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考验
1839年的《伦敦议定书》向希腊国家承诺“完全的独立”。前10年里，在巴伐利亚人的托管之下，希腊并没有体会到完全的独立。随着1843年的暴动，巴伐利亚人的影响结束了。除了国王本人，他的亲属和几个亲近的随从以及其他的巴伐利亚人都被遣送回国了。但是，如果“保姆”被解雇了，为人“父母”的欧洲强国就应该比以前“照料”得更多。19世纪40年代初的事件对奥托和他的大臣来说，应该是一个警醒，因为后面还有更严重的事件等着他们。
伟大理想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还没来得及检验，奥托的国家主义就与另一个著名的、更加有权势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个人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是“炮舰外交”的发明者，是英国公民在全世界的权利和自由的坚定实施者。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人，希腊这个小王国根本不是其对手。奥托和英国驻希腊的大使相互憎恶。在希腊的英国人，包括大使自己，一直受到冷漠、傲慢的对待。到了1850年，英国人的几次抱怨终于引起了其国内的注意，得到了外交部的重视。在向国内抱怨的人中，有一位是历史学家乔治·芬利，他的一些土地被政府征用，用于建设新的王室花园（现在是国家花园），但政府不给予任何补偿。这个花园就在王宫的旁边。
最终激发英国政府采取行动的事件是，在1847年复活节庆典期间，一个犹太商人的家遭到焚掠。唐·帕西菲科在直布罗陀出生，所以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他在自己的家被焚以后要求希腊政府赔偿，但是两年多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帕麦斯顿命令英国皇家海军采取行动。1850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将比雷埃夫斯港口封锁。希腊船长拒绝封锁，所以几艘希腊商船被英国用武力扣押。这一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在法国的斡旋下才得以解决。
唐·帕西菲科事件后来人尽皆知，这是希腊王国遭受的最痛彻心扉的耻辱。奥托和他的大臣再一次希望利用欧洲强国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好处。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新情况，因为有一个欧洲强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一事件开了一个丑陋的先例。更难看的是，焚掠帕西菲科家的事件让希腊隐藏的反犹太主义露出水面，从而揭穿了人们通常听到的希腊没有反犹太主义传统的谎言。对此，英国也是有反响的。应议会的要求，帕麦斯顿为自己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最全面的雄辩。不过在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刊载的一幅漫画把希腊描述成失败者，上面写着“你怎么不攻打与你规模相当的国家呢？”17唐·帕西菲科事件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可能正因如此，希腊才相对轻易地过关，同时也因国家小而免于命运变得更坏的惩罚。
3年后，当黎凡特爆发新的国际危机时，这个事件依然让希腊人觉得恍如昨日。新的危机起源于俄国和法国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监护权而起的争议。由于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充当裁决人。苏丹站到法国那一边，就相当于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让俄国和奥斯曼这两个多年的宿敌再次进入战争，并于1853年10月宣战。对奥托和希腊政府的很多人以及新闻媒体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在上一次这两个帝国打仗的时候，希腊就从战后的和平条款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那是1829年。现在希腊独立了，支持俄国抗击共同的敌人，对希腊来说是更加自然的事。如果这回把宝押对了，那么希腊一定会再一次获得回报。
到了1853年年底，希腊的非正规部队跨越了边界以北的奥斯曼人控制的地盘。19世纪40年代初发生的危机又重演了，北面的伊庇鲁斯和南面的克里特都发生叛乱，而且都得到了希腊政府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希腊无法得到其他两个欧洲强国的支持。法国这个时候正在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忙于建立“第二帝国”。在英国，掌权的依然是帕麦斯顿的辉格党。英国和法国共同决定，俄国不能肢解奥斯曼帝国，同时，这个帝国第一次被戴上了“欧洲病夫”的帽子。早在19世纪20年代，马夫罗科扎托斯就竭力说服英国外交大臣相信，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希腊如果站在逐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拥有扩张雄心的俄国之间，就会成为解决“东方问题”最好的方案。1829年，威灵顿公爵曾经差一点儿就让这个方案成为现实。但是，时移世易，时势异也。解决“东方问题”的好方案再一次变成以前采取的措施，那就是让那个“病人”活着。因为那是保持欧洲和平的唯一办法，即便这会使另一个欧洲强国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英国和法国在1854年的春天参战，站在奥斯曼人的一边，很快就派兵登陆克里米亚半岛。这是多数战役爆发的地方。在希腊，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要求奥托宣布中立，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撤回所有的非正规武装。遭到奥托拒绝后，英法向比雷埃夫斯港派遣联合海军舰队，去保护奥斯曼人的侧翼。希腊的这个主要港口又一次被封锁了，而且这一次还被占领了。奥托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他的军队。后来，收拾残局的活儿落到倒霉的马夫罗科扎托斯身上，他是当时最温和的、最具外交智慧的政治领导人，组建了政府，推行了引发众怒的中立政策。
这一次，希腊没有一点儿颜面可以挽回。雪上加霜的是，英法还以1832年条约的条款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明其正当性，这就赋予了它们以武力强行要求希腊每年归还所贷款项60000法郎本息的权力。1843年，欧洲强国曾威胁要冻结希腊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一直都没有执行。现在，这些强国根据法律条款，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种威胁，那就是入侵行为。希腊王国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在英法两个强国眼里，希腊就是一个还未长大却要求自主的孩子。这两个大人派兵的做法似乎是捏着闹事的年轻人的鼻子说：“翅膀还没长硬，你怎么能乱飞呢？国家都还没有实现收支平衡，怎么能养得起军队去开疆拓土呢？”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在双方的筋疲力尽中结束了，俄国惜败。《巴黎条约》再次确认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对希腊人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伟大理想的实现似乎不可能了。英法联军继续封锁希腊，在占领比雷埃夫斯港之后，封锁又持续了一整年的时间，直到“控制委员会”能够监管希腊债务的最近偿还安排，英法联军才解除封锁。这之后，奥托在民众眼里的威望惨不忍睹，掉到了冰谷里。
这不是奥托的错。夹在群情激奋的国内舆论和两大欧洲强国“不可抗力”的国际势力之间，不论谁领导希腊政府，都很难有所作为。不过，英法这两大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政策也经不起历史的评价。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
奥托在1836年回德国的旅程中迎娶了来自奥登堡的阿马利娅。20年后，这对夫妻仍然没有生养一男半女，因此从嫡系上看，奥托一世不会有直接的继承人。此外，奥托是天主教徒，他的王后是路德教徒，两个人都更适应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和服饰，但他们都不愿意皈依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会名义上的首脑属于对立的、传统上不被信任的基督教分支，这个事实一直是很多地方还有不满情绪的根源。这一点让那些亲俄国的“纳皮斯特”尤其感到愤怒，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以后的时间里，他们是最为痛苦和焦虑的人。
到了1859年，欧洲协调机制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很快就被证明是致命的。南欧的一个小王国要挑战欧洲强国，且看起来大有占上风的势头。撒丁岛王国和皮埃蒙特王国成为长期酝酿的“意大利统一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的先锋。这次运动的名字是“Risorgimento”，意思是“复兴”。只是，这里要复兴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古代文明——罗马帝国。作为这次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朱塞佩·马志尼年轻的时候在希腊求学，对希腊的“复兴”充满仰慕。在革命早期的关键阶段，意大利得到了法国的帮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与撒丁岛王国精明地结成了联盟。1861年，意大利王国在皮埃蒙特王国的首都都灵宣布成立。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案。意大利王国希望罗马成为首都，不过这要在10年后，待意大利彻底统一的时候，罗马成为首都的愿望才能实现。对任何一位能够读报纸的希腊人而言，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是相似的，意大利的统一历程让他们的眼睛熠熠发光。截至1861年，意大利人已经站到了希腊人1833年站到的那个位置。新的意大利王国正像希腊王国一样，也把视角投向了那个古代的帝国之都，希望它成为自己未来的首都，毕竟，在过去的1000年里，君士坦丁堡不是一直被称为“新罗马”吗？这好像没有被阻止，那么为什么希腊不能这样做呢？
对奥托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他的王位。虽然希腊人弱小贫困，但能帮助意大利的人也不多，只有一些个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就像意大利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一样。但是奥托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奥地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意大利赢得了统一复兴的斗争，那么这对奥地利的统治是不利的，因为奥地利从1815年就管辖着意大利北部大片的土地。当关键的站队时刻到来的时候，希腊政府站到了奥地利的一边，本来它可以一劳永逸地宣布自己的革命理念以及与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共同拥有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两大“统一”运动风起云涌，标志着多民族帝国的老欧洲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1918年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大陆转折。奥托本可以率领希腊人民在这一伟大的社会进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样的话，他的前途就会变得明亮起来。毕竟，希腊人是先行者。不过，在希腊这个多灾多难的小王国所犯的错误中，这个错误也许是最大的。
世事如昨，总是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即便宪法已于1844年生效，奥托也依然没有失去对独裁政府的兴趣。1859年的议会选举受到了很多干预和恐吓。那年夏天，雅典大学的学生中形成了骚动，这标志着一种力量开始进入政治。以后的每一代希腊政治家都不得不应对这种力量。1861年的前几个月，由于拒绝接受最温和的改革，奥托几乎遭到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反对。2月，有位心怀不满的、支持“伟大理想”的狂热大学生，差点儿成功刺杀阿马利娅王后。
1862年年初，纳夫普利奥的卫戍部队爆发骚乱，政治气候不断恶化。到了秋天，国王和王后乘坐游艇，泛舟伯罗奔尼撒海岸，其目的是亲近他们的人民，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当他们乘船向民众示好的时候，有几个省的军人进行反叛。10月22日，致命的一击发生了。就像1843年的叛乱一样，这次反抗巴伐利亚人统治的依然是国家军队，是被巴伐利亚人招募和严格训练的士兵。只是这次，领导造反的不是将军，而是中层的指挥官。第二天，新的“革命政府”在雅典宣布成立。当国王和他的王后乘船返回比雷埃夫斯的时候，他们的船被一艘英国战舰礼貌地拦住了。欧洲3个强国都不支持奥托继续担任国王。就这样，奥托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目送下黯然离开了希腊。
就像奥托的英国死敌帕麦斯顿说得那样，希腊“长大了”。18
帕麦斯顿的断言可能为时尚早。但是，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奥托到底有哪些成就？不论持何种态度，各类证据都相互交叉着，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很多项目在奥托扩张的时代依然在进行。很多中央政治和行政机构还不完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需要进一步强化。但是，从政治上看，奥托就像他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是一个落伍的人。希腊的情况是小国寡民，主权不完全独立。几百年来，在这样的王国中担任具有启蒙思想的专制统治者，曾是德国的君主们所熟悉和适应的，但是到了1833年，这种情况就遇到压力了。30年以后，那些小国君主被集中到一个新的“王国”中，只是这个王国只有名，没有实。在希腊，1822年第一个临时宪法标明的进步政治，在1828年卡波迪斯特里斯上台后就被压制，一直持续到现在。改变这种情况，是下一个王朝非常重要的任务。
希腊的变革是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至少对在雅典和其他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散居在山谷和岛屿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好像没有改变多少。很显然，除了精英阶层能推动变革，其他人都是随波逐流。
19世纪60年代初，精英阶层中的顽强固执的乐观主义和一种神秘的期待更好未来的希望携手并进。“伟大理想”正好为这些希望提供了一个聚焦点。但是，与这些希望并存的，还有公众幻灭、嘲讽以及自怨自艾的暗流。在奥托统治的最后几个月，报纸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的氛围：
希腊曾经是欧洲世界梦寐以求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统一的中心，但是如今的它如此狼狈，被欧洲世界看作一个负担，以及一个实现东方未来的障碍。
这份报纸甚至还指出，希腊“在奔向文明的进程中”，竟然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很多好的东西”。这种阴郁并不是过眼云烟，未能随风散去。整整10年后，在对另一个“危机”的评价中，这种阴郁的氛围再度升起，依然在希腊的上空飘浮：“希腊自从解放后一事无成。”19
这种心灵追寻的内在原因之一，并非源自那些谴责或谩骂，而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希腊王国只是在蹒跚学步，它的老对手奥斯曼帝国却并没有停滞不前。1839—1856年，奥斯曼帝国推动了被统称为“重组”的系列改革，以确保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这个“欧洲病夫”以自己的方式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些改革对奥斯曼帝国中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王国的影响或以“伟大理想”的名义所说或所做的，这些教徒人数3倍于希腊人口。法纳尔阶层在1821年爆发的报复行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们就像其先辈一样，再次受到社会的青睐。东正教徒又一次在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统治下的具有改良主义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中占据了很高的职位。
乔治·芬利在奥托国王被驱逐后不久提出，奥托统治下的希腊最大的失败是，其在革命之后“没有建立起一个人口增长、领土扩张的民族国家……没有形成数百万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之中的希腊人在定居希腊后能享受自由的洪流”。20与此相反，希腊王国的公民却常常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萨洛尼卡等日益现代化的、发展繁荣的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讨生活。直到19世纪70年代，包括雅典和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在内的大都市才开始有了能与其他地方相媲美的发展。
1862年10月，希腊再一次群龙无首。与卡波迪斯特里斯被刺杀以后发生的情况一样，社会秩序的溃败好像一触即发。由于新的历史叙事及伟大理想的普及，希腊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很快稳定了局面。但是，它的未来如何？在“通向现代化”（变得更像西欧那样）的比赛中，谁也说不准哪一方会率先抵达——是老态龙钟的“欧洲病夫”，还是新的“东方模范王国”？因为希腊就要有一个新的国王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