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身份认同
当上述一切发生的时候，这个巴尔干小国政党及政党领导人的命运（泛希社运下台事件甚至比塞浦路斯事变的影响还要小）被其他地方更重大的进展淹没了。那些进展足以改变欧洲地缘政治的地图，不可逆转地重塑整个世界之中的国家关系。在欢欣鼓舞的日子里，西方严肃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历史的终结”。
泛希社运在1989年6月的败选恰好与波兰的第二轮投票在同一天。波兰在第二轮投票以后，开启了和平转型。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又一个地发生巨变，终于将分隔欧洲大陆的“铁幕”拉下。而希腊的政权统治则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合作，比如，曾经被政府禁止的包括希腊共产党在内的极左派与中右的新民主党联起手来，挤走了泛希社运，这样的党派联合在希腊以前的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那年11月，希腊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这正巧碰到柏林墙的倒塌。这一次，希腊由多个党派组成的联合大政府，在极度不稳定的权力平衡中走过了3个月。1990年4月，希腊举行了第三次选举，新民主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多数选票，组建了新政府，在随后的3年里执政。
1989—1993年，希腊三任政府在执政期间最值得纪念的不是它们做了哪些事，而是这几个政权在更迭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序性。这种井然有序是民主制度最终完全嵌入希腊政治生活最强有力的证据。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首脑是70多岁的康斯坦提诺斯·米佐塔基斯，他是维尼泽洛斯家族的后裔。执政期间，米佐塔基斯政府在希腊实施了“新自由主义”议程，这与10年前美国罗纳德·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采取的执政措施别无二致，但也为多年后的财政紧缩政策和“过苦日子”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些国内政治的变动与冷战结束造成的影响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1989年以后，希腊人与所有人一样，将不得不面对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他们是怎样做的，以及他们在变革中有着怎样的新压力和焦虑，将是20世纪最后10年以及以后的岁月里希腊民族国家建设故事的主线。
最重要以及最明显的是，这个新现实给希腊和希腊人带来了无限机会。20世纪30年代以来，希腊第一次不再与北面的巴尔干腹地隔绝。当其他的巴尔干国家发现自己被迫突然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时，希腊已经是该地区整体融入西方体系的唯一一个国家了。如果着眼于历史，不受“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的扰乱，那么希腊人就可以看到东正教联邦复兴的可能性，因为此时的形势与18世纪下半叶完全一样。希腊人和他们的语言及其深深嵌入的体制，将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发挥变革性的作用，并且这一次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成熟民主国家的自我利益之上。几乎整整两个世纪之前，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曾梦想过这种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前景从来没有这么好。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前景已经慢慢地、适度地在这些年实现了。希腊的公司在其北部的很多邻邦做生意，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希腊人的存在和发达禁不住让人（有限度地）想到18世纪那一地区的法纳尔阶层的崛起。如果不是受不久后就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欧盟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合作进程无疑会进一步加速。
但是希腊和希腊人自1989年以来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期待的要小得多。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甚嚣尘上。希腊幸免于10年中让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的真刀实枪的战争，但是并不缺乏推动战争的激情和恐惧。
这是因为冷战结束造成了第二个影响，它使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种族”对立以及强化对立的更深层次的宗教分歧再次回归。在这些冲突中，有一个冲突被集权统治冻结了半个世纪，它就是马其顿地区的争夺。这一争夺在20世纪的前10年达到顶峰，直到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才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告一段落。后来，马其顿地区被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胸怀抱负的国家瓜分。但不可避免的是，这并未解决问题，事情远没有完结。
有很多“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说斯拉夫语的人在1912年后变成希腊王国的臣民）在20世纪40年代的希腊内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后来，加入人数大大减少。由于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这一群体的规模很难得到可靠的推测。可能，该地区更多的希腊人在家里说的是斯拉夫语，但是在外面不愿意被看作“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几十年里，尽管希腊官方对这一群体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没有其他希腊人更忠诚于国家。在国界的另一边，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并位于其最南端的那片国土，从1943年后变成了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成为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只要南斯拉夫一直是完整的、独立的联邦，那么这就纯粹是南斯拉夫人的内部问题。可是，1991年9月8日，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就像几个月前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样，结果是赞成完全的独立。于是，新的马其顿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和联合国，以得到国际的承认。
希腊和全世界希腊族的反应是真切的、极端的。国外的观察家，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外国使节以及全球各地的媒体对希腊方面的强烈反应一再表示难以理解。这个新的国家身处内陆腹地，积贫积弱，没有军队，其人口只有希腊的1/5，还分为两派，一是占多数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二是占少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它能有什么威胁呢？7
那个时候，具有国际思维的希腊评论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届希腊政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在其后的4年里，希腊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四面楚歌。在巴尔干半岛重新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前景，好像就这样无端地黯然消逝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很难说是政府和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引导大众舆论，还是被大众舆论引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也经常出现。1992年的前几个月，在雅典和萨洛尼卡，大量民众涌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报社的立场强硬坚定，一点儿都不妥协。抗议不只发生在希腊。在澳大利亚，有几个城市里发生了希腊移民和南斯拉夫移民之间的冲突。81996年，英国一家学术出版商取消了一份根据希腊北部田野考察做出的严肃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合同，就是因为害怕自己在希腊的出版业务受到商业上的报复，作者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
希腊人的愤怒之所以飙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不是因为希腊北边的共和国要求获得独立，而是因为其国名有问题。一个国家所要声称使用的国名，却被希腊人看作希腊历史和地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希腊的一个地区的名字是“马其顿”），希腊人把它视为生存威胁。1992年2月，米佐塔基斯政府向它的公众承诺：“政府不允许那个新独立的国家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否则就不予承认该国。”这就使自身陷入了困境，无异于将已经疯传的、虽然读起来笨拙但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号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句口号是“不准用马其顿这个名字及其派生的词汇”。9如果你那时抵达雅典机场，那么迎接你的是佩戴着徽章的地勤人员，徽章上面用英语写着“马其顿是希腊人的，请读历史”。
正在这个时候，年高德劭的希腊考古学家马诺利斯·安得罗尼克斯去世了。1992年4月1日，他的葬礼在萨洛尼卡举行。这为希腊人提供了在这个国名问题上情感总爆发的机会，因为早在1977年，安得罗尼克斯在希腊北部一个叫韦尔吉纳的村庄发现了古代马其顿王朝的皇家陵墓，并挖掘出了这个古代王国消失已久的都城遗址，在其中一个陵墓中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二世火化后的部分遗骸。有些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些则深信不疑。不过，在1992年以前，这一发现已经被广为接受。自发地送安得罗尼克斯最后一程的群众就像在哀悼自己的去世的君王那样。腓力二世国王遗骸的现身，而且是现身于无可争议的希腊国土上，为群众提供了穿越历史迷雾的真切可感的脉络。安得罗尼克斯的发现看起来是一个能带来慰藉的、可视的证据，说明“马其顿是希腊人的”。不管是从名字上说，还是从地点上说，抑或是兼而有之，马其顿都是希腊的。10
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经过艰难磋商，各方围绕国名问题终于在联合国达成了妥协。新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将采用一个临时的名字，以后再寻求更圆满的解决方案，这个名字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FYROM。希腊以前拒绝接受任何包括“马其顿”的国名，现在也勉强同意了。几个月以后，由基罗·格利戈罗夫领导的新共和国的政府也勉强同意了。于是，在此后的25年中，国名问题就这样僵持不下，多数国家默认希腊北边邻邦国家的名字是“马其顿”。但希腊不认可，该国简称“FYROM”在当时仍然是强制使用的。有些希腊政客甚至不允许使用全名，好像这个简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词语，而且和人们争论不休的“马其顿”没有任何关系。在希腊的日常话语中以及通往边界的路标上，希腊继续用首都斯科普里这个名字来指代它的邻邦。在希腊语中，“马其顿”的名字只能用来表示希腊北部的省份。在英语中，在大西洋的两岸，马其顿作为一个国名现在已经普及，但是这仍然会让多数希腊人耿耿于怀。就国名问题，双方都有所妥协，希腊和马其顿两国的总理于2018年6月17日在距离卡斯托利亚镇不远的边界上签署了协议，各自的议会在2019年年初批准了该协议。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称谓将正式变成北马其顿共和国，或简称为北马其顿。
早在1993年，由于向“FYROM”的国名妥协，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下台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外交部部长安东尼斯·萨马拉斯于上一年被政府解职。作为回应，他自己发起成立了对立的政党——政治之春，提出了明确的民族主义的议程。仅仅两名执政党议员的叛变就结束了政府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地位。泛希社运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重新掌权，但是在关于邻邦国名的问题上，他们很快就决定采取与萨马拉斯的民族主义更为接近的政策，与前任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
正如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看到的，希腊被西方盟友遗弃，所以就在1994年2月采取单方面行动。对FYROM的贸易禁运损害了两国的经济，可能也加剧了那个新兴国家里种族关系的紧张局势，从而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引发了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和占少数的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希腊的措施对于解决国名问题无济于事，特别是多数外国人认为，国名问题纯属小事，根本不值一提。此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进行着惨烈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事。能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也就是希腊和FYROM在1995年达成的临时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希腊同意解除制裁，承认其北方邻邦的暂用国名，由此换来对方宪法和国旗的修改。
这是重要的让步。因为，即便国际社会一直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FYROM争取独立最初阶段的行动恰恰是民族主义激情所激发起来的，这一激情弥漫在整个前南斯拉夫。FYROM国旗最早的样式就是基于旭日或韦尔吉纳星的图案来设计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个国旗图案一直让大众联想起腓力二世国王，因为它醒目地显示了安得罗尼克斯发掘出的财宝的装饰形式。在初期的版本中，新共和国的宪法将它自己的在希腊的马其顿子民称为“少数族裔”。它狂妄地论及将领土扩张到大海之边，将萨洛尼卡纳入版图之内。这听起来很不合情理，且对邻里关系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如果其第一任领导人格利戈罗夫后来在雅典出版的回忆录可信的话，那么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议程或雄心与19世纪后半期主导希腊理论思维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实现了1/3马其顿人的自由……在马其顿的其他流散之地，我们还有兄弟，我们还没来得及解决他们的问题”。11
但是即便此危机在1995年得到缓解，希腊的国际声望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丧失了实现其在巴尔干半岛扩大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潜力。
冷战结束造成的另一个变化更加深远，也更加不可逆转。这就是向希腊移民的问题。历史上，希腊一直在输出过剩人口，除了1912年和20世纪20年代初，因为在这些年，大量的难民涌进希腊。移民希腊的人都是东正教徒，大部分人说希腊语。现在，随着北部边境的开通和对俄罗斯公民旅行限制的放松，希腊移民潮日趋稳定。一开始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很多移民从“种族”上看是希腊人，要么来自阿尔巴尼亚，要么来自俄罗斯的黑海腹地。这些最后来的移民往往被轻蔑地统称为“俄罗斯庞蒂人”，他们说的是一种与标准希腊语完全不同的方言，或者多半说的根本不是希腊语。他们的先祖于两个世纪前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被吸引到俄国定居。阿尔巴尼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处于恩维尔·霍查的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甚至都不与苏联建立联盟。二战结束的时候，有不少家庭被活活拆散。几十年后，亲人再度团聚，其间悲喜，一言难尽。12
不久，翻山越岭进入希腊西北部的就不只是希腊“族裔”的人了。当时，阿尔巴尼亚非常穷，这让希腊在一夜之间成为移民的热点。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移民大多是阿尔巴尼亚人。很快，希腊的移民服务机构就招架不住了。很可能大多数移民在希腊从事非法工作。希腊的犯罪率上升，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抢劫增多。尽管那些关于案件的推测并非来自警方，但是新闻媒体和每日要闻依然一如既往地责难阿尔巴尼亚人。不久后，有些移民从更远的地方来了，比如，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1996年的一个移民报告提及波兰人、菲律宾人、埃及人和其他非洲人，并推测非法移民人数占希腊总人口的5%～7%。13希腊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成为历史上的快速变为多元文化的国家。
同一时期影响世界很多地区的另一个发展，是宗教作为身份认同决定性因素的回归。在东欧，这一回归特别明显，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前，那里的东正教传统非常强大。在希腊，多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拥有政治左派相关的背景，开始呼吁人们“重新发现那个被遗忘的但是真实存在的东正教传统”。这个运动“是对希腊东正教文明精神遗产的真正认识，而不仅仅是宗教的复兴，因为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14这个知识潮流从来没有因其倡导者而为人所称道，只是被笼统地称为“新正统神学”，但是它已经和宗教复兴实践的其他可看到的现象齐头并进了。这些现象包括在希腊、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澳大利亚那些更远的地方，去教堂的人逐渐增多，新的东正教教堂得到资助和建设。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阿陀斯山东正教修道院自治社区的变革。那是东正教的圣山，在近几十年里出现了显著的复苏。不少活力焕发且往往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僧侣加入其中。15
克里斯托斯·吉安纳拉斯是学术素养很高的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提出了希腊社会和公民生活所具有的必要的拜占庭基督教底色和本质，期望将墨守成规的来自异端西方的思想和实践从希腊同胞的身上剥离出去。科斯塔斯·祖拉里斯以更加政治化的方式，极力在希腊历史的所有阶段寻找这种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本质”的希腊生活方式。祖拉里斯曾是一名共产党人，也是一名作家，但是他在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政府任内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代表的是联合政府中的另一个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在马其顿问题上，祖拉里斯态度强硬，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这个事实显示了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之间的不稳定的共存，因为FYROM的大多数东正教人口从逻辑上都属于东/西方分隔线的同一个方面，这个分隔线因为新正统神学的兴起而再度凸显出来。
尽管从来没有像邻邦前南斯拉夫的冲突那样演化升级为暴力行动，但是这些紧张形势和身份认同的交错碰撞在希腊一直很强烈，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进入了新世纪。有时候，它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场。比如，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公众一般站在塞尔维亚人的一边，有时候态度还很坚定。这就使得希腊处于西方世界的口诛笔伐之中。原因并不难解释。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有着同样的东正教遗产，他们都是在对统治了自己几百年的奥斯曼人的憎恶中建立了现代身份认同。在南斯拉夫成立以前的岁月里，希腊与塞尔维亚并肩作战，抵抗共同的压迫者。（那个时候，塞尔维亚拥有FYROM的国土，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是身份认同的交错碰撞之一。）
南斯拉夫内战中最后的战争是1998年和1999年关于科索沃省的战争。当时，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多数人宣称要从只剩下塞尔维亚、黑山两个共和国的联盟中独立出来。与此前大部分冲突不同的是，这次冲突遭到了来自国外的、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力量的干涉。1999年3—6月，北约的轰炸机袭击了塞尔维亚。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希腊被迫宣称支持这次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派兵参与。同时，希腊大量民众涌向城市街头，进行反抗示威，曾一度突破警戒线，侵入英国驻希腊大使馆。大使后来回忆，这次冲突之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因为大使馆的门房是一位克里特人，他警告那些闹事者，他们要抢掠的这个房子曾经属于伟大的维尼泽洛斯。16
公众反对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行为得到了上一年当选的希腊大主教和雅典主教的支持。克里斯托杜洛大主教在他的10年任期内，为教会重返希腊公众生活的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来不惧怕引发论辩，是一位激情似火的演说家，能很快地点燃群众的情绪。在某些方面，他还是一位现代技术的使用者，比如，第一次系统利用社会媒体，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教会的慈善工作。他支持新正统神学运动，深度怀疑全球化，坚持希腊东正教历史的特殊性。这一观点使他与当时的希腊政府处于冲突之中，因为政府正在努力强化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当时，所有希腊公民的身份证上都需要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2000年，泛希社运政府决定将宗教标识从身份证上去除，从而符合欧盟其他国家的惯例。对此，克里斯托杜洛大主教和其他主教再一次鼓动公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抗争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呼吁在身份证上恢复宗教信仰信息的请愿书，获得了300多万个签名，签名人数接近希腊成年人口的1/2。
最后，希腊政府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身份证事件趋于平息，教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要求，因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在希腊得到彻底讨论，其造成的反响还没有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身份证这个案例上，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正如在希腊自治教会创立的19世纪30年代时，人们第一次所做的那样，希腊人会再一次问自己，怎样才算是希腊人？是什么界定了希腊人的身份？是宗教，民族，古代遗产（正如关于FYROM的名字争论所显示的），还是所在国家的世俗体制？
冷战结束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和希腊国家一样古老的问题正在寻找新的表达形式，但并不一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