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推动
到了这个时候，希腊事务几乎全部围绕着一个人的品格和行动而运转。在希腊出现集体恐慌、国家生命命悬一线的时刻，卡波迪斯特里斯被选为最高领导人。1827年，第三次全国国民议会专门赋予他一个希腊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以后也不再会使用的头衔“Kyvemitis”（总督）。在希腊语中，“Kyvernitis”的意思与拉丁语的“gubernator”（长官）的含义完全相同，英文中的单词“governor”（总督、州长等）就是从“gubernator”演变而来的。“Kyvernitis”最初的意思是“舵手”，后表示船长或机长。多数英语文献里都说卡波迪斯特里斯的职务是“总统”，但是希腊语里与此对应的词汇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临时宪法里就已经被使用了——特指政府中最高的职务。选举卡波迪斯特里斯担任领导人是一个临时方案，是一个应急措施，时间最长不会超过7年。在希腊语里，卡波迪斯特里斯从来没有担任过希腊的总统，他只是希腊的总督，一直到希腊革命最终结果的到来。
卡波迪斯特里斯到底对谁负责，人们从来都没有搞清楚。是对推举他上任的欧洲列强负责？还是对希腊人民负责？还是对保障他当选以及后来被他依照程序废除的希腊临时宪法负责？卡波迪斯特里斯是科孚人，在威尼斯统治的国土上出生，是一个贵族。他既是一个自家人，也是一个外来人。他是东正教联邦的产物，但是他在国外度过了大部分成年生活，积攒了政治经验。他一开始在俄国生活，后来在瑞士流放。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让他在选举人眼里有了权威。不论是卡波迪斯特里斯的教养，还是他的风度，都不能让他适应19世纪20年代末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世界。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都无法融入那个世界。
卡波迪斯特里斯这个人本身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即便我们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后知后觉，但他的统治之术同样是高深莫测的。他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孤独而严峻，在有些人眼里，他（至今仍然）是将他的国家从混乱状态拉到有序状态的救星。支持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在他执政三年半并被刺杀以后，希腊又出现了剧烈动荡的无政府状态。这次的无政府状态没有1824年内战那样的特点和借口。在内战期间，关于希腊革命的本质和目标的真正的、不可逃避的紧张形势是一触即发的。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抵达之前，伯罗奔尼撒半岛已经陷入武装暴乱之中了。他在分属于不同欧洲强国的战舰的护送下，乘船进入纳夫普利奥，他发现对立的武装力量正在相互轰炸，并炮击两个大的要塞之间的城镇。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卡波迪斯特里斯从来没有失去大多数民众的爱戴的原因。同时，他好像也乐于对民众表达浪漫的、家长式的情感。在他作为总督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谁比他更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他对其他希腊领导人，甚至对忠于他的那些人的不信任，是他垮台的原因。
希腊革命最后的几次战役都是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执政期间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在外部前沿地区。对希腊人来说，这有点儿虎头蛇尾的感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肃清易卜拉辛及其麾下的奥斯曼军队残余势力的任务，是由梅森将军指挥他的正规法国军队完成的。这支奥斯曼军队是于1825年登陆的。经过1828年最初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希腊在鲁梅里重新站稳了脚跟，夺回了迈索隆吉翁，并向更远的北方推进，再次实现了控制。在鲁梅里的军事行动中，来自英国的热爱希腊的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和理查德·彻奇发挥了很大作用，黑斯廷斯也因此牺牲。但是，随着俄国在4月底对奥斯曼帝国的宣战，曾经攻占迈索隆吉翁和雅典的令人敬畏的雷希德帕夏被调遣，率领所有部队奔赴巴尔干地区。随着雷希德帕夏的撤离，当地一下子变成了真空地区，说希腊语、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武装分子打了起来，或根据需要形成新的联盟。在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穆斯林。
1829年9月，最后的战役在底比斯和里瓦迪亚之间的隘口爆发了。这场战役只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而已，胜利的荣耀归于依普希兰狄斯的弟弟迪米特利亚斯。依普希兰狄斯在八年半前开启了希腊革命。但战争胜利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根据俄国人强制奥斯曼人在1829年9月签署的《阿德里安堡条约》，科林斯地峡以北将成为希腊国土的边界。这不是通过军事行动决定的，而是通过欧洲地图上的线条决定的。
卡波迪斯特里斯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推进马夫罗科扎托斯在1823年就已经启动的外交战役。对于这项工作，尽管他有着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但他行动的自由依然很有限。伦敦会议已经形成了不征求希腊意见就做出决定的习惯。卡波迪斯特里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理应为他的国家赢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他的优势变为一个劣势，成为一个不利因素。总督纯熟的外交技巧是在俄国工作时锻炼出来的。英国代表和法国代表断然不会相信他能真诚地代表希腊进行磋商，更愿意相信他是俄国利益的秘密代表人物。令人悲哀的是，梅森也不信任他，尽管梅森曾在他离开俄国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虽然卡波迪斯特里斯在外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很难说最后的解决方案中的哪一点是来自他的建议。
卡波迪斯特里斯在国内事务方面影响最大。乔治·芬利等批评人士指责卡波迪斯特里斯是暴君，其一切行为都表明其自私的野心。20从正面的角度看，卡波迪斯特里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鼓励采用欧洲大陆最新的试验方法建立新式学校。他以硬币为基础，在希腊建立了第一个现代货币——凤凰，还创建了国家银行。他组建了司法系统，开创了希腊急需的土地登记工作。即便将近两个世纪以后，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土地登记工作依然是急需的工作，而且仍然没有完成。他还引进了后来每个希腊酒馆和餐馆都供应的主食——土豆。
所有的记录都认为，卡波迪斯特里斯在政治上倾向于他非常熟悉的俄国独裁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整个执政理念在希腊革命期间兴起的民主的、多元的氛围中显得方枘圆凿。他的政治观点与曾经试图请他担任会长的友谊社没有很大的不同。在卡波迪斯特里斯执政的日子里，希腊的政治倒退了。他被称为“启蒙的专制者”，这个说法似乎还算靠谱。21尽管他只有50出头，但他的政策在独立后的希腊已经落伍了。也许他的统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未来某些想当国家“救星”的人会效仿他，并将他视为独裁专制主义的示范人物。
从1831年年初，卡波迪斯特里斯开始镇压来自反对派的两次造反。一次造反的是海德拉的船主和商人，另一次造反的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家族领导的马尼地区的傲慢军人。这两次造反的起因都是税收。中央政府希望最富有的国民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而维持政府的运作，而人们是不愿意交税的，尤其是马尼亚特部落人，他们从来没有向奥斯曼人交过任何税，所以现在也拒绝向卡波迪斯特里斯的代理人交税。希腊诸岛上的船主也都有自己的安排，而且在希腊革命前一直运作得很好。现在，他们也面临着上缴税款的压力。这些人和当地的其他利益集团的人不仅不愿意资助公共财政，还希望政府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源泉。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理由——生活在10年战争期间受到很大影响。10年的破坏让每一个人都变得一无所有，包括中央财政。反对卡波迪斯特里斯的叛乱，从本质上看，就是抗税。
但是，那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马夫罗科扎托斯曾与希腊诸岛的中层阶级走得很近，现在却成为反对总督的政治派别领导人。卡波迪斯特里斯拒绝恢复他当选总督时依据的临时宪法，这对马夫罗科扎托斯来说太过分了。人们怀疑总督准备放手让俄国干涉，这更是火上浇油。当海德拉的海军上将米奥利斯公然挑战政府时，矛盾就变得一触即发了。米奥利斯上将的舰船被一支俄国舰队堵在波罗斯的海港内，他没有屈服让步，而是把希腊舰队的旗舰“希腊”号炸毁了。这艘旗舰是美国的亲希腊者募集巨资建造的。炸毁旗舰造成了浪费，真是荒唐无比。
到了夏末，两次造反都被平定了。但是，卡波迪斯特里斯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截至10月，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和他的两名亲属依然被政府作为人质拘押在纳夫普利奥。马夫罗米查尔斯是部族首领，也是马尼亚特人无可争议的领袖。看起来他并没有直接介入抗税的风波之中，他的弟弟康斯坦提诺斯和儿子乔治斯是否直接参与了抗税叛乱，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在监狱里，其他两人也处于松散的监押之中，只被允许在城墙内进行自由走动，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名武装人员看护着。
1831年10月9日周日，上午一大早，卡波迪斯特里斯正要进入位于纳夫普利奥城一条后街的圣斯拜里顿教堂，此时，康斯坦提诺斯和乔治斯正分别站在门的一边，拿着武器等着他。这两人是有人看管的，但是很显然，管理并不严格。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好像是经过舞台彩排似的。总督看见了他们两人，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几乎好像是自愿走向了死亡。他应声倒在地上。教堂门口的走道上有一个小洞，据说小洞是那枚射穿卡波迪斯特里斯的子弹留下来的，现在，游客可以顺着指示标记看到。其中一个刺客被当场处以死刑。由此可进一步证明，卡波迪斯特里斯尽管与政府其他领导人不和，但是依然深得市井大众的敬爱。另一个刺客也被抓住，经过审讯被处死了。
一个多世纪以后，诗人和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1944年这个希腊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上，将这些事件搬上了舞台，把卡波迪斯特里斯的死亡描写成因国家分裂而做出牺牲的、像耶稣基督受死那样的行为。那个时候，政治上被笼统地称为“自由的、进步的人的反应”，往往是过激的。在有些地方，行刺者被盛赞为古典希腊刺杀暴君的哈摩第欧斯和阿瑞斯托吉顿的衣钵传承者。科拉伊斯这位鸿儒是第一位阐发希腊作为现代国家的思想的人，他在著作中抱怨道：“那两个谋杀犯救了他，让他这个犯法者逃脱了违犯希腊法律的惩罚，这个惩罚比死刑还重——将他驱逐出希腊，使其颜面尽失，无地自容。”22
总督被刺杀的消息一旦传开，无政府状态就会再次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且更加猛烈。
此后一年多，独立的希腊的政治生活支离破碎。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领导人能够一家独大，这些党派或领导人也不允许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党派或领导人做大，成为政治的主导。希腊的政治就像是欧洲强国在对立的矛盾中疯狂涂抹的一幅漫画，只有最具远见的革命者才能成功地利用其错综复杂的矛盾。最后一次全国国民议会于1832年秋在屈辱中收场，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议会大厅……绑走了议长和几个副手，把他们当人质，以此让政府支付欠他们的军饷”。23这次厄运连连的会议在纳夫普利奥城边的一个荒凉小镇召开，这个小镇是卡波迪斯特里斯创建的，目的是收容在希腊其他地方因为战事而流离失所的逃难者。它的名字是“普罗诺亚”，意思是“上帝”。卡波迪斯特里斯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关于在8月那天出席议会会议的代表是否注意到某种反讽，这没有任何记载。
就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希腊革命在国内秩序的几近崩溃中结束了。这个时候，暴力不是发生在希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而是发生在希腊同胞之间和基督徒同胞之间。的确，暴力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但是，希腊依然有生命丧失，这带来更多民生问题。最后的敌视行动发生在距离首都纳夫普利奥不远的城镇阿尔戈斯，时间是1833年1月16日。几天后，希腊的新国王抵达，带着一支德国军队恢复了社会秩序。
1830年《伦敦议定书》签署以后，3个欧洲强国在落实约定方面需要一段时间。卡波迪斯特里斯被刺杀以前，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动乱不断，英国也出现政府更迭，因此它们的视线都从希腊移开了。但是，希腊这个国家的命运再一次在欧洲北部的都市里被决定。这至少说明，这样的安排是导致希腊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直到1832年年初，伦敦会议才再度召开，并同意将希腊的王位授予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还未成年的第二个儿子奥托。他们此前中意的人选是萨克森-科堡王子利奥波德，只是，利奥波德在深思熟虑后拒绝了这一好意，他后来成为比利时历史上的第一位国王。各方对奥托这位人选都表示满意，不过，他们又一次地没有征求希腊人的意见。这个时候，希腊已经没有具有威信的个人或团体能够代表国家了。奥托正像卡瓦菲斯的著名诗歌中的野蛮人一样，可以被看成“某种解决方案”。
1832年5月，欧洲列强在伦敦签署了新的议定书，修改了1830年确定的一些条款。奥托要在1835年达到法定成年人年龄后才能成为国王，在那以前，一位巴伐利亚摄政将代他行使权力。这个时候，希腊这个新国家的疆界要比一开始谋划的疆界大得多，但是仍然有3倍于生活在希腊境内的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被排除在新的希腊之外。希腊北部的边境是从东部的沃洛斯以南一直延续到西部的阿尔塔以南。伦敦会议还确定了哪些岛屿并入这个新的国家，主要有距离大陆最近的爱琴海诸岛以及远在北边的斯波拉泽斯群岛，但是积极参加希腊革命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克里特岛、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这些更大的岛屿都被排除在外。在希腊有语言记载的3500年历史上，希腊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欧洲地图上。
随着奥托乘着一艘英国战舰于1833年2月6日抵达纳夫普利奥，希腊作为一名新生儿，就降生了。新的希腊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像是一个计划外的婴儿，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父母是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不过，与任何人类新生儿一样，希腊也是一个新的孩子，它要成长，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不可预见的品格。
【注释】
[1]1英里≈1.6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