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而生（1821—1833）

毋庸讳言，那就是一场大屠杀。

就革命的计划性而言，几乎从一开始，事情就摆脱了计划者的控制。从任何角度来看，计划的制订都非常仓促。这不是一场有领导人率领、有目标引领的革命。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甚至不是一国之内有着明显不同的派别之间的战争。希腊之外的历史学家通常将它称为“独立战争”。其实，它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在希腊传统上，它被看作“革命”，或者更经常地只是以年份命名，在所有后来的希腊历史上被写成“1821”。

杀戮一旦开始，就变得疯狂起来，显示了集体的愤怒和恐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各方（有很多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参与方）都毫无例外地诉诸可以想象的最极端的暴力。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外交延续”，这是通往野蛮的堕落。启蒙运动所捍卫的理性、自由的价值观往往受到推崇，但这场革命波及的所有地区，几乎没有重视这些价值观的迹象。希腊革命的故事不是一个理性行动和反应的故事。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真实的婴儿降生，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个灾难。

这场暴力的受害者多半是平民以及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人。除非外国人提出要求，否则交战双方通常不会放行局外人员，而且一如既往地杀害俘虏和人质，不管年龄，不分性别。一场小型战斗后，双方都会把各自击毙的人员的头割下来，堆放在一起，作为战利品。所有行凶者，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刽子手，还是处死穆斯林俘虏的基督教暴徒，都怀着同样的强制性心理——要让最后的惩罚方式多样化，他们使用了毫无必要的羞辱形式，有时候还让被处死之人的痛苦更加骇异、更加持久。据推算，截至1828年，希腊的平民人口数量比敌对行动爆发以前减少了20%。庄稼、牲畜、磨坊和住房是农业生活的必需品，其被破坏的程度比人口的减少幅度大得多，例如，牲畜数量锐减了90%。1革命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地区不再有穆斯林。宣礼塔被拆毁，清真寺被改成仓库、市议会厅或者（很久以后）电影院。这些建筑物与周围建筑物的朝向不同，今天，它们朝向麦加，这常常提示人们它们最初的意义。在19世纪20年代争取希腊独立的那些地区，我们很难再找到刻着古老奥斯曼文字的纪念碑或石碑，也难以找到奥斯曼时期的墓碑或建筑。

在第一批研究这段冲突的希腊历史学家中，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冲突结束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证实了他的同胞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的原因。他说：“希腊人的不端行为，是奥斯曼土耳其教育的结果，是由奴隶制度引起的。”2那个时候，外国观察家则持怀疑态度。最近发现的非希腊人的记述显示，冲突双方采用的极端暴力不相上下。在地方层面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暴力形式都难分伯仲。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建立的报复模式，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它本想要控制的威胁。在1821年4月和5月的几个星期里，一个多世纪的成就被损毁殆尽，法纳尔阶层被彻底消灭。那个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执行的所有死刑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处死年迈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4月22日复活节那天，他在自己教堂的大门上被绞死。在那几周的时间里，有100多位著名的法纳尔在君士坦丁堡被当众砍头。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可能是恐慌的信号。尽管那些措施对希腊族很残忍，但它们也损害了奥斯曼人自己的利益。几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发现，有些过去由法纳尔担任的最高职务，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了。同样的自我伤害行为一年后再度发生。那个时候，希俄斯岛种植乳香的村庄惨遭洗劫，这被当作对另一个岛上的希腊人叛乱的惩罚。1822年4—6月，对希俄斯岛的大屠杀因奥斯曼帝国体制内的另一种报复形式（奴隶制度）而变得复杂起来。希俄斯岛上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1822年的夏季与秋季被驱赶到黎凡特奴隶市场。这些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两年后，欧仁·德拉克洛瓦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希奥岛的屠杀》，它让世人永远记住了奥斯曼人的残暴。但是，君士坦丁堡高层社会的贵妇人已经习惯于咀嚼只在希俄斯岛集中种植的乳香，那里的乳香还有药用价值。现在，由于奥斯曼人的报复，她们再也品尝不到那些乳香了。

与此相对照，希腊没有与奥斯曼帝国相匹配的国家权力，所以不能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实施惩罚行动或报复行为。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在当地行使权力的地方领导人，通常都不能下达命令实施暴行。根据1822年的《临时宪法》，奴隶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希腊之所以发生那么多的暴行，是因为希腊领导权的缺失。一般认为，乔治·芬利是在研究希腊革命方面最有见识，也是至今最有威信的历史学家，他对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这么强大的军阀不能阻止那些暴行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些领导人并不懦弱。他们了解所统率的士兵。作为领导人，他们知道士兵信赖他们的基础，并知道那个基础是多么脆弱。1821年10月和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特里波利斯与雅典分别向希腊革命者投降，签订了投降条约。但是，投降条约被撕毁，大批投降人员被杀，这对欧洲人造成的震撼一点儿都不亚于奥斯曼人在希俄斯岛上犯下的暴行。但是，人们一定会疑惑，不管希腊领导人多么才华横溢，如何风度翩翩，他们是否能够控制住那些情况下喷涌出的大规模杀戮之欲，同时又无损于自身权威？

芬利相信“希腊革命真正的光荣存在于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从不懈怠的坚持之中”。3他亲自参与了这场革命，到他写作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已经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大半辈子。从那以后，他的历史观点就一直占据主流位置。但是，秉承“我要小心谨慎”座右铭、为人为学都审慎的斯考特，在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浪漫化的手法。冷酷的真相一定是，芬利笔下的英雄（“人民大众”）在极端的情况下受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的驱使，使自己沦落为疯狂暴力的受害者。这种病态式的暴力既感染了基督徒，又感染了穆斯林。正是在这种恐怖、相互仇恨和嗜血的狂暴中，希腊这个民族国家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