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暴力
随着入侵者的到来，希腊出现了极端的暴力。这也是从顶层开始的。到了被残酷占领的第三年，其腐蚀性的影响蔓延到希腊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希腊人内斗。自19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以来，希腊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从一开始，任何公然反对占领军的迹象都会引发监禁、折磨或处决。很快，大规模的行刑以及整个村庄的毁灭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到占领期结束的时候，“1000多个村庄被夷为平地，100多万希腊人眼看着他们的家园被洗劫、被焚烧……有20000多平民被德国国防军杀害或打伤，有的被射杀，有的被绞死”。6那些数字还不包括伤亡于意大利人和保加利亚人之手的数字，现实中的情况远不像路易·德·伯尔尼埃在其畅销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中描述的那么温情。那些数字也不包括一些希腊人伤害其他希腊人的数字。
在占领军有意谋杀的希腊公民中，有高达8万人的死亡不是因为抵抗，他们被杀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犹太人。1943年春天，德国人把萨洛尼卡全部的西班牙系犹太人集中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驱逐出境，再塞入货车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那儿的记录显示，有48974名犹太人来自希腊北部，其中37386人被立即毒杀。几乎没有一位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些数字最令人恐惧的是它们的精确性，而希腊在20世纪40年代遭受的大部分暴行是没有如此精确的数字来说明的。后来，雅典、爱奥尼亚群岛、约阿尼纳和克里特较小的犹太人社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据估计，“希腊90%的犹太人被杀死”，这是欧洲犹太人被杀害的最高比例之一。7
大屠杀的全部恐惧真相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为人所知。但是，随着入侵者的到来而产生的暴力趋势很快四处蔓延。第一批认真组织抵抗和报复的计划是1941年秋季在雅典制订的，只是希腊政府权力中心很快从雅典搬走，于是希腊开始了艰苦的、各自为政的国家解放历程。希腊毕竟是大山之国，在短短几个世纪以前，每当中央政府比较弱，大山之中、大岛之内就会成为滋生土匪、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地方。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些人之间的区别很明显，但在希腊的历史上，他们的行动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1821年，解放希腊大部分国土的大多是小规模的、基于当地的游击队，而奥斯曼人则主要集中在城镇和沿海要塞。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模式再度重演。
关于这些游击队的很多信息，不论是战后马上披露出来的，还是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的，都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以及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发布的。总体来说，大约400名英国人和美国人跳伞空降到被德国占领的希腊，与希腊人联合对敌。在英国人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叫克里斯托弗·蒙塔古·伍德豪斯。英国人都叫他“蒙迪”，希腊人则叫他“克里斯”，他在希腊中部的山区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被任命为美英驻希腊游击队联合军事任务团团长。与比他早一个多世纪的乔治·芬利一样，伍德豪斯也用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撰写他耳闻目睹的历史，并将它们放在中世纪和现代希腊以及希腊人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与芬利一样，伍德豪斯也对希腊人民怀着深沉的、真挚的爱，同样也对那些希腊领导人的缺点和政治软弱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更早时期的亲希腊的人一样，伍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对他们所目睹的战争结果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到底是什么作用，至今历史学家仍然争论不休）。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与亲希腊的人一样，要帮助希腊，但是各自的原因不同；他们要帮助当地的希腊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人的目的也是不同的。
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角度看，一些很特别的战时目标有待实现。最初的任务是破坏德国对北非隆美尔部队的补给线。拉米亚山区戈尔戈波塔莫斯峡谷上铁路高架桥的炸毁一直为人所称颂，尽管它发生得太晚了，对北非战役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那时是1942年11月。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目的是蒙蔽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让他们相信盟军要在欧洲开辟的新战场是在希腊。这需要不停地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破坏，而且很明显，英国特别行动处取得了一些成功。盟军于1943年7月攻进西西里岛，意大利投降，在希腊的英国特别行动处接到命令，继续骚扰占领军，对其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尽最大努力维护希腊各游击队之间的和平，直到德军撤退。
英国特别行动处以及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希腊的故事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被多次讲述。这是一个关于英国特别行动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兵的顽强、勇敢的故事，更是关于他们深深同情与自己并肩作战的经历严峻考验的希腊人民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难以避免地歪曲了希腊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战的事实。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心怀叵测地利用了希腊的抵抗运动，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虽然有些人如此。其实，英国人和希腊人有不同的考虑。
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山中战斗的希腊人来说，北非隆美尔部队的补给线可能只是在理论上有吸引力。“动物行动”是盟军于1943年欺骗德国时使用的战役代码，如果希腊人知道其内容，那么可能更不感兴趣，当然，盟军不会告诉希腊人这个假战役的事。希腊人所知道的，而且十分清楚的是，盟军的破坏行动以及英国人不停地敦促希腊人做的那些事只能招致德国人对希腊平民的大规模报复。英国军官和美国军官看到希腊游击队不愿意直接参与对德军的抵抗时，认为希腊人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希望将来德国占领军撤离后独享战争成果，所以两国军官时常感到很懊恼。但是，他们这样想，恰恰是没有抓住希腊人抵抗行动的要旨。
对那些参与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来说，最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扩大他们对地盘和资源的控制，同时避免激烈的战争、不必要的伤亡以及敌人的报复。1942—1944年，在山区中，生命的意义就是每天都活着。与很多在二战期间被占领的国家一样，“解放”不是由将来的强大的军队、国王和将军带给他们的，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点儿一点儿争取到的。到了1943年夏天，那片山区已经成为“自由希腊”。
第一波有效的抵抗是由希腊共产党发动的。德国占领军进入希腊后，释放了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很多共产党人。毕竟，在那个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还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所以德国有所顾忌。但是，希腊共产党的强硬领袖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依然被关押在监狱里。战争期间，扎哈里亚季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度过的。在希腊，一个临时领导机构很快组成，这就是1941年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希腊语缩写为EAM）。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机构是从底层建立的。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它的宗旨是寻求广泛的民族团结的基础，而不是得到某个特别党派的支持。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早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地下政治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整个德国占领期中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中有乔治·西安托斯，他是扎哈里亚季斯缺席领导岗位时的代理总书记，也有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西安托斯不拘成文规定，与约安尼季斯共同领导希腊共产党。西安托斯曾是一名烟草工人，伍德豪斯后来这样描述他：“尽管他冷酷无情、野心勃勃，但是依然有着朴素的友善和很强的幽默感。”8
这个新的组织在成立一年后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在著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希腊民间语推动者季米特里斯·格利诺斯签署的宣言中发布出来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份宣言让人想起了为希腊1821年革命铺平道路的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和友谊社的宣言——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斗争”。这个组织只提出了非常宽泛的目标，宣言里短短的一句话是“直到希腊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当然，其目标还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所有宪法规定的权利都被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取消了），以及制宪大会选举等。9
在这份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就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其希腊语缩写为ELAS，读起来与希腊国家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支部队在1943年2月只有2000人，后来人数呈指数级增长，到了6月，这支部队发展到12000人。那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德国军队直接控制了保加利亚人占有的希腊东北部以外的所有地区，而这个时候，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又翻了一番。从意大利军队夺取的武器极大地扩充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山区的军火库。到了1944年秋天德军从希腊撤出的时候，希腊人民解放军指挥的军队据估计有5万人。
在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联手取得了希腊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不依靠任何一位有魅力的个人和特定的党派，组织发动了群众运动。实际掌握控制权的共产党人有意地让自己躲在阴影里。希腊人民解放军里很多扛枪的人不是共产党人。据说，希腊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这样感叹：“我怀疑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这是那些年里一再被人提起的话题。10从另一方面看，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给希腊的村庄以及后来被解放的城镇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伍德豪斯本来对它们的领导能力及动机是不信任的，但是在初次看到这些变化后，很快就表达了敬意：
除了德国人使用的主要通信设备外，它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给这个国家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山区里的通信方式，不管是通过无线，还是通过信使，还是通过电话，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机动车道也被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修建好了，投入使用了……文明和文化的恩惠如涓涓细流，第一次进入山区。学校、地方政府、法院和公共设施曾在战争中被毁坏，现在又能运转了。剧院、工厂和公民大会首先开始运行了。11
截至目前，一切都很乐观。在被德国占领、饥馑的混乱之中，希腊的山区里重建了可以运转的国家机器。人民被赋予了未曾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她们在希腊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投票的权利，她们的作用……得到各种形式的肯定”。12自从希腊独立后，公共通知和报纸首次使用每个人都懂的语言——希腊民间语。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还有另一面，那是更为黑暗的一面。
对此，1942年底流传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宣言中已经有明确的暗示，它将极大的注意力投向了国内的敌人。国王和“旧的政治党派”成为预定的目标。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警告，“以任何方式拿起武器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统一的人……都被视为通敌分子，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叛国者”。它用整整一个段落威胁那些与敌人发生性关系的妇女。在最后，它发布命令，要“缉拿和羞辱所有的告密者、卖国贼、密探和通敌分子”。它还宣称，“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挫败所有残暴的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叛徒的一切阴谋”。13
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全希腊吸引热情洋溢的青年自愿参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其他人。如果“卖国贼”是指那些愿意支持占领国思想和行动的人，那么在1942年年底是很难找到的，对于意志消沉的城市警察和农村宪兵，希腊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只是把他们当作傀儡政府的鹰犬。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使用的语言和策略表明，即使它们有着有效的组织体系、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坚定的信念，也永远不会在德国占领期垄断抵抗活动。
从前的军官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客选择利用偷渡者的路线逃出希腊，经由中立国土耳其，最后到达中东，并在那里为流亡政府服务，把家乡的纷争广而告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离开国家的机会，如果不逆来顺受，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希腊老话所说的，“到山里去”。但是，所有无奈之下走这条路的人绝不会加入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在当地享有忠诚口碑的组织及其有魅力的领导人，往往要比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浮夸的公开吹嘘及其有意隐身的领导人，更能提供安全可靠的团结环境。
在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是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希腊语缩写为EDES）与民族社会解放运动（希腊语缩写为EKKA），它们都是由1935年未遂政变后被解职的维尼泽洛斯军队支持者领导的。他们是恣肆张扬的拿破仑·泽瓦斯和上校季米特里斯·普萨罗斯，后者更是赢得了与他并肩战斗的英国突击队的尊重。泽瓦斯的指挥基地在伊庇鲁斯，而普萨罗斯则在鲁梅里一带活动。至少从对待占领军这个角度看，无可置疑的是，在宗旨方面，这两个组织以及其他很多的、更小的活跃于希腊不同地方的组织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是相似的。当第一支英国突击队在1942年9月底抵达希腊的时候，军人们就发现山区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游击队力量，并顺理成章地做出决定，要说服那些游击队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与他们一起战斗。
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私心。民族解放阵线在宣言中敦促并在其散发的数千份公告中反复号召的全体希腊人民的团结，与英国人的共识、劝说或合作都没有任何关系。德国占领军的野蛮残暴已经激起公愤，而希腊人民解放军及其武装部队——人民斗争保卫团（其希腊语缩写OPLA，在希腊语里是一个单词，意思是“武器”）似乎要在野蛮残暴方面与德国占领军一争高下。希腊革命后，在这些山区里看不到的那些行为，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比如，就地正法、死前酷刑折磨以及死后的分尸肢解、悬挂砍掉的头颅等。虽然山区里所有的组织都有这类的恐怖暴行，但目击者和历史学家直到今天都是有选择地详细介绍其中一部分。14
1943年10月，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大约有4000人，希腊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月里围剿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将其大部分士兵击毙或策反。一年后，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民族民主联盟重整旗鼓，人员发展到7000人。民族社会解放运动的成员好像从来没有超过800人。15这个组织在1943年被希腊人民解放军两次攻击和遣散，很多成员被诱惑改变信仰，包括其二把手尤里庇德斯·巴基尔济斯，他不久后成为民族解放阵线中的一个领导者。后来，民族社会解放运动对英国人调停的一次战役进行公然挑衅，最终在1944年4月被一支更大的希腊人民解放军部队攻击，并被击溃遣散。在那次攻击中，民族社会解放运动1/4的成员被击毙，很多人在后来的山村清剿中被捕杀。在被击毙、被俘后处死或受酷刑而死的人中，有这个组织中备受尊重的领袖普萨罗斯。希腊共产党的代理总书记西安托斯认为，如果这些行为得到宣传，民族解放阵线就会面临一场灾难。在1943年中期和1944年年底，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其他抵抗组织被消灭的惨剧。
这些极端的暴行中有一个令人发指的案例。当事人曾是一名来自拉米亚的学习农业的学生，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关在监狱里，后来在希腊人民解放军中负责全面指挥游击队的行动。他的真名是阿塔纳修克拉拉斯，但是他的声名和荣耀几乎都是以其战时所用的名字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获得的。其名字的含义是“维卢西峰的阿里斯”，包括古代希腊战神的名字和希腊中部一座山峰的名字，那座山峰是从前绿林好汉具有象征意义的基地，也是现在这些新的游击队队伍的家园。在所有的记述中，维卢西奥提斯都是一位魅力四射的领导人物，蓄着胡须，扎着醒目的子弹带，身配队长之剑，说话轻声细语，但令人信服，不怒自威，是一个“特别刚烈暴虐的人”。161945年，他因为拒绝履行那年2月已经签署的停战协议而受到共产党领导层的指责。在被政府军包围以后，他宁死不降。维卢西奥提斯和另一位同志的头颅被悬挂在特里卡拉的一个路灯柱子上。他的就义与事迹就像传统的草莽英雄歌曲所颂扬的那样，他被人们当作英雄来纪念。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40岁。
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在德国占领期间，希腊人是在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进行选择。17这当然是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支持者愿意讲述的观点。但是，希腊那些年里发生的一切要复杂得多。在当时极端的条件下，决定人们如何抉择的是暴力的程度，这比政治的考量还要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19世纪20年代那样，人们并不考虑抽象的政治，甚至在必要时根本不讲什么情理，只是希望能够活下去，能够保护他们的家人和生活，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看起来不会改变，而且要没有尽头地继续下去。激发其他组织拿起武器反抗的，正是希腊人民解放军镇压所有对立者所使用的方法，那就是暴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使得国家“至少分裂为两个政治派别——喜欢部分暴力的派别和喜欢完全暴力的派别”，这是一位社会学家对希腊内战的看法。18
那么，怎么解释在那个时候为外来观察家所不解，此后又一直困扰希腊历史学家的一个现象呢？随着1943年年底的到来，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同时它的武装抵抗能力也大大增强。这得从雅典的一项政治行动说起。4月，属于右翼和保王阵营的老政客扬尼斯·拉利斯被轴心国邀请领导希腊傀儡政府。他接受了，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他的政府必须有武装，并能招募希腊士兵围剿在山区里的共产党。他建立的武装叫治安营，起初，其士兵招募进展缓慢，而且依赖强制。但是到了秋天，随着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不过，希腊人民解放军不仅抵抗侵略军，还杀害其他抵抗组织的人，而指挥那些加入治安营的人打仗的可能是希腊军官，但最终的命令来自纳粹。一旦德军的行动扩延至山区，治安营和其他通敌的武装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在镇压游击队方面争夺当地的主导权。希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占领军，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一度无可匹敌。那里的小规模战争频发，对平民的暴行愈演愈烈。1944年年初，希腊的通敌武装分子大约有7000人，这与同时期的希腊民族民主联盟可以打仗的人数相等。但是，在德国那年秋天撤退的时候，通敌武装分子飙升到25000～30000人，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差不了多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那么多人以前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没有丝毫的同情，对国家遭受的残酷征服也少有怜悯，而他们竟然在意大利投降、第三帝国军队撤退时突然接受了纳粹的思想。其实，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向希腊革命期间常规形态的一个回归。为了生存和保护乡亲，为了争夺对当地的控制，那些武装分子不论外来的力量是谁，都会与其进行暂时的合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是关键，其与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对“法西斯”和“卖国贼”的指责一样，容易被煽动起来。有一位志愿者曾于1944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地区参加“治安营屠杀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的暴行，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在希腊北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宗教和民族的伤疤还没有愈合的那些地区，内战的原因更加复杂。半个多世纪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慢慢地梳理。19
在德国占领期的最后一年，希腊人之间的恶性斗争蔓延至雅典的街头。在居住着来自小亚细亚的难民的贫困社区和城镇棚户区里，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是清除异己：
熟睡的居民突然被大喇叭的声音叫醒，社区中所有的男人都接到了马上到大广场集合的命令。宪兵和治安营的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有人躲藏，就开枪打死他。在清晨冰冷的灰暗光线下，几千名男人坐在地上，而戴着帽子的告密者会挑出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或支持者……20
那些被挑出来的人要么被立即枪杀，要么被带到城市郊区那个臭名昭著的哈伊扎里监狱。他们在那里可能被折磨，也可能从那里被送到德国进行强制劳动，或者在下一次进行杀人报复的时候随时被执行死刑。分别效忠拉利斯政府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人员相互抢夺，在街上暴力相向，这已经不足为奇。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解放阵线于1944年3月在山区“自由希腊”成功地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即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既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非共产党人。在敌军占领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希腊的政府不少于3个：一是在开罗的流亡政府，被英国控制；二是在雅典的拉利斯领导的傀儡政府，被德国控制；三是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被希腊共产党控制。尽管如此，但希腊并没有真正的政府。当德国人从9月开始撤离的时候，希腊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那些相互竞争的组织中，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提出一项被各方接受的建议。唯一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具备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组织。
舞台已经搭好，但也只是通过暴力滋生更多、更大的暴力，直到20世纪4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新的演员走上了舞台。随着1944年的结束，人们终于看到了二战结束的曙光，不过在希腊，人们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