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断层
1944年10月，德军从希腊全面撤退。除了克里特岛和一些更小的岛上的几个孤立的要塞守卫部队外，德国最后一批占领军于11月4日离开希腊。希腊的命运再一次被远离国境的其他事件决定。在北边，苏联红军正稳步推进到巴尔干地区。在西边，英美联军正在穿越意大利和法国，并取得突破。第三帝国需要在希腊撤退之路被完全切断之前，将主力集中到离德国更近的地方。在摧毁一些村庄并屠杀当地居民后，德国对希腊三年半的占领结束了。
希腊终于重新回到正常的政治生活了，需要填补突然出现的权力空间。但愿是这样。
权力接收工作在几个月前就启动了。领导这次准备工作的是英国人，具体负责人是英国驻希腊开罗流亡政府的大使雷金纳德·利珀。正是在英国的极力坚持下，乔治二世才首先解除了总理楚泽罗斯的职务，然后任命了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乔治·安德里欧·帕潘德里欧（为免混淆，后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极其偶然地从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及时抵达开罗，并于1944年年底就任希腊总理。老乔治·帕潘德里欧“个子高大，深沉阴郁，盛气凌人，是一个精明的健谈之人”。尽管当时有一位观察家说他是华而不实的吹牛大王，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偏见。21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是在20世纪20年代旧的自由党时代升起的几颗政治新星之一。他在政治思想上比维尼泽洛斯偏左，但同时又强烈反对共产党。利珀和英国在开罗的权力机构支持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当希腊总理。
在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同时受到利珀的监督），希腊流亡政府终于清除了“8月4日独裁政权”的一切痕迹，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国民联合政府”的形象。根据5月在贝鲁特城外的一个村庄以及9月在意大利城镇卡塞塔的希腊流亡政府达成的协议，“自由希腊”的临时政府最终决定与流亡政府合并。在更广泛的联合战线里，民族解放阵线最初就像是少数党，至少，那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当然，从传统意义上讲，民族解放阵线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党。考虑到它的创立背景和历史，它怎么能是政党呢？民族解放阵线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控制着希腊被占领区90%左右的土地。另外，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做出决定，英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安排，未来希腊政府的唯一合法来源将是君主政治和国王乔治二世本人。这是公然无视国王就是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的主要设计者和支持者的尴尬事实，而希腊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无论人们怎样看，没有比在刚刚解放的希腊恢复充分运作的、议会多党民主的政治更糟的了。也许，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竟然同意与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合作。双方各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合作不会长久，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了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
在城市中，德国占领期结束后的平静的日子到来了。在雅典，街头曾出现短暂的大众狂欢。从德军10月12日撤离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国民联合政府的到来，整整6天的时间，就这样在和平中过去了。一同到来的还有6000名英国士兵，他们是为新政府保驾护航的，被认为是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雅典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第二天，作家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雅典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像汽油桶一样熊熊燃烧。”22在萨洛尼卡，希腊人民解放军公然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在希腊解放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指挥部队进入城市，然后将城市驻防交给一支英国维和部队。但是，市长被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下的城市权力组织替代。
在城市以外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没有完全控制的地方，秩序崩塌后造成的混乱更加严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马其顿的一些地方尤其如此，在希腊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当地的对手之间发生了最邪恶的报复和反报复。伊庇鲁斯暂时被泽瓦斯和希腊民族民主联盟控制。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国民联合政府的权力无法管理雅典、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和帕特雷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的地方。
从政治上看，很快会引燃导火索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国家的武装力量。在19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希腊到处都有武装队伍。希腊解放的时候，手拿武器的人大致分为两派，而且他们旗鼓相当，一派是忠于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一派是反对他们的人。英国人发现自己遭人厌弃，与此前的德国占领军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多数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者似乎都把英国人看作盟友和解放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狐疑。因为毕竟英国还在与苏联肩并肩地同德国作战。但是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和在希腊北部的其他非共产党的抵抗力量，则是因英国保护而未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消灭。更为尴尬的是，意志消沉的城市警察和农村宪兵也这样想，所有被德国人武装起来抵抗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现在都被当成了通敌者。因此，希腊的国内冲突（而不是政治选择），再一次在希腊的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英国和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决定依靠的武装力量，正是不久前还在敌对阵营中执行敌人命令的那部分人。
1944年11月底，协商陷入僵局。希腊政府宣布，希腊人民解放军必须与其他非正规军事力量一起解散。最后的期限定为12月10日。所有的军人都被纳入新的国家军队之中。对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及其支持者来说，他们要接受君主主义者和前通敌分子的指挥了。在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看来，这一步走得太大了。
在11月的最后一周，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继续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马其顿的一些地区。12月1日，首都郊区甚至还有小规模的战斗。在雅典，共产党的日报《激进主义者报》预告，除非政府改变主意，否则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这是一个自证的预言。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国民联合政府里的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的6位部长递交辞呈。至此，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将近10年的希腊共产党将总部搬到了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上的一座大楼里，共产党总部正对着在广场一边的市警察局总部与广场另一边的在大不列颠酒店办公的英国军队总指挥部。照片显示，共产党的缩写字母“KKE”被高高地竖立在大楼的顶上，几个字母有20英尺[1]高，直对着天际。
现在，希腊首都已经摆开了战争的阵线。一边是共产党、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和所有同情他们的人，包括冒着生命危险拿起武器抵抗轴心国的绝大多数人。另一边是刚刚丧失“国民联合”前景的政府、很快就被证明因力量太弱而不能保卫希腊首都乃至全希腊的英国军队、一支在北非和意大利抵抗轴心国进攻并在战火中接受残酷洗礼的希腊小部队以及一个更大规模的、有污点的、有通敌嫌疑的武装队伍和个人的集合。
事后看来，考虑到双方不信任的程度，哪一方都没有为下一步怎么办而做出准备，甚至都没有任何严肃的行动计划，这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几位部长从政府辞职后，马上在12月4日星期一进行大罢工，而且在此前的星期日上午，在宪法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后果，民族解放阵线甚至根据规定向当局提交了举行游行抗议的申请。最初的时候，这个申请得到当局批准，但是几个小时以后，政府陷入恐慌，于是收回了同意游行的指令。这时已是星期六深夜，但是所有的报纸上依然醒目地刊载了游行取消的消息。不过，共产党的日报《激进主义者报》在头版没有刊载游行被禁止的消息，反而号召所有的读者在11点以前到宪法广场集会。一位目击者估计，游行的人数达到了6万。23
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宪法广场。在入口处，他们被一排排武装警察拦住了。为了以防万一，广场内、警察局大楼以及大不列颠酒店前都布满了警察。那天来游行抗议的人好像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但是中间有共产党的干部，有些人还拿着枪。当然，我们没办法知道，那些人会在情急之下掏出来什么样的武器。快到11点的时候，有一群示威者被阻拦，无法进入广场，于是他们便转身去围攻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居住的房子。有人扔出两个手榴弹，一名警察开了枪，当场打死一个平民。这个时候，示威者和警察在广场的其他入口也发生了冲突，相互扭打起来。蜂拥而至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11点，广场上挤满了人，示威者挥舞着希腊和盟军的旗帜，有些人还呼喊着反对政府的口号。
手榴弹在老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房子外面炸响的同时，广场里面就开始了射击。根据最可靠的解释，紧张不安的警察从警察局大楼一层窗户中打出了第一枪。很快，好几个方向的人同时往广场射击。为了自保，人们成堆地趴在地上。惊慌失措的群众离开广场的时候，身后至少留下了7具尸体（也许有22具尸体）。考虑到当时的混乱状况，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具体的伤亡数字。不过，至少有66人受伤。而这只是开始。
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旋即开始在全城攻击警察局，逮捕和处死“叛国者”。同时，在希腊人民解放军没有控制的那些地区，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强化了对敌手的进攻。在伊庇鲁斯，希腊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新的攻击，最终将希腊民族民主联盟赶了出去。泽瓦斯及其组织的幸存成员后来在英国的护卫下进入科孚岛的安全地带。很久以后，试图对这一切进行梳理分析的历史学家们，在希腊人民解放军对雅典12月3日星期日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协调的方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4这两方面的原因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山区中可怕的战火烧到首都来了，充斥着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和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传承下来的恐怖暴力。不论在雅典，还是在其他地方，不管什么级别和资历的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官，都被报复心驱使着，满脑子都是加倍的暴力报复，这也是占领军的遗产。如果他们要处心积虑地夺取权力，那就得谨慎一些，说不定还能成功。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场冲突的全部特征在于所有的暴力都是希腊人对希腊人。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极不愿意对英国人开打，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他们的目标是多么有限，好像希腊人在场上拼抢的时候可以依赖围观的外国人当裁判似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低估了丘吉尔的决心。自从1912年他在伦敦被维尼泽洛斯的魅力折服后，他就对希腊持有浓厚的兴趣。英国首相在盟军最终逼近纳粹德国并要大开杀戒的时候，是不会被“可怜的希腊土匪”吓倒的。别的领导人也许会把希腊的种种事件看作无关紧要的事，认为不值得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分心。但是，丘吉尔不会那样做。
12月5日，丘吉尔给英国在希腊的指挥官罗纳德·斯科比将军下达了著名的命令：“不要……犹豫不决，假设你是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里，而那里正发生一场地方叛乱……要采取行动。我们要控制和主导希腊。”25现在，英国玩儿真的了。于是，从这一刻起，在德国占领期间已经被撕破表面并撕裂希腊社会的那道内部裂痕，现在完全与将东部的共产主义和西部的资本主义分开的地缘政治裂痕重合了，这道新裂痕进而在以后的45年里将欧洲和整个世界分为两部分，被称为“冷战”。
战斗持续了一个月。雅典卫城的纪念碑在德国撤退的时候得以幸存，这个时候被希腊人民解放军当作坚固的掩体，军人们在上面架起了机关枪。斯科比的手下试图说服希腊人民解放军从古迹中撤离，但是被希腊人讽刺为“不敢让叛乱分子攻击他们自己的遗产”。英国人只好从意大利通过空中和海上帮助希腊人民解放军增兵，并委派了新的总司令，从而让希腊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多数记述认为，这场战争势均力敌。
乔治·塞菲里斯是外交官，也是诗人。他白天上班的路线是从他在普拉卡的家步行到紧靠着宪法广场的外交部。这段路不远，但是他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战争前线。冲突刚发生4天，他就在日记里写道：“今天醒来我就想，田园牧歌般的普拉卡已经变成了英国和苏联之间第一场战争的战场。”26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雅典之战”常常被描述为当时还没有开始的冷战的先导。
我们现在知道，情况不是那样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都是本土自生力量。虽然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关系密切，但是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希腊的抵抗与苏联几乎是完全隔离的。苏联与山区临时政府第一次联络的时候，已经到了1944年5月底，西安托斯和他的同志好像得到苏联的指示，被要求与英国和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合作。在那个时候，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试探已经开始了，不久就在所谓的“百分比协定”中达到顶峰。这个协定是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0月9日在莫斯科达成的一个非正式文件，达成协定的日子仅仅比德国最后的军队从雅典撤离早3天。4个月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聚首，由此出现了战后分赃的正式分歧，而百分比协定则是刺向这个分歧的第一刀。这个协定在很久以后才为公众所知，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同意英国可以在战后在希腊事务上有90%的控制权，得到的回报是他自己就可以在巴尔干其他国家的事务上不受约束。
很多评论家都对斯大林在这个协定中所做出的如此大的让步表示惊讶，因为他最为人所知的特质是不迁就、不守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斯大林这次的确是信守了承诺。在1944年的夏天和初秋，没有人知道苏联红军的推进在哪儿能停下来。到了9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苏联占领。保加利亚有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如果斯大林命令他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入希腊，那么苏联部队至少也会像在仅仅几年前加入轴心国的那些国家里那样，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根据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百分比协定的相关内容，丘吉尔要求还驻留在希腊的所有保加利亚军队撤军，于是斯大林马上下达了命令。这个史实很少被人提及，但这就是保加利亚于1944年10月结束对希腊省份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侵占的原因。
此后不久，苏联军队继续向巴尔干其他地区和东欧推进。最终“铁幕”建立，这成为冷战的原因之一，而希腊注定成为冷战中的前线国家。不管希腊共产党及其国内众多的支持者怀着怎样的希望，斯大林从来没有给予希腊任何实际的支持，最多是为希腊在战火中艰难生存的共产党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个中原因与意识形态无关，一切都源于地缘政治。梅塔克萨斯和他在一战中为之服务的去世多年的国王对此非常理解。斯大林并未因为希腊而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为敌，其原因与100年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并未因支持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俄国党”的诉求而与西欧强国为敌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历史事件已经反复说明，对希腊的控制依赖于地中海东部的强大的海上力量。俄国除了在18世纪70年代有短暂的、较强的海上力量外，从来就没有具备过那样的实力。苏联在1944年当然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海军。在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中期的苏联，其战略重点（即便苏联已经解体多年，如今依然如此）一直没有改变。
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在1944年12月中旬，也就是与政府的敌对状态开始大约两周后，发现自己被英国人抛弃，而且英国人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他们，因此他们只有靠自己了。在长时期的对峙中，除非斯大林改变主意，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注定必输无疑。但是，从现在开始，只要冷战不结束，那个将希腊一分为二的裂痕的阴影就会一直在那儿。
将欧洲分为相互敌对的共产党和反共产党两大阵营的裂痕在那个时期也会映照在希腊的社会中。这将成为1944年12月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