧的、未被探索的历史后，才将文明的薪火从古代传递到现代，使之来到自由的时代。”这是关于那些“迷失的”世纪的第一次论述。寻找希腊历史有两个路径。这本书的书名是《希腊的民歌》。普罗大众的口头传统直到现在都被希腊人忽视，但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口头传统的研究是寻找希腊历史的一个路径。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希腊口头传唱的民歌。另一个路径是“关于中世纪希腊主义的历史研究”，这个研究对象所占的空间相比第一个路径，就大得多了。因此，口头传统歌谣中的民间的、大众的历史和拜占庭时代的文献记录的历史，共同填补了这个缺口或空白。12
希腊的历史思考就这样猛然往前迈进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希腊”突然重生的叙事开始被赞贝利奥斯所称的“希腊主义”“长时段历史”取代。像考古学一样，“希腊主义”是另外一个词，看起来像古代的词语，但实际上在当时是新词语，至少从那以后所具有的含义是新的。希腊精神开始出现于德国的历史书写中。对于将这一术语用于系统阐释基于希腊语言持续性的身份认同这个最重要的概念，赞贝利奥斯是第一位这样做的人。在今天的希腊语中，“希腊主义”被定义为“生活在世界上的全部希腊人、希腊民族的总和”，或“希腊文明以及承载那个文明的所有希腊人的总和”。13赞贝利奥斯还是将新命名的“希腊主义”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3个时期的第一人。他宣称，基督教已经“成为希腊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来的“中世纪希腊主义”也是现代希腊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所获得的权利是一样的。他说：“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是中世纪的孩子……我们不能丢掉那个将我们与拜占庭中世纪联系起来的东方特征。”14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综合推论的开始。
帕帕里戈普洛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已经出版了历史著作，其中第一部著作就是对伐尔麦耶的回应。但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读了赞贝利奥斯的书以后，其思想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很薄的书，起了个很平和的书名《儿童版希腊史：从最遥远的古代到现代》。需要指出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第一次讲述的故事的文本只有230页，而且是大字版，遵循的是赞贝利奥斯前一年详述历史的路子。两者不同的是，帕帕里戈普洛斯对一种设想给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他的故事有始有终（舍弃了民歌的内容，毕竟他是历史学家）。为了让“希腊主义”听起来不那么抽象，帕帕里戈普洛斯讲述的是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且在第一页就非常简洁地给出了定义：“希腊民族国家是所有将希腊语作为自己语言的人的名字。”15
这个历史叙事后来被扩展为五卷本著作，著作于1860—1874年出版。这部巨著不再是儿童读物，而是有着最广大的读者群的通俗易懂的历史类图书，没有烦琐的文献来源等信息，也没有学术争辩的莫测高深的观点。这部五卷本著作进一步深化和阐述了19世纪50年代初就出现的新思考。帕帕里戈普洛斯还是推动另一种新观念的第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这种新观念在最近几十年的德国历史书写中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这种新观念就是“历史相对论”，它把历史定义为一个过程。进化的理论还没有诞生，但是德国历史相对论从知识方面看与进化理论属于同一个框架，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连续演进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把希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时代发展连续过程中的持续叙事来讲述，是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独特贡献。他的历史讲述将历史相对论的新视野系统应用于3000年来保存在希腊语言里的历史记录中。一位现代思想史学家将这一创新盛赞为“19世纪希腊学术最重要的成就”，帕帕里戈普洛斯受之无愧。16
在新的研究体系中，“复兴”被“持续”代替。被重新纳入视野进行研究的那些世纪，说希腊语的拜占庭国王统治的时代，那些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尴尬的空白岁月，现在已成为最终被1821年希腊革命和新王国建立证实的几百年历程的组成部分。
帕帕里戈普洛斯在其儿童版著作第一页的简明定义发表以后，一切就随之而来。如果语言是定义民族国家的唯一条件，那么希腊和语言就必然一样古老。扣人心弦的、经久不衰的历史叙事也由此产生，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复杂多变的世事变革沉浮中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的时候像古典时期和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时期那样取得了胜利，更多的时候成为其他国家胜利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它都一直坚守着“国家品格”，并在严峻的历史熔炉里不断地进行自我磨炼。这是一个大胆的、与时俱进的观念，与“国家历史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书写的”的理论不谋而合。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在1874年就完成了，进而转入对“伟大理想”这个理论进行必要学术支持的阶段。希腊国家不再与希腊民族的主张相冲突，而是为其做好服务工作。在无限古老的历史框架和极其辽阔的地理空间中，希腊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现有边界以外寻求自己的命运，这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说希腊语的地方。
那时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朝代，年轻的希腊王国的历史将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回到19世纪50年代，看看那段历史是怎样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