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社的灭亡
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名字还被读作“西普斯兰特斯”，他是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俄国的前瓦拉几亚君王的长子。依普希兰狄斯在俄国接受军训，参加了俄国抵抗拿破仑的战役，表现极为突出。他在德累斯顿城外的一场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从那以后，他就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席了维也纳会议。在所有的记述中，依普希兰狄斯都深得亚历山大沙皇的信任。后来，虽然他不再适合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还是被提拔为俄国军队的少将。他当时正在休假，所以友谊社的代表很容易就与他取得了联系。1820年4月，这位27岁的年轻人同意担任友谊社领导层空缺的最高职位，成为友谊社长久以来苦苦寻找的领导人。到1820年年底，依普希兰狄斯在基希讷乌建立了秘密司令部。基希讷乌现在是摩尔多瓦的首都，当时在俄国的领土之内，靠近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多瓦的边界。
在友谊社看来，机会突然降临，千载难逢。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领导这一切。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经开拔，围困了在首都约阿尼纳造反的阿里帕夏。整个鲁梅里（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大陆）被两股穆斯林势力之间的战争吞噬。敌对双方是阿里帕夏和苏丹中央集权政府。这好像是最完美的起义时刻。但是，从哪儿开始？如何起义？一开始，起义计划是照着维莱斯汀利斯的思路来的。按照计划，依普希兰狄斯要乔装打扮，秘密潜入的里雅斯特，并从那儿乘船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个地区，友谊社的代表成功地招募了很多当地的地主、主教等，使之加入了希腊独立的大业。如果依普希兰狄斯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么他和友谊社的命运，或者确切地说希腊革命进程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谁又能说得清呢？但是，在最后一刻，计划改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革命者自己安排了行动计划，因此希腊革命的旗帜将转而在多瑙河流域的公国里竖立起来。
依普希兰狄斯穿着俄国军服，身边只有几个仆从跟随，在1821年3月6日乘船横渡普鲁斯河，来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同一天晚上，他抵达摩尔多瓦当时的首都雅西，在那儿受到法纳尔君王的欢迎。从此，法纳尔君王就背叛了他曾宣誓效忠的苏丹。两天后，宣言书被印刷出来，随后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欧洲的报纸上发表。
希腊革命爆发了。
在摩尔多瓦的第一天，依普希兰狄斯就组建了一支由200名当地支持者组成的武装队伍。一周内，这支队伍的人数就增加到4倍。到了6月，他的队伍暴增到5000～8000人，包括2000名骑兵。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招募的。尽管奥斯曼帝国当局有着各种猜测，但是从俄国陪同依普希兰狄斯一起来的只有几位随员，根本没有战斗部队。
尤为了不起的是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最为核心的500名来自欧洲各地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正是《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一书中所指的那些希腊人。他们被称为“神圣营”，穿着黑色制服，行军于维莱斯汀利斯设计的红、白、黑三色旗下。他们有了新的标志，那是从火中奋飞的凤凰，标志上面有“我从灰烬中再生”的口号。大多数战士都是说着各种语言（或来自各个民族）的自愿参加的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在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带生活的哥萨克人。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支东正教联邦队伍。如果革命成功，维莱斯汀利斯的全球性“希腊共和国”的理想就可能会成为现实。
但是，依普希兰狄斯的革命事业有着致命的缺陷。友谊社的创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革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这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依普希兰狄斯可能认为自己与沙皇及其宫廷的私人关系将会在这方面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时机太不凑巧了，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传到沙皇耳朵里的时候，沙皇正在莱巴赫（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出席欧洲协调机制的一个常规性会议。在那个场合，当着其他几个强国代表的面，这位俄国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支持邻国革命造反。毕竟，欧洲协调机制的会议目的就是强化181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亚历山大沙皇立刻将依普希兰狄斯从俄国驱逐，剥夺了他所有的官衔和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平定这场叛乱。
即便如此，依普希兰狄斯还是尽最大努力让人们继续相信他，俄国沙皇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依普希兰狄斯私下说，他的俄国主子已经向他保证，俄国援助不久就会到来。但是，起义的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很快就到了终点。1821年6月19日，在瓦拉几亚公国的德拉加什战役中，友谊社的军队被人数更少的奥斯曼军队打垮。依普希兰狄斯逃过边境线，到奥地利避难，他在公国招募的军队的幸存者只能自生自灭，有些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有些则被俘虏、被处死。依普希兰狄斯本人被奥地利人监禁。他遍体鳞伤，监禁解除后不久就死去了，年仅35岁。
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希腊革命就这样很不光彩地失败了。
同时，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和爱琴海地区，形势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转向。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拥有最大商船的岛屿，当地领导人热切响应友谊社的号召，参加起义的人数比其他地方都要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至今不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当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贸易状况一直很不好。在大陆，依赖葡萄干和丝绸等出口产品的富裕地主惨淡经营。在友谊社代表的敦促下，有些人撕毁了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的几十年的、曾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协议，与诸如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等曾经的土匪、山贼结成联盟。科洛科特罗尼斯已经开始从流放地爱奥尼亚群岛返回。
依普希兰狄斯在摩尔多瓦起义的消息刚传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就同时在几个地方爆发了。友谊社的代表本来将希腊革命的启动日期定在1821年3月25日（西历为4月6日），因为这个日子有象征意义：与宗教的圣母领报日在同一天。从那以后，3月25日就成为希腊的国庆节。但是，这个被传颂的故事实际是这样的。3月25日，希腊老帕特雷城的杰尔马努斯主教在卡拉夫里塔高山之上的圣阿吉亚·拉夫拉修道院升起了起义反抗的大旗。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第一批宣告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城镇有南方的卡拉马塔和北方的帕特雷。其他的城镇随后响应。到了4月中旬，整个地区都揭竿而起了。
这不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与依普希兰狄斯在多瑙河公国的做法不一样。这是游击战争，规模很小。各自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主教”或前土匪头子，在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些来自国外的、少量的满怀理想主义的志愿者的帮助。关于这些志愿者，我们后面再详述。虽然这些游击队之间缺少合作与协同，但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区中，这样的起义暴动方式极其有效。
即便到了这时候，也不是所有说希腊语的人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都宣布支持革命。在鲁梅里的北部，由于阿里帕夏和苏丹之间的冲突，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地区，由基督徒组成的武装部队几十年来一直镇压土匪，这些部队人员多数来自他们要控制的同一支土匪队伍。因此，这里就演化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机制：他们在当地不同的权力中心之间来回摆动，变换着自己的忠诚。因为只要阿里帕夏还在约阿尼纳坚持抵抗，有些土匪就可能被收买到他的那一边，其他土匪可能会被收编到奥斯曼的军队中。到了那年夏天，多数地方武装力量都加入了希腊革命这个新的事业。但是，只要希腊革命还没有结束，很多土匪就不会放弃他们左右摇摆从而寻找盟友的战略习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存基地的安全。
最富裕的海德拉岛起着关键的作用。反对传统船主的寡头统治的行动发生以后，海德拉岛就加入了希腊革命。后来当船主们再度控制局面的时候，海德拉岛就难以实现对希腊革命的承诺。不过，爱琴海另一边的斯派塞斯岛和普萨拉岛附近，停泊着来自海德拉岛的商船，船上有拿着武器的商人，他们很快就加入反抗的队伍，他们的船队比奥斯曼帝国的船队厉害得多。特别具有杀伤力的、让奥斯曼水手胆寒的，是希腊的火攻船，老旧的船体外面被涂上了沥青。然后希腊船员点着火，驾驶着这些火船，精准地驶向他们的目标。在撞击之前，这些船员乘小船撤离到安全地带。几个月后，这些非常规的船队就控制了爱琴海。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封锁敌人的海上通道，但是从1821年夏开始，他们一直控制着爱琴海，甚至是爱奥尼亚海到西方的海岸地区。
在爱琴海的很多小岛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总是比在大陆的统治弱化得多，但是这些小岛上的革命热情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高涨。中世纪后期，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锡罗斯岛、蒂诺斯岛和圣托里尼岛等岛屿生活的罗马天主教友，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不愿意牺牲安逸生活，去支持他们的东正教友。在大陆的更北边，几十年来一直是商业和教育中心的皮立翁山区爆发了起义，但是起义很快就被平定了。内陆腹地萨洛尼卡也发生了起义。奥斯曼人在这儿的报复特别残忍血腥，但是也很有效。同样的举措在南方能点燃革命的热情，而在北方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在南边和东边，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的基督徒热情地加入了革命，不过，直到20世纪，这两个岛才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一部分。在爱琴海上的另外两个大的岛屿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基督徒坚定地避免卷入这场革命，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于安纳托利亚海岸艾瓦勒克和士麦那的反叛被镇压了。在所有地点中，距离雅典最远的地方——塞浦路斯岛上没有一个人反抗，但是教会的主教们依然被处死了，仅仅是因为疑似与友谊社合谋。
1821年年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整个农村地区和鲁梅里的南部地区一直在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清洗”。那些没有逃跑、没有被杀、没有被赎回的穆斯林，都到十字军或拜占庭时代建造的一系列堡垒中去避难了。有些级别高的穆斯林，可以拿钱赎回自己的命。希腊独立战争第一年的决定性的胜利是10月初摩里亚公国首都、防守坚固的城市特里波利斯的投降。城市投降后，大约8000名穆斯林和犹太教居民被屠杀。在当时的语言中，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描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与我们今天称呼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没有任何关系。很多被害者，可能包括所有犹太人，都将希腊语视为第一语言。多数穆斯林不是说希腊语，就是说阿尔巴尼亚语。决定一个人生或死的是宗教信仰。1821年年底，冲突的本质已经确定，不可改变。同样，希腊革命的地理中心区域也已经确定，在经历种种相互影响的命运变迁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初成为独立后的希腊的第一块国土。
到了这个时候，希腊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在1821年3月和4月打响革命第一枪的人（也许是所有人），都是友谊社的会员。但是，随着不久后依普希兰狄斯领导的战役在北方瓦拉几亚的惨败，友谊社作为一个组织已经陷入了困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如果起义的人得不到上面的指示，那么没有人能对起义负责。直到6月，友谊社的全权代表才抵达希腊的解放区，声称代表协会领导革命。这个人是亚历山德罗斯·依普希兰狄斯的弟弟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迪米特利亚斯也有在俄国军队服役的背景。他只有25岁。在海德拉岛上岸的时候，迪米特利亚斯受到狂热的欢迎，因为人们相信他带来了俄国援助的承诺。即便摩里亚最有实力的军阀，比如马尼军阀首领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以及51岁的前土匪头子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都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迪米特利亚斯很悲伤，因为他抵达海德拉岛的那天，正是他的哥哥在德拉加什遭遇惨败的日子。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伯罗奔尼撒，而迪米特利亚斯刚刚在那儿建立了他的指挥部。在人们知道哥哥已经放弃了革命事业，到奥地利避难，且弟弟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俄国政策向好的转变之后，迪米特利亚斯不仅不可能强化他声称的代表友谊社的权威，而且就连友谊社本身也开始变得无关紧要了。尤为严重的是，友谊社甚至可能让人蒙羞。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了。至少在希腊革命初期制定未来希腊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他比其他人的贡献都要大。他是18世纪统治多瑙河公国的首位且最出名的法纳尔君王的后裔——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他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在为其叔父效命的历练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的叔父曾担任瓦拉几亚公国的君王，为苏丹效力。希腊革命的不少领导人以前从来没有踏足过他们为之奋斗的那块土地，这让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心怀某种怨恨，而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希腊革命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他智力超群，精通8门语言，很快在希腊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希腊唯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他穿着一套欧洲双排扣长礼服，而迪米特利亚斯和他的哥哥一样，穿着俄国军服。几乎除马夫罗科扎托斯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西方的志愿者）都身着当地奥斯曼式样的衣服。马夫罗科扎托斯是一位天生的政客，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
特里波利斯的10月杀戮发生以后，各地区的领导人忙于争权夺利，扩大影响。形势的发展要求已解放的地区召开一次国民大会。迪米特利亚斯希望有这样的进展，并以此确定他自己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马夫罗科扎托斯也期待这样的会议，但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在11月初筹备这次大会的时候，马夫罗科扎托斯向友谊社的主要代表写了封信，极其坦诚地详述了观点：
协会的错误引发了欧洲各国对我们的敌视。因为欧洲各国会自然地认为，我们是欧洲雅各宾派的工具。这些事情让俄国疏远了我们，而俄国每每在其他事情上都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要再使用什么“领导人”“全权代表”“助手”的头衔了。在目前的形势下，经过我们的指导，当地的人民应尽量自己组建政府……拒绝一切让欧洲列强怀疑我们是雅各宾派帮凶的做法……不要再用夸夸其谈的语言向欧洲陈述我们正义的要求，而是要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简明扼要，克制适度。
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强调，现在应该“尽一切可能，将人民团结起来，从而组建政府”。4
大会如愿召开。会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822年1月13日（根据西历，正是新年那一天），在古代圣地埃皮达鲁斯遗址的附近，大会发布了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临时宪法。这份文件和维莱斯汀利斯曾经起草的文件一样，大量借鉴了法国大革命1793年和1795年的宪法，确立了新的国家的名字是“希腊”，其公民是“希腊人”。根据首次在美国实行的权力分立的原则，希腊建立了行政和立法部门。民选的第一总统（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元首）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二总统（大致相当于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是迪米特利亚斯。临时宪法没有提及友谊社。同时，维莱斯汀利斯曾经建议的国旗的红、白、黑3个颜色被蓝、白2个颜色替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国旗的颜色。
谁最后走到了权力顶端是一清二楚的。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第一个临时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芬利在40年后写道：“希腊人在埃皮达鲁斯为欺骗欧洲做了很多，为把希腊组织起来做了很少。”他的这番话为其后的历史学家定下了调子。5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临时宪法就是一个骗局。临时宪法所传达的是强烈的愿望，而不是实际的政策。但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革命行动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获得认可，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骗局。友谊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革命现在正按部就班地进行，变成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所说的“一个欧洲事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