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裂（1913—1923）

随后不久的全球冲突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此映衬下，1912年和1913年两场巴尔干战争期间交战各方的生命损失并不明显。但是，这两场战争对该地区的平民百姓产生了更加致命、更加长久的影响，甚至对战争以外的地区也产生了影响。数以万计的穆斯林被迫离开欧洲。大批基督徒也无奈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说的语言不对，因为他们在教堂里使用的祈祷仪式不对。很多人再也回不到生养他们的故土了。

穆斯林逃难者开始涌入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给公共秩序带来了威胁。他们继续迁徙，很多人最终定居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乡村，那里正好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人数最多的地区。在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安纳托利亚所有的爱琴海岸，从巴尔干半岛逃难而来的穆斯林逐渐把怨气撒到希腊族居民身上，他们因曾经遭受的损失而向希腊族居民进行报复，这种报复常常得到当地奥斯曼当权者的默许和纵容。随着希腊的城镇和村庄被摧毁，新的移民浪潮开始了。1914年上半年，几千名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族居民放弃了他们的家园，去希腊寻求避难。

当然，不是所有东南欧的穆斯林都能够逃离，或愿意逃离。《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的时候，希腊已经接纳了大约35万名穆斯林。1912年以前，希腊唯一的比较重要的穆斯林居住区集中在色萨利，建立于1881年。现在，希腊的穆斯林差不多占到新增人口的10%。突然发现自己所在的国家不是自己所选择的、不是自己发自内心所效忠的人，不只有穆斯林。希腊很多基督徒说的是斯拉夫语，如果他们不移民到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不同的国度，在那个社会成为少数族裔。这种社会身份会为以后埋下隐患。还有一些人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语或瓦拉几亚语，而不是希腊语。在萨洛尼卡的一个60000多人的犹太社区中，大部分人说的是一种西班牙方言——拉地诺语或犹太西班牙语。这些新的公民如何被同化为希腊人呢？

几乎是同时，人们开始谈论“古希腊”，从而区分1912年以前的国家疆域以及从那以后进入希腊版图的“新土地”。在某些背景下，这些术语仍然存在。一旦胜利带来的欢欣鼓舞开始消散，被派到新土地上的为当地公众服务的官员和士兵有时会对他们新的同胞显露出令人震惊的殖民主义心态。1913年5月，一位有雅典上层社会背景的高级军官在萨洛尼卡给家人写信，信上说：“在这个城市中，9/10的人是犹太人，人们怎么会喜欢它呢？它没有希腊的东西，也没有欧洲的东西，什么都没有。”1

同时，200多万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依然生活在希腊的边疆之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等国，都有希腊人居住的社区，这些人发现自己因属于少数民族而处于危险境地。但是截至当时，数量最大的希腊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中。在那里，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态度更严厉了，它在1913年年底与保加利亚单独签署条约，确定了交换少数族裔人口的原则。迫于形势，为了在海外的希腊人，维尼泽洛斯在第二年也开始考虑与此类似的措施。

巴尔干的形势瞬息万变，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可能会爆发，一切都可能发生。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一名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开了致命的一枪，使得奥匈帝国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去世。近年来，巴尔干半岛的任何一次危机都反复证明它会威胁整个欧洲更加脆弱的权力平衡。这一次，危机又得逞了。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几天内，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也就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