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政府
维尼泽洛斯从克里特经过海上诸岛，来到萨洛尼卡。这座希腊规模第二、新获得的城市马上要成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在其后的8个月里，希腊将有两个政府，一个在雅典，一个在萨洛尼卡。这是1823年和1824年的历史重演，与那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每个政府都指控对方非法。位于萨洛尼卡的临时政府在11月向同盟国宣战，而在雅典的“官方”政府则依然保持中立。1916年12月，临时政府在萨洛尼卡宣布，国王被废黜了；而在国王统治的雅典以及“雅典和全希腊教会”教区，维尼泽洛斯则被视为十恶不赦之人，被教会驱逐，其肖像被虔诚的公民在祈祷仪式上扔的数千个石头埋了起来。
与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个政府的军队与另一个政府的军队针锋相对。11月初，在旧希腊边界附近，马其顿的卡泰里尼在经历了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后被国防军占领。后来，法国在旧的边界上建立非军事区进行干预，当地才没有发生更多此类的行动。到了12月初，内战蔓延到雅典的街头。因为当时希腊使用的日历比西历晚13天，所以从那以后，这个冲突在希腊就被称为“十一月事件”。康斯坦丁的政府被停泊在法利罗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战舰围困。将希腊军队遣散已经不能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了。希腊没有加入维尼泽洛斯和萨洛尼卡临时政府的那部分机构，仅仅按照其一直宣称的那样保持中立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进行中立化。
12月1日，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向雅典的希腊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其交出军工厂和重武器及弹药。那天发生的事和28年后几乎同一天在雅典市中心的另一场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后一个冲突标志着希腊内战中最后的、最剧烈的冲突阶段的开始。1916年12月1日星期五，3000名盟国士兵（多数是法国人）在登陆希腊后抢占了双方争夺的军火库和军需用品。他们发现被解散的希腊军队在等着他们。当天上午11点左右，第一枪打响了。盟国士兵和希腊军人之间的战斗在雅典几个地方爆发。外国人被击退，盟国舰船上发射出的炮弹在市中心爆炸。
康斯坦丁最多是赢得了一场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经过调和，盟军的部队撤回到舰船上，当时只归还了一部分抢到的武器装备。但是，星期五那天的事件变成了全城对被怀疑为维尼泽洛斯支持者的人进行打、砸、抢的信号。在大不列颠酒店里，枪声四起。雅典市长、备受尊敬的希腊埃及裔棉花百万富翁、慈善家艾玛纽埃尔·本纳基，被暴怒的民众从家里拖走。他的女儿是小说家佩内洛普·德尔塔（《在保加利亚人屠夫的时代》的作者），她笃信，正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那样，那些暴徒把她的父亲带到伊利索斯河，将他私自处死了。第二天，她去市监狱寻找，“不知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是否还活着”。后来，她的父亲毫发无损地被放了回来。8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被控为叛国罪。其他人被谋杀或被殴打，其财产被抢掠。两年后，巴黎出版的一份官方报告称，在那两天的暴力冲突中死亡的有35人，将近1000人被监禁。支持维尼泽洛斯的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办公场所被捣毁，其编辑被拘押。那些暴徒和在乡军人对入侵首都的“保护强国”无可奈何，就拿自己的同胞泄愤报复。尽管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但是据说，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一直计划发动一次起义，从而配合可恶的外国人的登陆入侵。
在乡军人在那两天时间里的行动以及后来几个月里的更差的表现，被100年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描述为“原法西斯主义行为”和“大屠杀”。9在乡军人的袭击目标是逃难者，不少是一贫如洗的难民，他们从安纳托利亚逃出来，躲避那里的迫害，到自由的希腊寻求安全，却被视为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希腊新土地，他们期待维尼泽洛斯能解放他们的家乡，而这被认为是支持维尼泽洛斯政策的表现，所以被看作最大的错误。在反维尼泽洛斯的阵营里，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来自希腊旧国境线以外的人，称他们为“陌生人、外来者、逃难者、克里特人”，认为他们是“花钱买到的贱民”，是“恶棍坏蛋”。10“伟大理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就这样结束了。
暴行并不总是发生在一方。维尼泽洛斯的临时政府在其控制的地区颁布了戒严令，任何抵抗都会被无情镇压，最严重的镇压发生在萨洛尼卡附近的哈尔基迪基半岛以及拿索斯的阿皮兰索斯村，那里的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于难。甚至维尼泽洛斯的老家克里特岛以及萨摩斯岛，也发生了骚乱。
“十一月事件”及其后果对希腊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无法弥补的影响。在此之前，欧洲强国一直不愿意正式承认萨洛尼卡的希腊临时政府，现在，它们正式承认了。同时，它们还对旧希腊实施严密的封锁。在遭受羞辱之外，雪上加霜的是希腊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有报道称，军需用品被绝望的公民哄抢一空。除了保留他们赖以存在的保持中立的遮羞布之外，国王的政府几乎再无任何作为，好像只是寄希望于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以推翻位于萨洛尼卡的临时政府。如果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获胜，国王的政府就将马其顿的大部分国土送给保加利亚。此时，古老的战术又复活了。非正规的志愿者战士穿过边界，扰乱敌人，但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只不过这次的“边界”是旧希腊和新土地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前用来为王国开疆扩土的办法，现在则用来对抗位于北部的对立的希腊政府。
1917年5月，临时政府组建的希腊军队第一次在马其顿防线采取行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部队的人数增长到6万。就希腊的国内事务而言，协约国认为可任意摆布这个分裂的国家，它们又一次在伦敦做出了关键的决策。那是在5月底，它们在伦敦召开会议，认为必须废黜康斯坦丁，且在必要时会采取武力。这个要求依然是以“保护国”的名义发出的。国王和他的直系亲属在6月15日离开希腊。他并没有正式逊位，经协约国同意，他的王位由他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继承。
维尼泽洛斯返回雅典担任统一后的希腊的领导人的道路，现在被打通了。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经过将近3年痛苦的分裂，希腊与协约国达成了和平协议，首次正式参战。所以，“政治大分裂”应该结束了。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1917年6月底，维尼泽洛斯在雅典市中心的自由广场向公众发表演讲，现场听众人数比他1910年第一次上任时欢迎他的人少多了，人们也忧郁多了。在他讲话的时候，法国军人全副武装地占领了城市里每一个房顶和每一个战略要点。很多法国军人来自非洲殖民地，这一点尤其让希腊当地人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用今天的话说，那里的种族歧视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严重）。维尼泽洛斯是以“国家”的名义执政，那么主人是谁？即便维尼泽洛斯是滔滔辩才，也难以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被“保护国”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上的。当然，19世纪20年代以来，希腊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正是那些对此颇有怨言的人愤怒的原因。
在讲话中，维尼泽洛斯期待希腊人民的“精神统一”。他宣布，除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会被报复。但是，情况远不是如此。没人相信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议会被解散了，但是，对一个刚刚全面动员参战的国家而言，现在又不可能举行大选。比自由党抵制的1915年12月那次选举早两年的选举重新回来了，因而赢得了“拉撒路[1]议会”的绰号。在这个人为恢复的议会中，维尼泽洛斯于1917年8月获得了信任投票。
前政府的领导人和支持者被连锅端掉，被流放到科西嘉岛，法国人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虽然维尼泽洛斯在早先的讲话中对级别较低的人有过承诺，但他们一样被清洗了，被赶出了军队、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甚至教会。曾经宣布维尼泽洛斯为“十恶不赦之徒”的大主教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克里特人，他是维尼泽洛斯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1917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18年的第一个月，当协约国正在准备应对同盟国对马其顿防线的下一次进攻时，希腊比以前分裂得更严重了。1918年5月，3个希腊师在斯克拉迪莱根，也就是希腊与北马其顿共和国现在边界线以内的地方，与协约国的盟友一起战胜了保加利亚的军队。这3个师都是在希腊的新土地上招募的。那年的早些时候，旧希腊的军队整建制地发生哗变，遭到严厉惩戒。在这些处罚活动中，克里特军警的作用非常明显。他们来自大山深处，作风强悍，让其他希腊人深感恐惧，他们疯狂效忠于他们的同胞维尼泽洛斯。尽管表面上，统一的希腊在一战中为协约国盟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的内部依然秘密进行着一场残暴的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其顿防线在1918年9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希腊军队在协约国投入马其顿防线的军事力量中占1/3。在保加利亚人提出单独议和的那一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从柏林发来消息，战争打输了。这场战争首先是在东方结束的。10月30日，在利姆诺斯岛穆兹罗斯的英国海军基地，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最后的停火协议是关于西线战场的，在11月11日签署。第二天，得胜的协约国的部队进驻君士坦丁堡。由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再参战，所以也就没有人谈论什么“沙皇格勒”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联合组建的军管机构负责管理君士坦丁堡，管理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希腊军队也得到允许，发挥了一点儿作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族居民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无畏战舰“阿维罗夫”号，这艘战舰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就获得了荣誉。
这个时候，维尼泽洛斯已经到了伦敦。早在停战前，他就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交了他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详细建议。根据他1912年与还是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交流的内容，维尼泽洛斯建议以3种方式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区安纳托利亚，其中，整个西部地区（与爱琴海接壤的地区）划归希腊。虽然贡献微薄，但是他的国家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维尼泽洛斯早早地提出要求，希望在胜利的大餐中分得一杯羹。
和平会议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持续了整整一年，其影响是改变了欧洲和中东的版图，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时候依然在演进的民族国家替代了历史悠久的帝国。这次会议最为人所知的成果是《凡尔赛和约》。这份和约的编制速度比较快，到6月就完成了，而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磋商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其间，维尼泽洛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希腊以外的他擅长的谈判桌上度过的。英国年轻的外交人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对他非常钦佩，并不吝赞誉：“他和列宁是欧洲仅有的两位真正伟大的人物。”每当听维尼泽洛斯发言，尼科尔森就深深折服于其“混合着优雅、匪气、政治、爱国、勇气和文学等多种特质的魅力，最重要的是，维尼泽洛斯是高大威猛的、健硕的、微笑的汉子，两只眼睛在镜框后面熠熠发光，头上戴着一顶方形黑丝无边便帽”。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对于维尼泽洛斯“滔滔不绝”的雄辩也有深刻的印象。11
通过坚韧和巧妙的政治手腕，维尼泽洛斯在领土上和声望上为希腊赢得了巨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在1919年5月获准占有士麦那和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埃登行政区；第二个收获是根据一年多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获得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一片面积更大的土地以及不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色雷斯大部分地区。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两个很明显的收获对于希腊是灾难性的，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预见。这两个收获不仅是参战并获胜的结果，还是在对立的、更强的国家之间锲而不舍地寻求结盟、利用矛盾的结果。实际上，希腊之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取得显著的成绩，也是因为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1920年8月12日，《色佛尔条约》签署刚刚两天，维尼泽洛斯就离开巴黎了，因为他在那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希腊对士麦那的行政管理刚刚过了一年的时间。希腊在英国印刷了10000张写着“伟大希腊”的彩色地图，这些地图不久后还要印制在明信片上。地图上的橙色部分是希腊的领土，几乎完全包围了爱琴海。地图上，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块空白地带是国际管理区。根据《色佛尔条约》，地图上的安纳托利亚的西南角和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一块空白地带，将划归意大利。地图还对希腊进行了拟人化，希腊好像是一位长发少女，一只手举着一面巨大的希腊国旗，另一只手拿着一张布告，布告上面写着：“希腊注定要活下去，应该活下去”。地图的左上角有维尼泽洛斯的头像，他留着络腮胡子，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透镜。这是新的希腊，“涵盖两大洲、五大洋”，维尼泽洛斯和他的支持者总喜欢如此描述。除了色雷斯的一部分地区，《色佛尔条约》定义的新希腊的所有地盘都已经有希腊的驻军。色雷斯很快也会有希腊驻军。
希腊已经实现了现代建立国家以来一直渴望实现的主要目标——不断地开疆扩土，将所有的希腊族的人都纳入进来。维尼泽洛斯非常自信，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希腊国境线以外的希腊族的人，他要么通过同样的外交手段扩大边界，要么吸引那些国境线外的希腊人回到家园，比如，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奥斯曼帝国残余的地盘，而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徒进入希腊控制的地区。
1920年8月的那个晚上，当维尼泽洛斯在巴黎里昂站候车的时候，“伟大理想”完结了。那一刻，两个持枪男子跑过去，开了枪。经查明，开枪人是希腊前军官，在最近的整肃中被革除了职务。希腊的内乱战火已经烧到了文明世界的首都巴黎。从那时起，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和平的幻想开始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