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学步（1833—1862）
这样的冬日，在希腊语里被称为“美好安宁的时刻”。太阳暖暖的，大海静静的，海水蓝蓝的。3000名士兵已经上岸，他们是来自德国的雇佣兵。来自几个国家的70多艘船只停泊在纳夫普利奥的海港，帆索上装饰着彩旗。一声接一声的炮响向年轻的未来国王致敬，欢迎他的驾临。枪筒里冒出的白烟遮掩了远处的风景。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外，在史前的梯林斯城墙附近迎接未来国王及其随从的到来，并陪同他们入城。这是一片颜色亮丽、欢快雀跃、人声鼎沸的景象，是12年战争结束以后的胜利庆祝。17岁的奥托身材高挑、修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身穿天蓝色的制服，被轻骑兵簇拥着，后边跟着3位巴伐利亚摄政，这些摄政将在奥托成年以前执掌希腊王国的权力。
希腊革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躬身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科洛科特罗尼斯戴着华美的头盔，好像一直看着别处。马夫罗科扎托斯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厚厚的眼镜，科莱特斯戴着他的红色土耳其毡帽。两人都半转着身，向那位他们从现在起就要效力的统治者投以疑惑和敬畏的目光。这些一直为这片土地的未来筹划的人，现在已经行动起来，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命运的新人。而在路的旁边，是一队骆驼，它们耐心地等着帮主人们驮东西。此后不久，这片景象就被描绘在一幅四米高、两米长的油画上，今天还挂在慕尼黑的美术馆里。这幅画的作者是彼得·冯·赫斯，他当时参加了欢迎宴会。
乔治·芬利是另一位见证者，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希腊革命的历史》中用罕见的一段抒情文字来描述这一盛况。他在将近30年后写道：“不同军队和海军的制服，不同的语言都证明，大多数文明国家派遣代表来参加希腊再生的盛典。”芬利继续回忆，从那时起，人们“都希望希腊第三次焕发活力，再一次在世界上取得灿烂的成就，占据重要的位置”。盛典结束一年后，年轻的、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用希腊语在自己的小说里描述了亲临现场后的激动。因为事情仅隔一年，所以他无法预知数十年后的情况。他的小说是希腊王国独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发出了激情洋溢的欢呼：
噢，希腊国王！旧的希腊将知识的灯光馈赠给德国。因为您的到来，德国加倍地回馈了那份馈赠，以此表示感激。您就是那位要复兴地球长子的人。1
欧洲欠希腊债务的说法，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旅行者那里就有了，现在更是深入地、真正地进入现代希腊人的意识中了。这种认识会一直流传下去。所以说，欧洲的未来和希腊的未来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希腊获得独立后的一个逻辑上的推论，那么“再生”或“复兴”这两个主题既然在欧洲欠债和未来交织这两个叙事中占主导地位，情况亦然。
那些提着脑袋闹革命并生存下来的希腊领导人成功实施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策略，说服现代最保守的3个强国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3个强国的革命不是自由的、全国的革命（当然是了），而是一种古老时代的复苏。希腊领导人的策略起作用了。在整个欧洲“复苏”的气候下，一个全新的希腊国家的降生可以被看作一个终极的复苏，这种复苏比欧洲现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复苏都古老。
事情并不是这样。在欧洲于1830年承认希腊的独立后，一种新的政体进入欧洲的地缘政治中，那就是民族国家。一年以后，欧洲大陆出现了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利奥波德国王领导下的比利时。这种体制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直到1848年才变得明显起来，因为1848年是欧洲大陆革命风起云涌的一年。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分别进行了成功的“统一”以后，民族国家才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从而荡涤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存在的多国组合而成的帝国模式，而且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依然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方面，希腊是先行者。
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政治氛围下，希腊探索国家体制建设实践的成功依赖于低调的风格。的确，在那个时候，官方叙事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扎下了根，影响大而深，所以欧洲研究国家建设的历史学家对1830年希腊独立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希腊历史学家对此也不愿意多费口舌，因为直到20世纪末，他们几乎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特例，特别古老，因此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新的希腊王国降生后的20年里，孕育了长盛不衰的概念“希腊国家”以及更宽泛的、更难定义的概念“希腊民族国家”。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这些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