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行动
在南方的克里特岛，占人口大多数的基督教徒与往常一样，坚定地追求与希腊的统一。不管希腊的自信在国内受到多大的打击，这种悲伤的情绪好像从来没有越过克里特海。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对此毫不介意，他们可能是在1897年的战争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人群。从名义上看，克里特公国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在欧洲强国的坚持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1898年就撤走了。同时，一支由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负责维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在雅典的希腊政府对于遭受的失败依然记忆犹新，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希腊没有哪届政府会冒险接受克里特与希腊统一的诉求，尽管每一届希腊政府都非常渴望统一。
所以，实现统一的路就只有靠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自己来走了。1905年，作为克里特岛的统治者，乔治王子与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极度疏离，以致有些人和他们的武装支持者占据、封锁了白山脚下的村庄塞里索斯，不准人进入。最后，塞里索斯叛乱得到和平解决，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乔治王子为此丢掉了他的职务。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一位40岁的律师，来自哈尼亚，在1897年的叛乱中第一次崭露头角。这次叛乱标志着克里特在通向最终与希腊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也标志着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政治生涯的起步。维尼泽洛斯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且最具争议的政治家。
在另一个方向，马其顿变成了一座慢慢喷发的火山。在这个地区，奥斯曼人依然掌权，尽管不能对地区进行完全控制。说希腊语的人和说斯拉夫语的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加剧了。现在，希腊人不得不在整个地区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两个方面的力量争夺当地人群对希腊国家意识的认同。有些说斯拉夫语的人甚至还积极推动马其顿独立运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不像其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更倾向于支持保加利亚，而且其方法都是极端革命性的。1903年4月，这个组织的一伙人在萨洛尼卡引发了大规模的爆炸事件。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恐慌以及受到警察的严厉镇压后，爆炸肇事者并没能激发更大范围的报复，进而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叛乱。
1903年8月2日夜里，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这个组织在莫纳斯提尔地区策划发动了一场起义，但是在希腊非正规武装和希腊东正教卡斯托利亚主教的帮助下，这场起义被奥斯曼帝国无情地镇压了，起义的领导者被处以极刑。从那以后，这场起义就被保加利亚人称为“圣以利亚日伊林顿起义”，因为起义那天正好是圣以利亚日。这一天后来被北马其顿共和国确定为国庆日，自1992年起，北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在马其顿这个国名问题上一直争得不可开交。
我们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让当地人以及雅典的希腊人愤怒的因素，不是有着共同信仰的东正教徒的命运。伊林顿事件就是一个警示性的信号。在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衡的情况下，如果其采取行动，那么整个地区很快就会被保加利亚教会（督主教会）控制，并被普及保加利亚语言，最终被尚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保加利亚公国主导。马其顿与克里特岛的情况不同，希腊不会去冒公开干预马其顿事务的风险，更没有兴趣为了马其顿而打上一仗，因为政府没有资源，也没有海外外交影响力。但是，在新闻媒体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施加的压力下，雅典在1904年年初成立了一个马其顿委员会。
在驻萨洛尼卡领事馆的掩护下，希腊向马其顿派遣了军官，充当其代理人。这些军官领导的非正规武装的对手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招募和控制的非正规武装分子克米塔吉斯人。非正规武装的指挥官对雅典的马其顿委员会负责。每当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强国发难，历届希腊政府总是否认那些非正规武装与希腊有瓜葛，辩称在马其顿的希腊人进行的所有武装行动只不过是自卫行为。这就是马其顿乡村的暴力情况，这种说法尽管远没有反映整个事实，但流传了好几年。
今天，位于萨洛尼卡海岸附近的曾经的希腊领事馆已成为马其顿革命博物馆。这个名字中的“革命”指的就是希腊语中所说的冲突，代表一场非官方的、未宣战的、秘密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开始时间，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按照惯例，这场冲突的时间指的是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开始于1904年雅典的马其顿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于1908年。但是，小规模的敌视行为在那之前已进行了10年之久，在那之后也一直持续，直到1912年整个地区的格局再也不可更改时才彻底结束。希腊对马其顿的战术与对奥斯曼政府的战术是一样的，包括恐吓、敲诈、折磨、暗杀、告发、攻讦等手段。因此，希腊的目标是很小的，根本不可能实现克里特那样的胜利，也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领土。不过，希腊那些挑事者的目的是“征服心灵的领土”，意思是尽最大可能地在当地农民心中植入希腊的国家意识，因为那些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宗教，而不是语言和国籍。12
由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马其顿革命采用了古老的游击战术。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也曾采用游击战术，从那以后，希腊国土以外的冲突中也零星地使用过这一战术，且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了鲜明地召唤过去，很多志愿者穿着褶裥短裙、朱阿夫夹克、背带交叉的衣服、牧羊人斗篷、厚重的鞋子等，这些服饰充分显示了绿林好汉以及古老武士英勇事迹的“民族性”。比如，鞋子被称为塔苏基亚山地靴，是平都斯山脉另一边的山民所喜欢的。志愿者战士和职业土匪之间的区别也逐渐凸显出来。志愿者战士依然拿着希腊的军饷，而职业土匪则像他们的19世纪20年代前辈那样拼命地抢夺每一分钱。当时的威胁迫使这两部分人通力合作。志愿者战士从当地土匪那里学会了极端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技能。土匪则非常厌恶服从命令，特别是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中的时候——在这样的战事中，土匪往往明白如何避免此类危险。13
在所有的志愿者战士中，最著名的是帕弗洛·梅拉斯，他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最年轻的士兵之一。他是一位政治家的儿子，娶了伊万·德拉库米的妹妹。伊万·德拉库米本人也参与了这场“革命”，他当时的身份是希腊驻马其顿的高级领事官员。梅拉斯与他的内兄一样，在雅典的社会里深受尊敬，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物，他受命指挥1904年2月从西部进入马其顿的第一支希腊队伍。8个月后，他因被奥斯曼帝国的巡逻队误认为在逃的保加利亚人而遭到伏击，并因此牺牲。他有一张穿着游击队衣服的戎装照片，照片是他在牺牲前不久照的。照片上的上尉英俊潇洒，后来成为一幅广为流传的油画上的主人公。人们通过无名氏口头创作的歌谣这一传统形式来哀悼他的牺牲，把他歌颂为英雄。从那以后，在希腊语中，帕弗洛·梅拉斯这个名字就成为马其顿革命的一个象征。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和肖像都有助于招募新兵，实现“伟大理想”。几十年来，萨洛尼卡还保留着关于他的记忆，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兵营。他牺牲的地方位于卡斯托利亚附近的斯达迪斯塔，现在则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梅拉斯”。
在随后的几年里，雅典人对保加利亚人及其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愤怒，而且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1904年希腊议会保存的记录里有这样一句话，“伏尔加河里跑出了怪兽，横冲直撞”。此外，报纸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评论，怒斥保加利亚人“狡诈、野蛮、不文明、无道德、像狂野动物、嗜血如命”。1903年，一位作者在社论中写道：“拜占庭历史学家曾经描述的那个污蔑上帝和憎恶上帝的国家依然如故，而且延续到我们现在的时代。”14这个说法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定下了基调，很快就得到人们的赞赏。在文学中，关于这种思潮的最广为人知且经久不衰的样板是佩内洛普·德尔塔创作的儿童小说《在保加利亚人屠夫的时代》。这部小说出版于1911年，将读者带回将近1000年前，即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辉煌的东征西杀时代。巴西尔二世逝世于1025年，此前不久，他征服了大部分巴尔干人，并在征伐过程中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这个绰号，这也是小说书名的由来。“保加利亚人屠夫”还被当时伟大的诗人科斯提斯·帕拉马斯作为史诗中的英雄歌颂过。在那部史诗中，高潮部分是马其顿革命。
这些文学作品将有着千年历史的“保加利亚人屠夫”拉回到雅典市民的公众意识中。10年来，一件最为重要的事已经开始改变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了。这件事也发生在马其顿，但与那儿正在进行的民族斗争无关。按照第一次公开宣称的日期，这件事是1908年7月23日在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爆发的土耳其革命。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些心怀不满的军官要求恢复未实施的1876年宪法。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很快从策略上做出必要的让步。第二天，人们的欢呼就从马其顿传到了首都和整个帝国。
在萨洛尼卡，位于海港边的奥林珀斯广场一夜之间更名为自由广场。从这个广场往塞尔迈湾望去，人们就可以看到古代众神的家园。时至今日，这个广场的外形改变了很多，但是还保留着这个名字。不过，在每天从那里经过的人群中，很少有人会联想起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之奋斗的自由。就是在这个地方，革命后的几天里，革命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向狂热的群众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雄文，有一位当地法国人目睹了那一刻：
公民们！今天武断专制的统治者消失了，坏政府再也不存在了。我们都是兄弟。再也没有什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穆斯林了，我们都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为成为奥斯曼人而感到自豪。15
选举的消息在整个帝国传开了，选举也在几个月后如期举行。奥斯曼希腊人再一次在君士坦丁堡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自己的席位。即便在冲突不断的马其顿，对立的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也停止了敌视状态。在萨洛尼卡，两个族裔群体的代表坐到了一起。奥斯曼帝国再也不是“欧洲病夫”了，它旧貌换新颜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者们，比如，恩维尔帕夏，的确是年轻人，但在土耳其语中，这个运动的名字实际上并不是指“年轻”，而是指“新的”。这次革命的领导者的正式官方名字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是关于现代化的运动。
说到此处，我们必须停下来看看当时希腊人的反应，包括在奥斯曼帝国和希腊王国的希腊人。由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反应没有完全被人遗忘，也大多被当作历史的注脚。但是至少在1908年年底和1909年的几个月里，当地的整个政治态势看起来是全然不同的。
土耳其革命爆发后仅3周，希腊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就写回函件，对发生的一切给予审慎的欢迎，他将这次革命称为“两个民族国家（指的是希腊和土耳其）在自由方面的合作，即实现了公民的真正平等，以及对已获得权益和优势的尊重”。但是，他还提出警告，称“骨肉兄弟之情”的新精神可能是一个幌子，或者只浮于表层。如果青年土耳其党的目的是将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吸纳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土耳其文化”之中，那么真正的改变，即希腊社区的真正利益的获得，将是不可能实现的。16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怀有戒心。一个最不可能发声的人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个人是希腊总理维尼泽洛斯，他在1909年1月的一份克里特报纸上写道：
所有的希腊人……深有感触……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不仅拯救了土耳其政权国家，而且拯救了希腊文化，使之免于被肢解和陷入灾难……土耳其宪政国家的建立，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理想的实现。
和维尼泽洛斯一样，德拉库米也是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也在这个时候的日记里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伟大理想’实现了。”他在一个比拜占庭的限制还多的国家看到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的未来。他继续写道：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拜占庭有着同样的首都，只要这个国家存在，这个城市（君士坦丁堡）也会是希腊的首都，特别是现在土耳其已经拥有了一部宪法。17
1907—1909年，德拉库米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使馆工作。土耳其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与在马其顿的另一位希腊资深领事官员阿泰纳斯奥斯·索利奥蒂斯-尼克莱迪斯，联合支持半官方的希腊行动，希望在对付保加利亚国家主义方面能够找到与土耳其革命的共同基础。君士坦丁堡组织从1908年延续到1912年。在这些年里，希腊代表继续积极加入奥斯曼帝国新组建的议会，根据他们的一份声明，他们加入议会的目的是，“与我们共同的祖国（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民族一道，创建宪政的奥斯曼政权国家，履行同样的义务，享有同样的权利，为这个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18这种新形式的奥斯曼文化在君士坦丁堡以及莱斯博斯岛（米蒂利尼岛）等希腊东正教徒较多的周边地区，反响特别强烈。这些地区明显缺乏与希腊进行统一的愿望，与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等其他南部的岛屿形成鲜明对比。19
随着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很多希腊人一定在思考，“伟大理想”是否已不同于人们半个多世纪前所建议的那样，也许人们没必要再为此而战斗了。这样想的不只是希腊人。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的外国观察家也这么想，因为从“进步”和法治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徒已经取得了更好的成就。20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希腊人来说，也就是对在希腊国家之外的希腊人来说，“希腊奥斯曼文化”也许会是问题的答案。毕竟，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国家不必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越来越趋于成熟的希腊王国和一个现代化的、复兴的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同舟共济。难道这不是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改革开始以后的多数时间里的实际情况吗？
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把我们知道的关于20世纪的历史放在一边，努力看到可能在当时出现的景象。同样，对一个当地观察家来说，他很难预测今后几年将发生什么，对希腊王国，或对奥斯曼帝国中的希腊人，或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事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