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发现的民族
1922年的失败看起来几乎消灭了希腊国家和外延更广的希腊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二战结束的时候，希腊国境线以外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仍然有信仰东正教、说希腊语的人建立了几百年的居民点。其中一个居民点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在希腊语中常常被称为“北伊庇鲁斯”，但大家对此称呼还有争议）。冷战带来的政治分歧使那里的状况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会有任何改观。另一个地方是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包括12个岛屿和周围的小岛，位于爱琴海的东南角，紧靠土耳其大陆。战争在1943年9月爆发，终结了意大利从1912年起对这些岛屿的占领。从那以后，这些岛屿的管辖权先是被转给德国人，再是被转给英国人。1946年，佐泽卡尼索斯群岛要成为希腊的一部分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虽然土耳其的前政府曾经反对希腊向土耳其扩张，因为佐泽卡尼索斯群岛距离土耳其大陆太近，也因为群岛中最大的罗得岛上当时仍居住着大量的土耳其少数族裔，但是土耳其的新政府默许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归属希腊的行为。1947年3月，这12个岛屿正式进入希腊版图。
还有一个地方是塞浦路斯。在北伊庇鲁斯的问题上，当地的人民没有说话的机会。在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的问题上，当地的人民没有说话的必要。而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情况就不一样了。1878年，塞浦路斯被从奥斯曼帝国转到英国手中，从1925年开始，就一直是英国的王室殖民地。在大约60万人中，有80%的人是说希腊语塞浦路斯方言的东正教徒，这比其他后来成为希腊国土一部分的地区的说希腊语的人的比例还高，特别是克里特和马其顿，还包括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希腊“共同首都”的萨洛尼卡。大部分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以及很多在希腊本土的人，一致认为正如对爱奥尼亚群岛的做法那样，英国人早晚都得让塞浦路斯成为希腊的一部分。
这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英国早在1915年就提出过将塞浦路斯还给希腊，以此为诱饵拉拢反维尼泽洛斯的政府加入一战。30年后，当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以摄政的身份造访伦敦的时候，他那时的私人秘书乔治·塞菲里斯就敦促他将塞浦路斯加到他向新的英国工党政府提的要求里，乔治·塞菲里斯不仅是他的秘书，还是诗人和外交官。英国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后来，在1947年，英国从印度次大陆撤回了它的殖民统治，一个月后，又单方面从希腊撤军，从而为杜鲁门主义让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旧的帝国正在撤退。
希腊此后的历届政府从来没有热心地推动过塞浦路斯的问题，因为对希腊而言，英国是极其重要的盟友，希腊不能冒一点儿疏远英国的风险，去支持统一塞浦路斯的诉求。另外，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开展希腊统一运动的地区中，塞浦路斯距离希腊最远。尽管希腊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公开表达过意见，但如果希腊将塞浦路斯纳入国土，那么统一后的希腊可能在防御方面会遇到很大的后勤补给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的问题就都留给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自己去推动了。他们于1931年10月造反起义，当时的希腊总理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倡导更广阔国土面积的希腊民族国家的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但是那个时候，维尼泽洛斯正全身心地应对英国上个月废除金本位所带来的后果，处理国家随即要破产的烂摊子。尽管希腊表现得焦虑不安，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已经感觉到自己与希腊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委屈在希腊得到了共鸣，所以很多人急迫地想进入希腊的怀抱。
至于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还如此急切地想加入希腊大家庭的问题，是值得好好讨论的。塞浦路斯人一直置身事外，远距离观察希腊国家的解体及其造成的可怕影响；他们自己幸免于此，应该感到很欣慰。塞浦路斯从来没有被轴心国攻击过。尽管塞浦路斯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主动为英国军队服务，但是他们加入希腊的心情与以前一样迫切。不论在塞浦路斯，还是在希腊，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竟然还有那么大的威力。
塞浦路斯的多数说希腊语的社区的政治领导与东正教会是合二为一的，在英国殖民政府于1931年骚乱后废除选举出的立法委员会之后，世俗的领导体制就不存在了。东正教会的领导是塞浦路斯的大主教。16世纪以来，大主教还拥有另外一个头衔——行政长官。这个终身职位需要从岛上的主教中选出。但是，由大主教担任的塞浦路斯的行政长官不仅仅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且这个传统是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延续下来的。他要充当所管辖人民的发言人、保护者和捍卫者。政治权力、责任以及相应的大笔财富统统汇聚于塞浦路斯教会，这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英国历届殖民统治者在成长过程中所耳濡目染的是教会和国家权力的分离，所以他们对于塞浦路斯这样的体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形势下，问题终于爆发了。
1950年1月，塞浦路斯教会组织教徒进行了非正式的全民公投，选举是在教堂中举行的，所以不是什么秘密。虽然选举是非正式的，但是历史学家认为，96.5%的有效选票支持与希腊统一，这是公众愿望的真实体现。6个月后，80岁的大主教、行政长官马卡里奥斯二世去了天堂。1950年10月，他的继任者“以高票当选大主教，得到97%塞浦路斯希腊族的支持”。4迈克尔·穆科斯是克里斯托杜洛的儿子，出生于帕福斯区的一个小农牧家庭。后来，他进入教会，根据当时的习俗，放弃了自己的姓，换成了僧侣常用的名字马卡里奥斯，意思是“神圣有福的”。担任大主教以后，他的名字就变成了马卡里奥斯三世。他还不到37岁，是担任这个职位最年轻的大主教之一。他不只年轻，而且具有非凡的精力、才华和魅力。在以后20年的时间里，马卡里奥斯周旋于英国、希腊、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塞浦路斯的政客和外交官之中，而且游刃有余，成为20世纪下半叶希腊民族国家政治历史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罗多斯山脚下的基科斯修道院中有他的壮观的墓地，他的青铜雕像大约有30英尺高，他依然穿着标志性的教会长袍，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
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不出意外地被英国殖民当局扔在一边。但是，在马卡里奥斯当选大主教以前，塞浦路斯东正教会就下定决心要保持与希腊统一的态势，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从岛外寻求支持。其第一个想到的是希腊，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希腊，代表团于6月抵达雅典，带去了全民公投期间投票支持者签名的合订本。此时，距离内战结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希腊公民还没有来得及舔舐伤口，更别说治愈伤口了。塞浦路斯代表团的到来，是从遥远的国境线之外吹来的号角，立刻让希腊公民想起了1821年和1912年的光荣时刻。甚至更好的一面（除非你特别近地观察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内部政治，因为大多数在希腊的人是看不到的），是这个统一大业可以将所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对右派来说，民族主义者可以沿着传统的道路继续斗争；对左派来说，意义更大，他们可以更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实上，从希腊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被击败的、边缘化的左派在赞成马卡里奥斯以及与塞浦路斯统一的公众意见方面，给予了最有效的舆论上的支持。
在那段时间里，希腊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由尼科西亚编制的并由马卡里奥斯推动的统一议程的影响。尽管希腊政府的部长们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塞浦路斯的投怀送抱拒之千里之外，但是统一大业已经在希腊迅速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民众去大街游行示威，报纸开专栏呐喊呼吁。早在1950年5月，希腊议会就表达了统一的心声，即便在19世纪40年代，希腊议会也会如此表达。这个心声是希腊政府有责任“保持一个民族的完整，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狭义上的具有政治边界的国家”。民族的概念排在了第一位，民族概念内的公民“从来并不只包括希腊王国里的公民”。5
由于马卡里奥斯的坚持，前陆军元帅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领导的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一系列直接的要求，就有秩序地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的统一进行磋商。其中一次磋商是1953年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后来，希腊方面认为，帕帕戈斯在会晤中受到了平白无故的侮辱。第二年，英国人变本加厉，一位副部长在下议院信口开河，说塞浦路斯有英国的一些殖民资产，因为战略的原因，“永远也不能”从英国的主权中剥离出去。相较于上届工党政府于1945年第一次表达的尝试性开放态度，1951年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态度倒退了很多。
盟友和曾经的“保护国”的多番断然拒绝，在希腊民众中燃起了更大的火焰。希腊政府就像被钳子钳住了，一边是马卡里奥斯，另一边是英国人。但是，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领导人不满足于通过希腊政府向英国施加压力。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心通过联合国将与希腊统一的诉求进行国际化。这一次，他们的政策主张的基础不是坚持那个百年的诉求，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伟大理想”，而是坚持让塞浦路斯多数人自决的原则。不过，现实的问题是只有那些已经实现自决的人才有权利向联合国这个平台提出诉求。因此，这个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希腊政府身上，希腊政府首先游说联合国大会允许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议案，然后再耐心地做工作，推动这个议案通过。但是，英国的势力很强大，直接阻止了希腊的诉求进入联合国大会。尽管希腊政府进行了多次尝试，但是这个议案从来就没有被联合国接受过。
塞浦路斯领导人现在努力做的就是重复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所采取的成功策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条件下，国际化也会带来新的危险。虽然塞浦路斯的历史学家没有看到国际化，但是希腊的历史学家马后炮般地把国际化看作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民族自决问题提交联合国，那么这就意味着向土耳其打开了大门，而土耳其可能会进行干预，从而保护土耳其少数族裔在塞浦路斯的利益。6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前5年看，这个危险好像要比后来回顾时小得多。土耳其的阿德南·曼德列斯政府和民主党在1950年选举获胜后开始执政，并表示要与希腊保持睦邻友好。两个国家的政府都积极参与北约的事务，在1953年2月签署了新的和平与友好条约。与此前的凯末尔和伊诺努政府一样，塞浦路斯问题根本没有在曼德列斯政府的议程上。土耳其国家的领土疆域是由1919年9月土耳其民族运动初期所制定的《国民公约》确定的，并不包括塞浦路斯。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土耳其已经将所有关于塞浦路斯的诉求都转给了英国。如果殖民国家进而将此权力转给当时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的其他国家，那么这又该怎么解决呢？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耳其的态度很清楚——对此事不感兴趣。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东正教领导人和希腊的决策者没能预测到下一步要发生什么，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首先对统一进程提出异议的不是希腊的宿敌土耳其，而是英国。
1955年夏天出现了危急情况。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发出紧急通知，邀请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派遣外交部部长到伦敦参加三方会议，商讨塞浦路斯岛的未来。会议开始前不久，麦克米伦在给属下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态度越强硬，对我们和他们越好。”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要实现“分而治之”，所以他引导人们看到“此次阴谋诡计的高风险特征及其一点儿都不让人尊重的特色”。当时，马卡里奥斯将其称为“歪门邪道”。7当然，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塞浦路斯参加。
这个时候，曼德列斯和他的外交部部长法丁·佐卢的口吻变得更富民粹主义的特质，非常引人注目。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很担心，因为导火线已经被点燃了，如果爆炸发生，那么没有人能够控制局面。事实也的确如此。9月15日，会议快进入尾声的时候，佐卢好像认为英国人将在希腊的要求下让步。如果佐卢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完全误解了这次会议真正的目的。那天晚上，这位土耳其的外交部部长从伦敦给伊斯坦布尔的官员打了个电话，据报道他说了句“搞点儿小活动可能会有效”。8第二天，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希姆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游行示威人群。贝伊奥卢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在希腊语里被称作“佩拉”），发生了潮水般的暴力。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
1955年9月6—7日的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的暴乱被希腊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称为一场“大屠杀”。警察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70座东正教教堂被抢掠和焚烧，希腊族的商业铺子和家宅被掠夺。仅仅24小时的时间，古老的仇恨冲出了理智的表面，破坏了可以追溯到1930年且因北约而得到强化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友好关系。那两天的事件为之后主导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的对抗仇恨确定了基调。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族东正教社区大约有几十万人。1923年，根据《洛桑条约》，这些人被免除了强制性迁徙，后又开始了快速撤离。几年后，这里的希腊族东正教徒减少到了几千人。
为了获得短期的政治优势，为了更久地控制塞浦路斯，麦克米伦和他的政策在土耳其最大、最强的城市里引出民粹主义愤怒的恶魔，但是恶魔出来后就再也无法被装进瓶子里了。6年后，曼德列斯和包括佐卢在内的多数内阁成员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绞死了，部分原因是他们煽动这些事件。但是后来的土耳其政府，不管是什么政治颜色，不管是军政府还是平民政府，在60多年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都没有发现让步的可能性或权宜之计。
伦敦三方会议召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上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1955年4月，拿起武器的游击队宣布自己成为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希腊语缩写为EOKA）。其领导人是希腊军队的前上校乔治斯·格里瓦斯。他本来就是塞浦路斯人，在阿尔巴尼亚抗击意大利人。德国占领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短时期内领导了一支对付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部队因其希腊语名称的首字母“X”（音“chi”）而知名。格里瓦斯与其说是一名军事家，不如说是一名政治家，与他的政治导师马卡里奥斯在支持武装斗争方面深具谋略一样，尽管英国谍报人员一直在追捕他，但他总能成功逃脱，化危险于无形之中。冲突期间，格里瓦斯给自己换了个名字——迪耶民斯，这让人想起所有说希腊语的人都知道的传说中的典型英雄形象。今天，尼科西亚的一条主要大街被命名为“格里瓦斯-迪耶民斯”大道。
在英国人眼里，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在其支持者眼里，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成员是献身于国家解放的自由斗士。他们伏击的目标是军人和警察，二战期间，游击队曾经用这些方法在希腊抗击轴心国侵略者。这些方法都是英国人教导他们使用的，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英国人，英国人被当成了敌人。同时，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对那些被查明的“叛国者”进行惩罚，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它还对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希腊语缩写为AKEL）的党员进行附带性的袭击。这更让人想起希腊内战期间双方的战略战术。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一开始对警察局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前3个月里有200多次攻击。很快，英国人做出反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形势下，不管什么人，只要携带武器，就会面临死刑的判决。
根据紧急法，第一批死刑于1956年5月执行。其中，迈克尔·卡拉里斯（又名“迈克拉基斯”）被判刑的时候只有23岁；另一个人是安德烈亚斯·迪米特里欧，他只有21岁。他们都是经过正常程序被判刑的，一个人的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尼科西亚市中心打死一名希腊族塞浦路斯警察，另一个人的罪行是在法马古斯塔枪击并打伤一名英国人。但是在希腊人眼里，这些审判是有问题的，因为关键证人以及指控人员都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死刑判决在塞浦路斯和希腊都引起了公众的震惊。塞浦路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共游行示威，但是在5月9日的雅典，当第二天要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发怒的群众涌向协和广场，试图冲击一幢被武装警察封锁的大楼。此情此景令人想到了1944年12月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恐怖事件，所以紧张不安的警察就开枪了。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9
后来，希腊的一些城镇和广场正式地更名为那些被处死的人的名字，而且沿用至今，其中包括英国驻希腊大使馆在其雅典驻地前的那条街道。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马上给予反击，把他们押为人质的两名英国下士枪毙了。这些从未伤害过别人的无辜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牺牲了。
总体来说，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在斗争中造成了500多条生命的消失，受伤的有1000多人。在死亡的人数中，一半以上是希腊族塞浦路斯平民，这远远多于英国军人或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成员的死亡人数。与20世纪50—60年代其他反殖民斗争相比，其伤亡不大。10作为一场军事冲突，它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希腊民族国家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解决方案都是来自遥远的国境之外，这次则是来自美国、瑞士和英国。
在那之前，英国政府于1956年3月在尼科西亚机场逮捕了正准备去雅典进行磋商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进一步疏远了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希腊族的人。经此异变，马卡里奥斯到达预定目的地的时间被推迟了13个月。在这期间，这位塞浦路斯的行政长官实际上被监禁在特别遥远的英国殖民地塞舌尔岛。1957年4月17日正值东正教的圣周，马卡里奥斯在这一天终于到达雅典，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按照美式风格，一个摩托车队护送他从机场前往位于宪法广场的大不列颠酒店，中间多次停下，以便于他接受当地名流的问候和祝福。这一时刻被称为“他整个个人生涯的巅峰”，这个说法是非常恰当的。11
马卡里奥斯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即兴演说，下面广场上的听众中一定有一批人，他们在将近50年前，站在同样的位置，聆听维尼泽洛斯从同样的阳台上发表同样振奋人心的演说。那时，维尼泽洛斯第一次从克里特来到雅典，担任希腊总理，后来领导希腊人民赢得了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更多的人可能是从他们的父辈或历史教科书中了解这段历史的。那么，复兴的精神是否能再一次从更广阔的希腊民族国家进入，将困扰希腊国家的倦怠、挫折和争斗一扫而光呢？
但是，时势异也，人也不同了。没有证据表明，马卡里奥斯胸怀统治希腊的雄心壮志。维尼泽洛斯1910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战火纷飞的家乡，去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的家乡和希腊的统一。马卡里奥斯去希腊，仅仅是因为英国当局不允许他回到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维尼泽洛斯之所以被邀请到希腊，是因为那儿的政权最高层虚位以待。而1957年则没有这种职位，即便当时的政党领导人无论在能力、魅力或者受民众欢迎的程度上，都无法与马卡里奥斯相提并论。也许，马卡里奥斯错过了一个可能改变希腊历史进程的机会，但更可能的是，这样的机会本身就不存在。
不管什么原因，从那以后，促进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的大业开始缓慢而无情地从马卡里奥斯的手中滑落出去。
到了1957年，国际背景发生了变化。此前一年，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政府试图夺回，但最终失败。苏伊士危机成为旧的欧洲殖民强国的转折点。就英国而言，它也结束了安东尼·艾登的政治生涯。上一年，艾登在年迈的丘吉尔之后继任英国首相，但是在次年1月就辞职了。新任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是关于塞浦路斯前途的那个噩梦般的三方会议的始作俑者。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治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只要英国还在塞浦路斯拥有军事基地，就再也不可能放弃塞浦路斯。土耳其一方现在也督促塞浦路斯与希腊划清界限。于是，1957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塞浦路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此，两大阵营可能最终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身份认同，那就是塞浦路斯人。
正当这些建议在遥远的政坛上酝酿的时候，塞浦路斯事件让形势发生了转向。从历史发展上看，这应当被视为一次严重的警告。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19世纪的克里特的族裔关系那样，为了争取与希腊统一而形成了相互间的仇视和敌对，爆发了相互间的暴力行动。即便在始于1955年4月的反抗斗争之后，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好像也没有把土耳其人作为敌对的目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地方安全部队中占据很高的比例，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攻击。1957年11月，塞浦路斯警察特别支队的一位土耳其族高级警官被刺杀。在安卡拉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此事很久以后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这个回应呈现出了新的暴动形式（根据不同的视角，其可以被看作“恐怖分子”或“自由斗士”）。它被称为土耳其抵抗组织（土耳其语缩写为TMT）。现在，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反抗斗争在最后阶段变成了一个三方作战，其在1958年一直处于混战之中。最严重的暴力之罪是在两个秘密的游击队组织在针对另一方族裔的平民时犯下的，这是以前没有过的。1958年1月和6月，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尼科西亚发起了暴力行动，暴乱的受害者被以私刑处死。6月，英国护送下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俘虏被伏击，有几个俘虏被砍杀。于是，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开始反击，掠杀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同时还威胁恐吓自己的族裔，阻止他们从土耳其族控制的地区搬出去。在塞浦路斯的各个地方，家家户户开始悬挂国旗，或者是希腊的，或者是土耳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了塞浦路斯独立历史上悬挂国旗的开端。
但是，有人还真找到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来自看起来不可能的地方。1958年12月4日晚，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辩论上，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佐卢向他的对手希腊外交部部长埃万盖洛斯·阿维诺夫-托西萨提出质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能就塞浦路斯的问题摈弃两个国家的分歧呢？”事实上，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英国政府在边上默不作声，马卡里奥斯和塞浦路斯人也如此。两位外交部部长发现，他们可以在让塞浦路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达成共识。如此一来，希腊就会放弃统一塞浦路斯的思想，土耳其就会放弃分离塞浦路斯与希腊的思想，英国就会放弃其关于塞浦路斯主权的思想，但是依然可以保持其军事基地。各方都是失败者，但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获胜者。从这个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在19世纪30年代初获得独立时采取的方式，当然结果是不一样的。
英国、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分别于1958年12月在苏黎世以及第二年2月在伦敦兰卡斯特大厦召开会议，匆匆讨论研究了塞浦路斯独立的细节问题。马卡里奥斯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被叫了进去。在希腊外交部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强大压力下，马卡里奥斯依然拒绝在他没有参与讨论却要负责实施的最终协议文本上签字，这一下子在兰卡斯特大厦引发了几乎难以承受的紧张局势。不过，难堪和紧张的时刻终于过去了，马卡里奥斯后来在协议上签了字。1959年2月19日下午，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了。
3月1日，在时隔将近3年后，马卡里奥斯乘飞机抵达尼科西亚机场，他向等候他的官员和记者说了一句话。公元前490年，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将雅典人战胜波斯人的消息第一个带回雅典，当时他说的古希腊语正是这句话：“我们赢了”。马卡里奥斯是怎么想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他一定很清楚，这不是什么胜利。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戴着他那极具特色的外交帽子，在这个问题的磋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感到很震惊。即使如此，与其他人相比，塞菲里斯对此事造成的可能后果的预测都更准确，协议签署一年后，他在日记中袒露心迹：“我们（希腊人）干不了大事。”12最令人伤心的墓志铭是，古老的“伟大理想”已经埋葬在将近40年前的士麦那废墟里，但是那挥之不去的记忆依然没有完全消逝。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成为英联邦的成员。为了保证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权力分配，塞浦路斯在宪法中进行了详细安排。总统必须一直由希腊族人担任，副总统则由土耳其族人担任，低级别的官员大致根据人口比例进行分配（不论是国家独立前还是独立后，这种分配一直都处于讨价还价中）。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既有希腊语，也有土耳其语，国旗上有代表塞浦路斯岛的地图，白底之上有两个橄榄枝，其代表和平。英国对阿克罗蒂里和泽凯利亚上的军事基地拥有永远的主权。羽翼未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将受到英国、希腊和土耳其这3个促使其降生的国家的保护，这样的安排让人想起19世纪的希腊。
随着塞浦路斯前景的尘埃落定，希腊政府对希腊民族国家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强化。塞浦路斯冲突持续期间，希腊和英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但是从那以后，由于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利益纷争，所以关系很快就恢复了。美国是希腊新的保护人，在整个塞浦路斯冲突期间，一直作壁上观，看着事态的发展，带着某种迷惑、恼火，有时甚至是惊愕。一旦土耳其明显地介入，美国的重点就变成了尽最大力量减少对北约的影响，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希腊。希腊大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其发端可以追溯到那些年月。1959年，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政府开始寻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进行新的联合，这就不足为奇了。13
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希腊的创新精神开始探索“成为希腊人”的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