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地平线
巴伐利亚人启动的国家建设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一面。这个希腊新王国的机构还应该定义为“民族的”，但是民族国家本身的含义更难确定。国家的地理边界已经确定了，但也是随意确定的。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1832年尘埃落定之前，哪些希腊族人口应该包括在希腊公民之中一直都没有确定。如果以语言、宗教或者两者兼顾为标准，那么大致还有3倍多的可以被称为“希腊人”的人生活在希腊王国的边界之外，比如西边有爱奥尼亚群岛（当时依然是英国的保护领地），北边、南边，特别是东边有奥斯曼帝国。所以不可避免的是，在很多地方，希腊王国的建立被看作未完成的事业。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希腊流行。2013年出版的一本为儿童撰写的通俗希腊革命史的著作的副标题是“从未完成的开始”。6
在希腊革命期间，很多人认为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说希腊语的、东正教世界的人都得到解放。数百年来，那个世界历史上的首都一直都是君士坦丁堡，其名字的意思是“君士坦丁的城市”，在希腊语传统中被简称为“城市”。君士坦丁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的所在地。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东正教联邦中，从来都只有一个“城市”。雅典在希腊革命前大约有1.2万人口，从来没有被当作东正教联邦的中心。因此，在1833年第一次讨论将国家首都从纳夫普利奥迁到雅典的时候，资深革命领导人扬尼斯·科莱特斯提出反对意见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希腊唯一可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科莱特斯反驳道：“如果君士坦丁堡不可能成为首都，那么新的希腊就不应该有首都。”在希腊革命爆发5周年时，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纪念活动，人群中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口号：“到城市去。”
赢得君士坦丁堡的这个长久的、强烈的愿望可以追溯到1821年的希腊革命以前。从1824年开始，希腊快速发展的新闻媒体对此推波助澜。71833年以后，对巴伐利亚人的西方化统治最为不满的那些人是所谓的“俄国党”的领导人，他们被称为“纳皮斯特”。这些人集聚在资深军阀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儿子根奈奥斯的周围，是那些关于山贼强盗以及后来的山区游击队的歌曲所颂扬的自足自立理想的继承者。他们矢志不渝地把目光投向东方，既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又希望通过谋占奥斯曼帝国的地盘来扩大希腊王国的疆域。
刚开始的时候，新政府下决心给这些人一些颜色瞧瞧。巴伐利亚人抵达希腊7个月后，科洛科特罗尼斯及他的一些追随者就被捕了。1834年，他们被公开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些被判刑的人是最受希腊人尊敬的革命英雄。也许，判决只是奥托所展示的宽宏仁慈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在那些人服刑一年后，奥托就赦免了他们。同时，奥托给予了曾经很自由的新闻媒体严厉的限制。事实上，公审和大度赦免是权势力量的一种展现，但其背后隐藏着10年前内战期间的第一次裂开的缝隙。科洛科特罗尼斯及其随从犯有叛国罪，他们对抗奥托王朝，竭力策动民众，呼吁俄国助其将奥托和摄政驱逐出去。他们甚至还煽动山里的土匪。巴伐利亚人如果要活下来，就必须应对这个威胁。但是，科洛科特罗尼斯一直忠于“民族国家”的理念，这个国家主要是以东正教来定义的，远远超出了希腊国家的范围。
对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逮捕、审判和监禁以最冷冰冰的形式显示了那道裂痕。但是，所有怀着更大、更强烈愿望的人并不都反对巴伐利亚人或他们的建国大业。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的小说用充满热情的笔触描述了奥托的到来，其中一位农民对新国王的权力表达了单纯的信仰：“他的手一动，就能搅动整个希腊民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克里特岛；他的头一点，就是发起全面革命的信号。”人民群众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而不是以反对者的姿态）纪念1821年的革命，并喊出了“到城市去”的口号。第二年，苏丹驾崩后，奥托本人甚至冒出一个念头，要乘船去君士坦丁堡继承苏丹的王位。这个传言大致如此，当时的一个记录很有可信度。8
不久，机会降临，人们再次考虑利用国际政治实现希腊王国扩张的可能性。1839年，马哈穆德的继任者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面临着来自埃及总督的挑战，那个总督就是曾经率大军蹂躏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帮助征服迈索隆吉翁的易卜拉辛。有一段时间的欧洲强国外交处于混乱之中。在雅典，秘密社团不断兴起，都以参与过希腊革命的友谊社为样板，其中一个社团是纳皮斯特，它积极推动与俄国的亲密联系，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科洛科特罗尼斯的儿子是该社团的领导人之一，热爱东正教协会，密谋废黜奥托国王，很快便声名扫地，其中的内幕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热爱东正教协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对相邻奥斯曼帝国行省的秘密战争，从而将其地盘归入希腊的版图中。
此后不久，色萨利和克里特就发生了叛乱。尽管政府对其自由横加制裁，但雅典的新闻媒体达成了罕见的共识，依然给予了战争激情洋溢的支持。在1840年和1841年较短的时间里，克里特至少是具备与希腊实现统一的条件的。当时，欧洲列强的意见不统一，奥斯曼帝国前途未卜，希腊可能会有获得更大地盘的机会。就奥托本人来说，虽然他一开始有点儿手足无措，但一直对希腊王国的开疆拓土投以极大的热情。事实上，这是奥托统治期间为数不多的获得民众欢迎的领域之一。至少当时在首都精英圈之外发行量不大的一份报纸是这样说的：“我们就姑且信之吧。”
下面发生的就是对奥托及其顾问的警告了。危机又一次在远离希腊的欧洲国家中消失了。1841年，欧洲强国再度走到一起，支持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老政策。奥托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欧洲强国认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协调机制之上，对此感到很失望。但在国内，这恰恰是希腊民众希望他做而他又没有做好的事。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奥托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任何宪法或议会的约束和限制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半殖民地形式的巴伐利亚统治模式要让位于更像本国统治的模式。如果你冒险将传记的类比延伸到如此之远的话，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年幼的王国会本能地投向东方，因为那里有它的母亲。只是这种往东方的转向，引发了变革。
变革是从一次金融危机开始的。随着1832年国民议会事件的解决，希腊背负了6万法郎的新贷款，这是由欧洲强国担保的。从那以后，债务还本付息就成为希腊财政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为了弥补亏空，实现收支相抵，希腊政府每年都被迫申请新的贷款。1843年，在国际危机发生以后，欧洲强国变得严厉起来，不再给希腊新的贷款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是再度聚首，召开了曾经首先保证希腊独立的伦敦会议。无奈绝望之下，奥托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措施，但是马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不过，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843年夏，国王被迫同意屈辱的条件；国家未来税收的一部分要归债权者所有，直接支付给他们在雅典的代理人。而且在350万法郎的经费支出方面，希腊必须厉行节约。希腊的这种处境与其在2015年7月遭遇的所谓第三次紧急援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5年，希腊政府同样被迫将自己的财政自主权拱手交给了欧洲债权者。
欧洲强国1843年的这次出手相救不是针对某个国王，所以即便奥托不服从命令，它们也会施以援手。只是这次奥托在国内的对手要造反了。9月14日晚，驻扎在雅典的骑兵上尉迪米特利亚斯·凯勒基斯观看葛塔诺·多尼采蒂首次排演的歌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那标志着巴伐利亚人到来以后的10年里，“有文化”的希腊人所发生的变化。）歌剧结束后，上尉回到他的兵营。他犹豫了几分钟，嘟囔了几个词，举起他手中的剑，然后高呼“宪法万岁”。9骑兵和步兵一起大步走到王宫，从一扇窗户里向国王递上了他们的一系列要求。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士兵们递上的诉求来自因奥托独裁统治而靠边站的政客们。但是，将这些诉求付诸实施并确保成功的是军人，而军人正是巴伐利亚人创建的用以维持他们带来的新秩序的那个力量。奥托会保有他的王位，但是说话算数的是军人和政客们。10年的独裁统治走到了终点。希腊要拥有赢得独立后的首部宪法了。根据某些资料，这次政变的第二天（按照现在的历法是9月3日）代表希腊革命的真正结束。雅典市中心的一个主要大街直到今天还以这个日期作为它的名字。王宫前面的那片开阔空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当迷人的名字——“缪斯的花园”，后来被改名为“锡塔玛广场”，也就是“宪法广场”。
1843年11月，来自希腊王国各地的被选代表开始陆续抵达雅典。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844年3月底完成。相较于改变国家治理的方式，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一个词语，这个词语是“伟大理想”。它是在宪法的酝酿和起草过程中被提出来的，自那以后就是指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从一开始就被忽略的所有未完成的希望、渴望和愿望。
紧接着的建议是只有出生在希腊王国的人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除了希腊教会自治外，这又在希腊民族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其造成的影响是继续缩小希腊民族的定义，甚至将希腊局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主持全国国民议会的人是当时已经70岁的科莱特斯，他依然穿着他的家乡伊庇鲁斯山区的褶裥裙，那个地方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其他优秀的议员一样，科莱特斯议长提出那样的建议时，也冒着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自己要告别议会的风险。在时人的眼里，科莱特斯有着准确拿捏公众情绪的本能，并具有将此天赋化为政治优势的技巧。希腊革命期间，他一直是现代化促进者一派在1824年内战中赢得胜利的主要设计师。20年后，他仍然是一位有着令人敬畏的力量的人物。
在1844年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科莱特斯一开始就提到他和很多人（包括已经不在世的人）在希腊革命初期许下的誓言：“这个誓言是为了支持祖国的自由，我们发誓，为了希腊的自由，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牺牲，甚至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他继续阐述祖国在那个时候的世界地位：
从地理位置上看，希腊是欧洲的中心，东方在它的右边，西方在它的左边。通过衰落和覆亡，希腊注定启蒙了西方；但是，希腊要通过再生，来为东方启蒙。这两个使命中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祖先完成的；第二个使命，要由我们来完成。
这番话再一次说明希腊革命的国际维度。在这个世界上，希腊远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地球的中心。科莱特斯继续说道：
根据这个誓言和这个伟大理想的精神，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全权代表们相聚在这儿，这不仅为了决定希腊政权的命运，还为了决定希腊民族的命运。10
在定义国家时，科莱特斯远远不是依据国家的地理边界，而是依据当时人们说的国家语言来定义的，他寻求民族的、基于种族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不怎么清楚的是，这个身份认同与那个古怪地飘荡在空中的词语“伟大理想”到底怎样联系起来呢？
“伟大理想”这几个字又出现了，这一次我们哀叹“自己已经偏离祖国的伟大理想那么远了，而那个伟大理想，我们知道最先是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歌曲中表达出来的”。这里指的是“战歌”，它是维莱斯汀利斯注定失败的政治规划中唯一被广泛传播的东西。对于这份政治规划，我们要比科莱特斯或与他同时代的人了解得更多。事实上，这首“战歌”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清晰的“祖国理想”。但是，这首战歌的确在奥斯曼帝国不同的人群中传唱。从地理上说，维莱斯汀利斯的“战歌”从贝尔格莱德一直唱到了埃及。当然，维莱斯汀利斯并没有促进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的事业，而是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新世界里，这一点可以轻易地忽略。毕竟，维莱斯汀利斯已经明显地呼吁解放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统治的整个帝国。这一点也被附加到“伟大理想”的含义中了。
“伟大理想”这个词语现在在希腊通常用大写字母来书写，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使命，不仅要“教化”东方，还要扩展国家的边界，从而惠及民族国家所有的成员，而不管他们在哪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这种使命感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不断衰落的、从来没有体制化的“英国党”“法国党”“俄国党”逐渐归于一个新的二元对立，不再是赞成还是反对伟大理想，而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实现它。马夫罗科扎托斯是在此后的80年里实施“小心翼翼”政策的第一位领导人，他在巩固已取得成果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慢慢扩大帝国的边界。科莱特斯是根据1844年宪法当选第一位总理的人，他在执政方面的态度更加雄心勃勃，尽管他在议会中的讲话经过精雕细琢而显得很温和。
从科莱特斯1847年去世到20世纪初，“伟大理想”就简化为一个国家扩展计划，扩展的视野注目着东方。为什么年轻的希腊王国长大后要变成一个像它的祖先拜占庭那样的帝国呢？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基督教大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