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和军人
在国外惨败的军队在1922年归国后就开始掌权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其在当年11月处死了那“六人”。1923年10月，忠于乔治二世的军官试图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虽然计划失败了，但是这为后来两次战争期间的多次军方干预开了先河。首先解决君主政治问题的是军人，而不是政客。总的来说，政客的知名度不如军人高。
传统上，军队一直坚定地忠于王室，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效忠于康斯坦丁。但是，在因不满而导致的1909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中，一小部分人想彻底废除君主政治。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裂痕被军官从1916年开始的一系列党派清洗和反清洗不成比例地放大了。对每一个在职的高级军官来说，至少还有一位曾被解职的同级别军官伺机再度上台。在两次战争期间，希腊实际上有两伙军方高级官员，但是岗位只够一伙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是政治忠诚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保住就业岗位（如果在职）或夺回就业岗位（如果在野）的问题。在随后的20年里，体现这个现实做法的是支持君主制还是支持共和制。政治领导人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发现自己被抵押给相互之间横眉冷对的军队对立派别。
1923年年底，希腊从名义上回归文官治理，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的状况。在一个典型的事与愿违的事件中，希腊在12月举行了小亚细亚大溃败以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但是选举受到了支持国王的、反对维尼泽洛斯的所有党派的抵制。1924年最初的几周时间里，维尼泽洛斯返回雅典，被选为总理。但他也没有能力管住军方，让军方不插手政治。3月召开的一次选民大会通过投票废除了君主政治体制。在制宪大会确认选举结果后，希腊在4月正式成为共和国。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君主政治是希腊政治生活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
1925年，塞奥佐罗斯·潘加卡斯将军解散制宪大会，很快就任命自己为总统，对此，好像没有人感到奇怪，更不用说振臂一呼抗议了。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潘加卡斯是1909年古蒂“革命”的发动者之一，那次革命把维尼泽洛斯送上了权力的宝座。潘加卡斯只当了一年多总统，就被他的对手赶下了台。这位对手也是一名将军，名叫乔治·孔季利斯，很快就迫于压力恢复了议会制度。1927年，希腊的主要党派试图用几个月的时间搁置争议，协作管理政府。但是，直到第二年年初，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合作。至此，政治舞台又留给了年迈的维尼泽洛斯，因为他才是唯一能够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领导人。
维尼泽洛斯多次声明，他已经退出政坛。但是在1927年4月，他从自我流放地回到了克里特老家。一年后，他宣布自己是新改组的朝气蓬勃的自由党的党魁。1928年8月19日，距离他的生日还有几天的时间，维尼泽洛斯领导的自由党以希腊选举历史上的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与其他小党派联合，在全部250个席位中获得了223个席位。待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塞奥托卡斯在小说中把维尼泽洛斯重返议会的场景放置在高潮部分：
（他）个子高挑，身材笔直，瘦削，结实，脸颊刮得锃亮并泛着健康的红润，朝四下里微笑致意，神秘的微笑中有慈父般的温和、女人般的优雅和高高在上的透视一切的能力；他专制又友善，平易近人，心胸开阔，待人亲切，意志坚定，对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应付自如；他是个铁汉，但有着不同寻常的柔情、良善、智慧和灵活性。这就是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他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充满着激情、力量、精神以及最为重要的艺术气质。12
对诸如塞奥托卡斯等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以及像他那样从新的土耳其迁徙到希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是一个令人狂欢的时刻，它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腊唯一稳定的、民选政府的开始。这个统一的机会能将那么长时间走不到一起的所有党派聚集起来。毫无疑问，维尼泽洛斯是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不要介意这儿的夸张），他获得了修复那道裂痕的授权。在那道裂痕形成的过程中，他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宣称，他要改变希腊的面貌，让这个国家“完全变个模样”。这就是被称为“维尼泽洛斯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开端。13塞奥托卡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似乎就要完全实现了。
这一切的开端非常好。几乎20年前，维尼泽洛斯第一次总理任上启动了不少项目，但是后来都停顿了，现在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让它们得以复苏和实施。土匪是希腊农村生活苦难的根源，巴伐利亚人在一个世纪前就想消灭他们，此刻终于把他们彻底剿灭了。现在依然使用的社会安全体系是在那时候建立的。新的农业银行的成立、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沼泽湿地的垦拓，都促进了主要靠土地生活的人口的繁荣和发展。
希腊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正如1923年与意大利、1925年与保加利亚发生的小摩擦所显示的，希腊新边界的安全还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证。从希腊在安纳托利亚被击败的那一刻起，维尼泽洛斯就接受了新希腊地缘政治的现实。他开始系统地与以前的对手和敌人建立区域性的联盟，一个接着一个地修复了与意大利、阿尔巴尼亚以及新成立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了边界。希腊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在上一任政府那里就已经变密切了。维尼泽洛斯还尽最大努力与保加利亚达成谅解。这些外交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现代共和国——希腊与土耳其在1930年10月底签署的影响深远的《友好、和解和司法解决条约》。这是促成1934年建立巴尔干联盟的条约，包括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地区性强国中，只有保加利亚还没有完全与希腊和解，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比以前好多了。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维尼泽洛斯就任总理不久就出访巴黎和伦敦，期待与从19世纪就延续下来的“保护国”重建友好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它们那么依赖。俄国已成为苏联，早就废除了沙皇时代签署的一切协议和条约。在与英国和法国的合作方面，对维尼泽洛斯来说，重要的不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保护，而是资本投入和贷款。在这些方面，他也取得了成功。他还效法英国，坚持实施金本位制，但这一决定很快被证明是造成他的国家和政府失败的原因。
失败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对外政策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希腊和土耳其在自己的国家和战场上杀戮对方的公民这一事件仅仅过去8年，维尼泽洛斯就和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达成了外交谅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为了说服议会和公众相信传统的敌人现在必须变成朋友，维尼泽洛斯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所有的论辩技巧都用上了。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必要的，所付出的代价是那些难民的巨大的、未实现的要求。实际上，谅解让那些在逃往希腊过程中失去一切的难民不得不放弃将来可能获得的赔偿。尽管谅解文件的措辞是两国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出两个国家并在另一个国家购置房产，但是其政治影响恰恰相反。希腊1/5的选民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在此以前，难民手中的选票几乎都投给了自由党或支持维尼泽洛斯的党派，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在选举投票上的损失要到两年后才能显现，到了那个时候，更大的灾难将为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带来很大的困扰。
维尼泽洛斯政府刚执政一年多，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国际银行和金融系统随之崩塌。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遭受大萧条的时候，希腊一开始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到了1931年9月，英国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急剧贬值。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和其经济状况马上遭遇难以忍受的压力。希腊在历史上第二次被迫违约，不能还债，最后宣布国家破产。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4月25日。政府虽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剧了经济危机。自由党内部的丑闻和分歧弱化了维尼泽洛斯的权威。他本人倒是没有卷入任何一件恶行之中。但是，维尼泽洛斯从来不向他手下的部长们咨询，也不向他们吐露自己的心事。由于缺乏信任，加上一定程度的自负，随着进入古稀之年，他渐渐发现自己被孤立了。
影响维尼泽洛斯选举的重要因素：一是在汇率方面，将本国货币德拉克马绑定英镑，以及金本位制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二是与土耳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掀起的余波。希腊的烟草种植主要集中在新土地上，那里一贯最支持自由党，而国际烟草贸易的溃败使自由党的处境雪上加霜。维尼泽洛斯意识到社会大潮逐渐离他而去，所以就在9月打响了选举战役，选票重新揭开了旧伤口。他认为，这次自由党必须在“从1915年就一直持续的内战”中获胜，要么通过协作的方式，要么通过一方胜利的方式。14从政治上看，希腊在1932年第二次破产后，修复源自一战的裂痕的机会已经消失了。双方的政客及其军方的支持者根本无意于减弱旧的分歧，也没有进行任何沟通，反而开始相互争斗，重新点燃将近20年前的仇恨。更为严重的是，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是一个年代的人，都是在那个两极时代成长起来的。当塞菲里斯和塞奥托卡斯与其同时代的年轻人推动希腊艺术转型的时候，政治阶层好像非常缺乏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思想。
选举结果是自由党和人民党的票数非常接近。人民党现在的党魁是帕纳伊斯·察尔扎里斯，他是“一位善意的地方律师，没有维尼泽洛斯的魅力、能量或远见”。15自由党4年前获得重大选举胜利所依据的全部优势，都随风消散了。一开始是察尔扎里斯，后来是维尼泽洛斯，他俩先后组建了政府，但都不稳定，而且在第一次信任投票中就没有过关。1933年又举行了一次选举，结果两边的票数完全相同，但这一次根据选举制度，人民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于是再一次，军队的将军们上场了。
在维尼泽洛斯执政的4年间，军方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一直是靠边站的。现在，他们回来了。选举第二天，武装部队中最狂热的自由党支持者之一发动了军事政变，试图改变选举结果。尼古劳斯·普拉斯蒂拉斯是有前科的，他是在1922年战争失败后夺取权力并创建“革命”政府的两名军官之一。与两次战争期间多起这样的事件一样，由于缺乏全面的支持，这次行动在几天后就无疾而终了。维尼泽洛斯依然很讲政治，自觉地与那些以他的名义行动的军官保持距离。
但是，政治正在无情地摆脱议会的控制，滑向暴力的深渊。那年6月，维尼泽洛斯和他的妻子差一点儿被刺杀：在从雅典到基菲西亚的路上，枪手追着他们的汽车开枪，子弹打在他们的车上。政府好像无动于衷，没有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所以被指责为“拖延怠政”。在其后的两年里，人民党执政，议会成员上演“金武行”。维尼泽洛斯只是作壁上观，任由事态发展，“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爆发，而且采取的是最残暴的内战的形式”。16
1935年3月1日，内乱爆发了。普拉斯蒂拉斯再度出山，这一次，他得到了维尼泽洛斯的全力支持。从谋划到实施，这场内乱都像是教科书上的案例，将军（或政客）毕其功于一役，发动最后一战。与1916年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次政变试图通过新土地来对抗旧希腊，同时在克里特、海上诸岛和马其顿等地举行起义。政变者好像不是要直接挑战政府，而是再一次将目标设定为分裂国家，在萨洛尼卡这个陪都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战斗在北方打起来了，过了几天，察尔扎里斯的政府瘫痪了。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叛乱的计划再周密些，领导再有力些，说不定就成功了”。17
但是，普拉斯蒂拉斯失败了。他和维尼泽洛斯都逃离了希腊。其间，他们都被缺席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维尼泽洛斯再也没有回来，一年后死在巴黎。不过，普拉斯蒂拉斯在希腊政治中还有自己的未来。3个低级别的叛乱者很不幸，被公开审判，并遭处决。其他人被当众羞辱。所有涉嫌的军方高级军官以及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人，都被清除。如果说维尼泽洛斯希望通过支持普拉斯蒂拉斯的行动从而像1916年那样重新掌控政权，那么其死敌则竭力进行报复从而像1922年那样夺回政权并处死那“六人”。
这些事件还未尘埃落定，一场民众都不怎么热心的选举就在戒严令中开始了。为了这场选举，戒严令只是在6月9日被临时解除。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的反应与人们在1916年受到威胁后的反应一样，那个经典的、自食其果的错误——对选举进行抵制再次出现了。这一次，他们的抵制没有任何作用。军方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根本无意于依靠任何政治党派，甚至不愿意依赖那个将他们从荒蛮战场上拉回来的党派。他们是被边缘化了十几年的人，只是在报复那些镇压未遂政变的人的新浪潮中，才被卷入了权力的顶端。结束维尼泽洛斯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共和国，将乔治二世从英国流放地请回来。没有人会认为，恢复君主政治能够修复政治裂痕或带来更稳定的政府治理。恰恰相反，在那些被憎恶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看来，那只不过是证明现在谁掌权而已。老的“分裂”又强势回归了。
首先遭难的是总理察尔扎里斯，这位人民党的党魁曾被无可争议地选举为政府的首脑。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武装部队的头脑们于1935年10月10日，在察尔扎里斯去雅典的路上，把他的汽车截住，并礼貌地请他辞职。后来，议会系统也沦陷，成为军队中同样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势的牺牲品，这种敌对态势已经酝酿发展20年了。
军方对民选总理的逮捕实际上是另一次政变。这次政变将乔治·孔季利斯将军送上了权力的宝座，他就是那个曾经推翻不受欢迎的潘加卡斯将军的人，并从那以后改变政治观点，成了一个保王主义者。在孔季利斯的第二次政变中，他的个人抱负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在军方保王派分子的支持下，他首先再次实行戒严令，并在这些条件下于11月3日围绕恢复君主政治进行了匆忙的全民公投。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有97.87%的选票赞成国王的回归。
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35年11月25日登陆法利罗。自从独立革命后，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延续了11年半。有一个经典的现代研究给这个共和国贴上了“夭折”的标签。因为它只是建立在政治权宜之计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军方支持，不过，参政的军官的职衔和政治分量都被20世纪最初10年的内乱不自然地夸大了。这个共和国的根基太浅，没有建立长久的体制。不管是总统，还是民选的下院，都没有吸引卓有声望的人，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要与共和国体制一起被废除。如果维尼泽洛斯自己竞选总统（有个时期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事情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往事如风，希腊共和国的覆亡只是更大的政治失败的一部分。两个政治派别都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向威权主义转型。到了1935年，两者之间确实有再次发生内战的危险。18
乔治二世与乔治一世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他的父亲康斯坦丁则有着更大的不同。乔治二世第一次登上王位是在1922年，当时康斯坦丁在安纳托利亚战败后被驱逐出希腊。乔治二世只当了18个月的国王，就面临了与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尽管他并没有被迫退位。这些经历让乔治二世心怀怨恨。他再次回到曾经被拒绝的国家后，总体上是不信任希腊人的，尤其是不信任希腊的政客们。据报道，他曾这样说：“希腊不能被看作一个西方国家。希腊人是东方人，他们向来将好心对待看作软弱可欺。”19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分别是丹麦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乔治一世曾经勤政爱民，希望成为臣民的领袖。他之后，康斯坦丁努力让自己变得比希腊人还像希腊人，赢得了率领的冲锋陷阵的将士的爱戴。乔治二世是被希腊民众认可的本国的第一个君王，他之前的奥托等国王，不管是在他们自己心中，还是在他们的臣民眼里，都是外来者。
乔治二世在英国流放的时候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英国王室成员。当然，他与英国王室也有亲戚关系。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他发现，向英国大臣锡德尼·沃特洛吐露心声要比向他的同胞更加容易，正如他的父亲和维尼泽洛斯在一战期间与他们的外交对手谈判那样。乔治二世的回归确保了希腊与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当然，前提是他稳坐在王位上。重返王位的国王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依赖好像在短期内为两个国家都带来了利益。但是，不管双方如何表达善意，这种亲密关系都会在下一个10年里对希腊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扭曲的影响。
国王一开始做得很好，解除了孔季利斯的职务，坚持举行了一个自由的、公平的议会选举，这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这次选举是在1936年1月举行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抵制，选举结果又是维尼泽洛斯派和人民党领导的反维尼泽洛斯派打了个平手。议会制政府恢复了，但是僵局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这次有不同的理由。这次的不同在于，权力的制衡掌握在一个此前一直在希腊政治中发挥微小作用的政党的手里。希腊共产党从此进入了希腊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