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佐尔巴斯一起跳舞
在20世纪50年代，去电影院是花费少的一种外出方式。在新的优惠条件下，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在好莱坞的影响下，逐步发展成了一种本土的电影产业。如果我们以人均制作的电影数量来衡量，那么希腊的生产效率就可以与好莱坞媲美。在城市和较大的乡镇，电力供应已经覆盖多数社区。10年以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电影院的数量好像不少于500家。闲置的建筑用地可以很容易地改建成夏季的露天电影院。1956—1968年的高峰期，年票房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希腊人平均两周就去一次电影院，这让希腊成为欧洲观影频率最高的国家。1944—1974年，希腊发行了1500多部电影。14
那个时候，电影业还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生产效率如此之高的电影业中全都是民营企业。最近，希腊政府的作用逐渐发挥出来。政府补贴艺术电影，为将来的产业发展开辟了路子。另一方面，电影审查很严格，而且一直持续到1974年。在电影中，共产主义、内战、当代政治以及任何可能冒犯外国游客或投资人的内容都不能出现。对于国家的军人、警察或古代的纪念碑等，电影必须给予尊重。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控制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审查实施起来通常都是轻轻放下，大家对此基本上无感。如果电影故事脚本不是基于共产党员的作品，那么演员或音乐家的选择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即便他们属于极左派。1967年以前，电影审查人员很少介入。电影导演自己已经将所有的问题进行了内部化处理。与好莱坞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20世纪50—60年代的希腊电影也有自己的禁忌。
电影的制作预算都很少，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通常都是黑白片，面向广大群众，描述的是郊区或乡村发生的故事，大多数观众都非常熟悉这些故事，所有这一切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让历史学家直到21世纪仍然对电影不够重视。希腊社会的变革非常快。电影后来广受欢迎就是这些变革的一部分。当然，尽管电影中的场景与生活别无二致，但是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并不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不过，它们还是反映了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希望和焦虑，有大量的人背井离乡，来到那些匆匆建造的郊区，忍受着那些新发现的财富所产生的影响，而不管自己是否也分享了那些财富。
如此繁荣的电影制作中涌现了一些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斯黛拉》是1955年发行的，是来自塞浦路斯并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年轻导演迈克尔·卡柯扬尼斯的第二部电影。它也标志着希腊未来政治活动家和文化部部长玛丽娜·墨蔻莉电影事业的开端。由于《斯黛拉》这部电影需要在宏观上体现希腊经典悲剧的特色，反映传统希腊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残酷现实，所以选择了乔治·比才的家喻户晓的歌剧《卡门》中的故事进行改编，把背景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雅典的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墨蔻莉扮演的人物排斥传统希腊社会为女性规定的繁文缛节。我们可以想见，她为此付出了代价。社会规范得到维护。但是，墨蔻莉精湛的演技使得观众从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很有心机的美丽女主角身上，认识到所有希腊男性价值中最受人珍爱的价值，那就是面对极端困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般的蔑视。
不久后，希腊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引起更多注意。有些导演是希腊族美国人，已经在美国电影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戛纳，墨蔻莉结识了在美国出生的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并与之结成秦晋之好。他们共同出演了《决不要在星期日》，这部电影也是达辛导演的作品。这是一部很“希腊”的影片，是最早用英语对话的希腊电影之一，在1960年发行。达辛在影片中扮演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在第一次去希腊的旅途中，遇见了墨蔻莉扮演的比雷埃夫斯妓女伊莉雅，两人成为朋友。伊莉雅听起来不像希腊语中一个真实女孩的名字，而像希腊语词汇“太阳”的阴性形式。由于男主角的名字是荷马，所以男主角认为伊莉雅一定是那个带他到希腊进行心灵追求的“象征”。与萧伯纳《卖花女》中的希金斯教授一样，荷马认为，他应该承担改造她的责任。他告诉她：“2000年前，希腊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伊莉雅反驳说：“现在依然是。”这个来自比雷埃夫斯的有着金子般心灵的无忧无虑的少女和那个来自美国的乐观向上的少年荷马（这要比《辛普森一家》中的荷马早很长时间），让把一切看得更明白的观众不禁会心一笑。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新的10年中，希腊真实的现实或者可能要成真的现实，捉摸不定地游移在希腊人之间以及他们之外的某个地方。
墨蔻莉凭借《决不要在星期日》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那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授予了马诺斯·哈齐扎基斯，他是这部电影插曲的作曲者。这是希腊电影成就的一个侧面。这些电影让当时的希腊创造力在另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受到大众的欢迎，并最终帮助其引起国际观众的注意。这就是希腊的流行音乐。
哈齐扎基斯和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都出生于1925年，是同时期的音乐家。10年前，他们就推动了一种新型音乐的形成，并让布祖基琴声誉鹊起。那时，布祖基琴只是希腊城市底层人民使用的和雷贝蒂卡传统中的一个普通乐器。根据雷贝蒂卡的典型韵律和一些音调发展起来的这种新音乐，还吸收了希腊乡村音乐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元素，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新浪潮”。其结果是一种更具活力的音乐融合。它一下子受到西方人的喜爱，比孕育它的纯正的雷贝蒂卡或中东传统音乐还容易被接受。这种融合后的音乐与19世纪意大利的歌剧一样，婉转悠长，迷人悦耳，别出心裁。
这次音乐运动的发起双雄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都是离经叛道之人。哈齐扎基斯是同性恋，当时的希腊公众对性的态度非常保守。西奥多拉基斯是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曾遭受毒打，被当作死人扔在一边；在内战期间不经审判就遭羁押，受到酷刑折磨。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与“官方的”希腊国家格格不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引进到希腊音乐里的“新浪潮”竟然“得到国家的认可，受到左派和右派两方的称赞”，这很具讽刺意味。15
1960年，这种新的音乐形式的所有要素都集中体现了出来，它们体现在西奥多拉基斯为共产党诗人扬尼斯·里佐斯的8首诗谱写的乐曲里。这些诗当时允许传播，多多少少是一个奇迹。歌词选用的里佐斯的诗，曾在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执政前不久发表在共产党日报《激进主义者报》上。诗句哀悼一位年轻烟草工人的死亡，他是在1936年的一次罢工中被警察开枪打死的，梅塔克萨斯曾以此罢工为借口夺取了权力。那个时候，书写的文字不会被审查，但是留声机唱片的内容会被审查。
更了不起的是，西奥多拉基斯不久后进入政坛，成为议会的议员，代表联合民主左派。这个党派相对偏左，是被禁止的希腊共产党的前线团体。西奥多拉基斯继续给里佐斯的诗配乐，其中包括《希腊人》，这成为他最脍炙人口、最受人喜爱的乐曲之一。里佐斯的诗写于1945—194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把希腊身份认同的历史看作与残酷的环境和凶残的侵略者永不停息地斗争的历史。在1966年《希腊人》这张唱片发行之后，所有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倾向的希腊人都会跟着高亢的鼓点和响亮的布祖基琴声，用嘶哑的嗓音唱出：
当他们握紧拳头，
世界上就一定有阳光。16
成为“新浪潮”音乐歌词的，不只有共产党诗人的作品。乔治·塞菲里斯和奥德修斯·埃利蒂斯分别在1963年和197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奥多拉基斯为其诗歌谱的深受欢迎的曲子。很快，每一位作曲家都这样做。那个时候，希腊诗坛中的多数知名诗人急切地寻求与作曲家的合作。那些书写在纸上的意蕴丰富的诗句因谱曲而获得了新的生命，有时甚至还获得了新的意义。两者的结合变调形成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一下子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又让人感觉其植根于具有独特希腊元素的大众传统之中。那就是雷贝蒂卡以及希腊山区和海岛中的更古老的韵律和曲调。
这种大众音乐和“高雅”文学的神奇联姻在由卡柯扬尼斯执导、1964年发行的另一部电影中达到巅峰。《希腊人佐尔巴斯》这部电影是根据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在德国占领期间创作且随后发表的一部小说改编的，使用的语言是英语，采用了英语译本更朗朗上口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卡赞扎基斯的原创小说《亚历克斯·佐尔巴斯的生活和想法》就变成了现代希腊人真实身份认同的一个童话，尽管电影的一号男主角由墨西哥裔美国人安东尼·奎恩扮演，二号男主角的身份从一个非常理智的希腊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傻头傻脑的、由阿兰·贝茨扮演的英国人。这部电影是在克里特拍摄的，群众演员都是当地的村民，电影音乐是西奥多拉基斯编配的。在一切都焦头烂额、变成一地鸡毛之后，电影故事达到了高潮，才华横溢的“老板”谦逊地要求质朴粗犷、精力旺盛的佐尔巴斯教他跳舞。在小说中，这是解放的时刻，是超越心灵和身体之间障碍、理智和情感之间界限的短暂狂欢。在电影中，两个人物的舞蹈一开始是缓慢的屠夫舞，那是雷贝蒂卡主题内容之一的哈萨匹克舞，然后变成节奏更快的哈萨波赛尔维克舞，尽管舞蹈的名字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延续乡村传统的完全不同的舞蹈。从那以后，西奥多拉基斯开创的这种有着断奏节律的、让人铭记在心、血脉偾张的音乐就被称为希塔基民谣，它后来发展成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传统”希腊舞蹈。
两位外国演员在克里特的沙滩上，循着一种对观众来说全新的曲调，欢快地跳着一种新创作的、融合的舞蹈，这就是《希腊人佐尔巴斯》最后的画面。对国内外来说，这种音乐范式都是全新的。这再一次证明，不管是好还是坏，希腊的事从来就不只是希腊人自己的事。到了1964年，希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几乎和希腊政府及其体制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