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金融危机（1983年）
1983年席卷香港的金融危机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第一，这场危机源于政治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当时香港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第二，这场危机因货币体制奇特和不稳定的特点而有所放大，该货币体制存在于1983年10月以前，1983年10月17日被一种新的货币体制所取代。
在1982年以前，对香港未来的地位及其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一直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这些因素在造成了短时期动荡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在1982年，因新界租期将于1997年结束的问题，促使撒切尔首相前往北京访问，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开始讨论香港的长期前景。
其结果是，长期资产的现值出现下跌，尤其是土地、住房和股票，并引起资本外逃，因为为了抵御政治风险，香港居民试图将其资产多样化。香港当时的货币体制与一般情况不同，也许非常独特，因为货币管理不是由“中央银行”负责，而是由两家发钞的商业银行［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管理，汇丰银行是当时两家银行中较大的一家。当汇丰银行需要现钞来扩展业务或满足客户的需求时，它从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购买以港元计值的债务凭证（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香港金融管理局授权汇丰银行发行新的港元现钞。外汇基金获得所有铸币税收入，同时承担两家发钞银行现钞印制的成本。但是，现钞发行数量由市场因素决定，与汇率自由浮动的情况一样。
这种体制自1974年11月以来一直如此，港元也从1974年11月起自由浮动。过去，港元一直钉住英镑，但自1972年6月英镑本身开始浮动以后，港元第一次转为钉住美元，并于1974年11月开始自由浮动。什么因素决定货币增长率？在实践中，汇丰银行作为准“中央银行”，领导香港银行协会（HKAB）根据最适合香港当前状况的分析，以垄断方式调整名义利率（从法律上讲，香港银行协会需要在决定利率调整之前与财政司司长“协商”）。现钞需求、银行借款、货币增长和汇率调整等都受到银行协会组织的利率管理影响。
但在1982～83年，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建筑业的衰退影响了许多银行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因此香港银行协会不敢大幅度提高港元利率，而这样又显然不足以消除政治不确定性对资本流出的影响。虽然香港的经常项目仍然保持较大顺差，但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使得港元汇率受到压力。汇率贬值后加剧了资本向海外的转移，这又造成汇率的进一步贬值。
到1983年夏天，汇率贬值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当地居民越来越担心经济前景以及更紧迫的政治稳定问题。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越来越关注香港形势，指责资本外逃是英国当局想在离开之前掠取香港的资产（或企图诱发货币动荡，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香港以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当三位著名美国经济学家（Beers、Sargent和Wallace，1983年、1986年）提出港元汇率下跌可能是由政府主导的贬值时，这一实际情况表明，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可能非常容易犯类似错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暗示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立即进行实质性干预时，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间出现了螺旋式加速发展。这场危机在1983年9月24日达到了顶点。
直到此时，虽然香港政府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来防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财政盈余和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所以香港政府状况良好。香港政府，尤其是行政长官Philip Haddon-Cave爵士，坚定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他在设计现行货币体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9月汇率体制的崩溃让香港政府相信必须采取一些行动。9月25日香港政府公开声明将采取行动来稳定外汇汇率，这有助于缓解汇率的崩溃。
但是，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明确当局是否有详细的计划。相反，最重要的改革建议是来自G.T.管理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John Greenwood，他曾帮助建立“亚洲货币监测系统”。Greenwood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改革建议，其中最可行的是实行一种类似于英国古老的货币局体系制度，该制度在1935～1972年曾在香港实行过。在这种制度下，所有港元都一对一地有一种国际货币存款的支持，而且港元与该国际货币挂钩。但是，Greenwood早期曾与当局存在分歧，因为他批评现行的货币体制，但当局需要一些外部建议。所以在10月中旬正式引入之前，对Greenwood的基本建议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研究。
关键要素是稳定汇率并将港元与美元挂钩，汇率定为7.80港元兑换1美元。选择美元作为关键货币，而不是英镑、日元或一篮子货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建议的挂钩方式是，银行可以按固定汇率用美元兑换港元，或用港元换回美元。同时取消外汇市场的管制，通过套利交易来保持该体制的运转。如果港元贬值，则商业银行会发现，可以通过向货币当局按较高汇率将港元现钞换成美元来获取收益。这会减少货币存量，并提高港元的利率和促使汇率回到目标值。
在实践中，与当时可以接受的高额收费相比，新体制的套利点使汇率有较大的波动幅度。汇丰银行（当局通过外汇基金对其进行支持）实行了利率的直接变动，以保持联系汇率制度。虽然早期对银行借款人脆弱性的担心曾限制了银行的利率调整，但1983年10月以后利率的变动情况并没有引起大的国内动荡。
的确，一旦开始坚定地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和金融信心得到恢复，香港经济的基本面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以后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虽然保持联系汇率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同，但对套利机制技术问题的担心一直存在，而且对汇丰银行会在多大程度上恰当保持其决定利率的核心作用也存在担心。因此在1988年7月，采取了一揽子措施来增强香港货币当局对利率机制的决定权。1988年措施的重要特点是将控制银行体系最终流动性的权力从汇丰银行转移到香港货币当局。
在实践中，联系汇率制保持了香港的货币稳定。但港元的价值一直保持与美元平价接近的水平，而且香港的利率也一直保持与美国接近的水平。的确，发生在美国并造成美元汇率波动的一些事件，而非香港的内部原因，是香港货币问题的根源。但保持联系汇率体制的明显好处表明，这种体制能够经受政治冲击，这也增强了香港当局在迎接1997年到来的过程中继续保持联系汇率体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