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
那个时候，希腊的反响很迅速、很强烈。士麦那的灰烬还没有变凉，分散在附近岛屿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上的部队军官就在9月26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政府解散、康斯坦丁立即退位，进而为这次灾难负责。革命者搭乘的船只还没有到达比雷埃夫斯港，惊慌失措的政府就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康斯坦丁在月底离开了希腊，这一次是永远离开了。他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乔治二世。不久前在士麦那城外被击败的大约12000名士兵，现在则昂首进入雅典。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政府。这次事件本来可以成为抹平过去几年来恶性分裂的一味精神良药，但是机会好像很快就消失了。没过几周，新的军政府背后的主导力量渐渐浮出水面，他们是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这位希腊前总理一直隔岸观火，在国外表示自己愿意代表新的政府。
同时，应外国政府及其在雅典的代表的强烈要求，希腊成立了公审法庭，判决对这次灾难负有最大责任的5名政客和1名军事指挥官有罪。“六人”（这是日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在古蒂的山顶上被处决。古蒂这个小地方既可以成就胜利，也可以见证失败。1909年，这里首倡暴动，将维尼泽洛斯第一次送上权力的宝座。现在，这里成了那“六人”事业和生命的终点。他们是希腊前总理迪米特利亚斯·古纳里斯；外交部部长乔治斯·巴尔塔季斯；战争部部长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当时不幸担任总理的佩特罗斯·普罗托帕帕扎基斯；尼古拉斯·斯特罗斯，是维尼泽洛斯的宿敌，刚担任外交部部长；军队参谋长乔治斯·查兹奈斯蒂斯。
军事法庭对那“六人”叛国罪的指控当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被指控有罪的那几个人，会愿意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更不用说摧毁了。但是，指控定罪和判刑执法完全反映了一战初期以来在维尼泽洛斯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流行的谴责和反谴责的语言风格。“叛国罪”是对国家真正利益的误读。很明显，那“六人”成了替罪羊，是在国家蒙羞和报复失败的狂乱中被依法谋杀了。正如前面所观察到的，这样的放血治疗只能让谁该为这次灾难真正受到惩罚的问题沉到了表面之下，而且让问题隐藏了几十年。20
这个事件引发了维尼泽洛斯个人应负多少责任的问题。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害怕和憎恶维尼泽洛斯的政策以及影响的人或者那些在“维尼泽洛斯式的恐怖”岁月中受到迫害的人来说，罪魁祸首就是维尼泽洛斯，这是不证自明的。至少从1915年起，维尼泽洛斯就被他的对手称为“卖国贼”。不论是因为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的国家耻辱，还是因为那“六人”的死刑判决；不论是在维尼泽洛斯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多年，希腊社会的这一批人是不会原谅维尼泽洛斯及其支持者的。更为冷静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对维尼泽洛斯及其遗产都没有敌意，但也不愿意宽恕他。
还有一种说法被提出，那就是那次灾难的根源在于维尼泽洛斯1919年决定接受协约国的授权并派遣军队去士麦那。一年半后，他在选举中败北，由于没有认清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真正本质，他让自己犯下的错误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安纳托利亚腹地与凯末尔进行新的军事决战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最终的灾难是维尼泽洛斯的错误导致的，他是这次失败的始作俑者，他的继任者只不过是将他的计划推向了痛苦的终点。不管怎么说，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构建一个希腊飞地，从来都是行不通的（正如梅塔克萨斯将军1915年警告的那样）。在那个地区，任何边界都抵御不了土耳其人从东边的进攻。将士麦那从其穆斯林土耳其腹地隔绝，在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希腊统治那个地区，那么士麦那几年后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21所以，这个说法还有令人信服之处。
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思考。但是，我们先来谈第二点，将士麦那与萨洛尼卡的情况比较一下。两个城市的自然背景和经济历史非常相像，甚至都被大火烧毁过，而且烧毁之前的传统城市布局也差不多。一个城市在1917年发生了大火，另一个城市在1922年发生了大火。士麦那的希腊人口和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都大于萨洛尼卡。自从1912年成为希腊的一部分后，萨洛尼卡在很多方面都与大陆腹地隔断了。这包括在冷战期间将欧洲分开的“铁幕”存在的那半个世纪。那道“铁幕”就从萨洛尼卡北部50公里处经过。希腊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边界是在1913—1923年勘定的。1941年遭受入侵时，希腊根本无法防御。可以设想一下，维尼泽洛斯和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商定了希腊的边界，在没有后来发生的人口急剧变动的形势下，这个城市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毕竟，维尼泽洛斯1923年在洛桑与凯末尔的代表伊斯梅特帕夏以及1930年与凯末尔的磋商，充分证明了他解决争端的外交才华和实用技巧，而希腊当时面临的形势还没有1920年和1921年的形势有利。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上面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与中立的土耳其毗邻的希腊安纳托利亚省就可能成为20年后希腊逃脱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唯一通道。
那么，1919年就会有进入安纳托利亚的重大决定。关键在于，维尼泽洛斯只有在确保能够得到欧洲强国的支持后，才会采取行动，也总会采取行动。221919年，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欧洲强国的支持；1920年，他下令军队在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扩大占领区时，也得到了他需要的欧洲强国的支持。在黯然离开总理办公室时，他又一次期待得到欧洲强国对他留任的支持。与他的总理继任者不同，如果没有得到更强有力的保证，那么他绝不会在1921年继续推进领土扩张。但即便没有这些保证，那场战役也几乎大获全胜，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在萨卡里亚河之战中，希腊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土耳其人都做好了放弃安卡拉的准备。即便凯末尔本人似乎也经历了绝望的时刻，有可能放弃战争。23协约国军队尽管不再积极支持希腊人，但是依然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与黑海之间的海峡。它们占据前奥斯曼帝国那个立足点的决心还没有受到考验。（1922年9—10月的恰纳卡莱危机期间，考验降临，随之而来的让步使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黯然辞职。）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即便在那年8月土耳其反攻的时候，优势的天平依然偏向希腊这一边。如果希腊军队的士气再高一点儿，那么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24
因此，即便在维尼泽洛斯第一次派遣希腊军队的3年后，即便在他卸任总理将近两年后，安纳托利亚的失败也并不是必然的。同时，即便希腊没有后勤保障和外交优势，如果维尼泽洛斯一直担任总理，那么通过军事力量击败凯末尔的战略也要比一般认为的更容易成功。
如果说维尼泽洛斯有错的话，那么他的根本错误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他与外国政要进行磋商的才华远远高于在国内使用的政治手腕。正是因为他过早地坚持希腊加入协约国，他的国家才被强加上了“政治大分裂”，协约国成员国也认为维尼泽洛斯的建议有点儿超前。他本来还可以再等等。他本来可以与康斯坦丁和参谋长进行合作。他本来可以把他的游说才华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正是离他的家最近的地方。国外和国内两个阵营之间丧失信任，似乎发生得太早了点儿，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被证明是不可弥补的。维尼泽洛斯的国家扩张计划的总体逻辑是基于他作为克里特人，也就是一个外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的。如果他想获胜，那么他就得把他理解的国家概念贩卖给旧希腊的领导人和民众，因为那些人已经习惯于19世纪30年代巴伐利亚人到来以后的舒适的、按部就班的生活。
梅塔克萨斯将军的观点完全具有代表性，他是康斯坦丁的前参谋长，也是后来将希腊带入二战的独裁者。在1914年7月战争一触即发时，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在这次巨大的灾难中，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小小希腊能够幸免。”25在“分裂”声最大的那些日子里，保王派的新闻媒体天天在宣传这样的观点，一点儿都没有个人的真诚。维尼泽洛斯及其支持者怒斥这些东西，将其称为“狭隘主义”，而他们与此相反，去竭力追求“民族国家”没有边界的地平线。维尼泽洛斯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那些希望维持“一个小小的、光荣的希腊”的领土完整的人的激情和恳切，没有让他们得到渴望的东西。维尼泽洛斯好像不能理解他的对手的观点，所以就诉诸与磋商和沟通完全对立的措施。比如，大概是1915年夏天，他曾断定，实现他的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推翻他领导的政府的宪法基础，废除国王的权威。维尼泽洛斯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会强化他在国外的作用，但会致命地削弱他在国内的作用。
最多晚至1914年，灾难的种子便种下了。但是，维尼泽洛斯在一件事上是没有做错的，不能被冤枉。那就是他已经完全吸取了1897年的教训。1912—1920年，希腊的每一点军事进展和外交成果都是与外国合作伙伴联合取得的。军事和外交是协力推进的，一方促进和服务于另一方，一方对另一方经历的机遇和困境给予积极回应。在1921年和1922年，尽管这两方都很重要，难分伯仲，但是希腊保王派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恢复与外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希腊政府自己也感觉到了，因为在1922年8月面对土耳其的进攻时，希腊新招募的军队缺乏斗志，士气低落。作为现代国家，与土耳其相比，希腊是先建国的，其外交和战争双管齐下，意在扩大疆域。“大溃败”的直接原因是外交的失败。这个错误，维尼泽洛斯永远也不会犯。
代表希腊参加和谈的是维尼泽洛斯，这次和谈是由新成立不久的国联主持的，安排在瑞士的湖畔小镇洛桑。维尼泽洛斯的谈判砝码不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代表是伊斯梅特帕夏，后来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伊诺努。他态度强硬，不妥协，一定要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完整的和平条约的内容直到第二年7月才尘埃落定，其条款包括国际社会承认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是一战以后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之一。如果从希腊开始算起的话，那么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就将近一个世纪了。
维尼泽洛斯和伊斯梅特帕夏于1922年11月聚首洛桑，他们在外交磋商中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一场即刻就要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大约80万希腊人已经逃离安纳托利亚，还有25万人正在从东色雷斯蜂拥而出（希腊军队于10月解救出来的人）。伊斯梅特帕夏态度很明确，新的土耳其政府不准备让这些人再回去。磋商的结果是一个大胆的人口迁徙计划。如此大规模的迁徙是前所未有的。1923年1月30日签署的《洛桑条约》，对20世纪和以后解决未来冲突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条约的开端就赤裸裸地言明希腊和土耳其全权代表达成的协议：
从1923年5月1日起，两国进行强制性的人口交换，交换的人口是居住在土耳其领土上的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土耳其公民和居住在希腊领土上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希腊公民。
没有土耳其政府或希腊政府的批准，这些人不得返回他们生活过的土耳其或希腊。
唯一的例外是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和生活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26
一夜之间，几乎整个希腊民族国家被塞进希腊国家的现有边界之内。“伟大理想”在士麦那城外的战场上结束了，没有想到的是，它现在以这么一种方式完结，但这毕竟也是一种实现。但是，一战期间重现的那道裂痕，直到50年后才得到修复。
【注释】
[1]拉撒路是《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人物。耶稣在拉撒路死后断言其将复活，也确实如此。此处借用这一记载，以指该议会“复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