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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谢P.Armendariz、C.Briault、G.Caprio、T.Dubouchet、P.Jackson、G.Kaufman、R.de Krivoy、D.Llewellyn、G.Schinasi、D.Schoenmaker、M.Taylor、P.Tucker、D.Walker、W.White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研讨会与会者的有益意见。本文的观点和错误都由笔者负责。FSI Occational Papers No.1-November，2000-10-25。
[2]我相信金融服务局会争辩说，变化在于统一监管将会提高效率（将在下文第二节1.提到），因为可以更好地对金融集团进行综合监管，并且，更一般地来说，变化之后，对于银行的监管可以和对其他金融服务部门的监管结合起来［参见《新千年的新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2000年）］。
[3]Schoenmaker和笔者在一些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正在分析这些情形下监管机构的结果。研究结果在将来才能得出。
[4]对于过些年后谁留下谁离开以及原因的研究可能非常有趣，但不属于本论文的讨论范畴。
[5]Pauli（2000年）在第25页总结道：“法律条款、合适性和有力的补充链接构成了中央银行的三个基本功能：货币供应控制者、结算代理人和宏观监管者/支付系统监管者。这些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一个不能实行，那么剩余两个也不能实行。”H.Kaufman（2000年）在第219页写道：“我认为，中央银行的职责——保证社会的金融福利——需要中央银行密切参与金融监管与管制。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在各种有着相同职责的监管机构中，只有中央银行能把金融系统看做一个整体。这应该成为美国任何金融监管全面改革的中心组织原则。
[6]David Llewllyn（私人信件）提醒过我应当谨慎对待解释。仅仅通过观察体制结构的形式得出的结论，常常与事实大相径庭。即使中央银行不是正式的监管机构，但它在监管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很少像形式那样清晰。
[7]参见Tuya和Zamalloa（1994年）。
[8]但是，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亲自给我写信，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无条件地热衷于联合，它更倾向于国别研究（个案分析）的方法。
[9]日本虽然已经成立了单独的监管机构（非常类似于英国的金融服务局），但是日本银行仍然负责主要银行（例如支付系统中日本银行的交易对手方）的现场审查工作。
[10]关于这一点，参见Briault（1999年），特别是第二部分“其他国家的发展”。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分离的势头并不强劲。一位中央银行的管理者曾写信给我（私人信件）：“你可能夸大了把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分离的趋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当我们观察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我们就会发现，从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以来，只有英国把银行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开来。还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是主要的监管机构，但这些都是长期的安排。”
[11]参见《国家如何监管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1999年）；Taylor和Fleming（1999年）。
[12]我的同事Dirk Schoenmaker提醒我，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银行监管的开始是比较早的，如德国1934年的《帝国银行法》，荷兰1948年的《银行法》。
[13]感谢G.Kaufman提供此信息。
[14]尽管如此，管理机构——也可能还有一些专业化的经济体——试图维持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但只有少数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比如俄罗斯。
[15]Ferguson在前述所引书中，相似地写道：“但是，我还想提醒一点，一个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单独的监管当局也有实际的风险——监管扩大化的危险，这样只有一个使命的机构容易忘记或者忽视其他目标，比如它的行为对经济的影响。”
[16]Clive Briault在前述所引书中写到：“审慎和商业行为规范的区别在实际中并不像泰勒的‘双峰’模型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即使没有金融集团的出现，很多金融服务公司仍需由他所建议设立的两个委员会监管，因为公司的商业活动应该遵循审慎和商业行为规范。这其中当然包括人寿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机构基金经理，在实际中还包括很多银行和把不同形式的投资活动和接纳存款结合起来的住宅互助协会。这反过来会产生低效率（公司不得不被多个监管者监管），并有可能产生早先讨论到的沟通、合作和一致性问题。
另外，在审慎和商业行为规范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重叠——不管是概念性的还是实际中的。对任何受这两种类型监管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审慎和商业行为规范都密切关注，特别是因为高级管理在塑造公司文化、确保管理职责得到合理并全面地分配、确保其他内在系统和控制得当这些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系统和控制对于审慎或者商业行为规范可能是特定的，但更多会是常规的。”
[17]国际清算银行，在前述所引述中，第149页：“公共部门对监测发展和对评估系统性问题风险的分析方法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确实，用压力测试来作出预测有很多可取之处。这类分析主要究竟应该由监管者来做，还是由负责系统稳定的其他机构（多是指中央银行）来做，或者还是由二者共同来做，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保证这个重要的功能落到实处。让中央银行参与的一个理由是中央银行的‘自上而下’方式和社会监督做遵循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有着有利的互补性。许多建议支持在单个公司层面采取谨慎行为，但如果大量公司同时按相同方式改变自身的行为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也很重要。这类的推论谬误在宏观经济文化中是众所周知的。”
[18]然而Ferguson说，中央银行的国际性联系持续时间更长，甚至更好，这又为银行监管由中央银行负责提供了一个理由。因此他在第300页写道：“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金融市场的危机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市场产生严重影响。事实上，在信贷领域和付款流动领域，全球市场和国内银行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能够最好地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19]这种排名引发了一些中心当权者的担忧，某些时候甚至引发了愤怒。他们觉得评定没有按照合法程序进行，没有反驳的机会，也没有补救的可能。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可以邀请外部观察者来证实。另外，反应的强度是排名功效的证据。
[20]美国“影子金融监管委员会”于1993年12月发出第100号的报告，内容是关于“拟议的联邦银行委员会”。其中特别提到：
“一个反对政府合并提议的意见是该提议可能会最终损害金融服务客户的利益，因为银行曾有的监管选择被限制了。过去这种选择经常会促进市场竞争，推动创新。虽然基于上述观点，在过去该委员会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银行业已经不再那么需要对竞争实施监管。现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让金融服务客户充分享受到竞争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好处。”
[21]但是一个单独的巨型监督机构虽然形式不同，但不同样也是非选举产生和集中了大量权力吗？例如在英国，监督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向金融服务局转移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削弱了权力集中？有人可能会说，创造一个单独的监管机构虽然以不同的形式，但也增加了权力集中。我非常感谢David Llewllyn的这些分析。
[22]一些英国有分量的评论员重视这个观点。其中一人给我写信指出：
“为了提高中央银行在促进货币稳定的承诺和有效性方面的可信度，最近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因继续保持平行职责——金融监管和客户保护——而失去效果。自从权力发生转移后就没有大型的倒闭案发生，但这二者是毫不相关的：在某些地方，倒闭发生的可能性还是很高，只要想想20世纪80年代末‘约翰森·马塞银行（JMB）事件’对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声誉造成的损害，就可以明白如果中央银行继续保留直接监管职能，那么它在未来某个金融机构危机或者市场危机中将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我非常重视这个因素。”
[23]有监管职责的中央银行和它通货膨胀记录是逆相关的，参见Briault（1997年）。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基于“权力平衡”原则，那些中央银行的（业务）独立已从监管职能中被剥离出来。
[24]参见Di Noia，1999；Lannoo，1999；Haubrich，1996；Louis，1995。
[25]的确，正是由于美国国家银行系统的坍塌，“弹性货币”才应运而生，这导致了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
[26]一位很有见地的评论家指出：“中央银行在行使独立于财政部门的最后借款者职能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数额超过了中央银行负债表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与国内能够担负的能力是紧密相连的），二是引进国外银行（无论它们在市场上的地位如何）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逐步减小。虽然这降低了中央银行在行使最后借款者职能时的集中力从而降低了监管力的重要性，但是这更突出了与财政部在危机对话方面的潜在重要性，因为这在英国还没有先例（或者可能性）。
[27]根据中央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在英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种三权分制的常委会已经召开了月度会议，如果危机发生，委员们将按照要求经常会面。
[28]在我自己任职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三年时间里，对银行系统结构发展效果的担忧已成为影响我们自己决策的一个潜在因素，只是在1998年秋季当美国和英国出现潜在信用恐慌时出现了一段时间，这个危机已经安然度过。
[29]比如说Peek、Rosengren和Tootell（1998年、1999年）。
[30]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教授Ueda曾经私下告诉我他认为这些信息相当重要。另外，Alan Blinder（像我一样）持怀疑态度。在1999年12月3日和4日举办的电子局会议发言时，他重申了货币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他提到：“我的个人观点是，联邦储备当局获取了很多事实，然后极大地夸张了它的重要性。之前中央银行从银行测试取得的信息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几乎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保持平衡，最好能够拥有它。另外，银行监管者有可能成为银行的保护者和严厉的监督者，这任何一个角色都会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
[31]当然，当宏观层面的货币决策可能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部门时，金融服务局便会直接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
[32]后一个结论我要感谢Clive Briault。
[33]另一个独立的模型可能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信息质量非常不好。因此，如果我们认识到监督权的分离的确导致了流向中央银行的相关信息的损失，那么这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中银行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对于这个观点我要感谢Patricia Jackson。
而另一个原因是法律体系参与到银行监管和中央银行之间，以及使用谅解备忘录来使信息流机构化和/或者当法律权利存在重叠时参与决策的制定，国民编码系统想要详细的描述出每个具体的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禁忌，而普通法律系统对允许机构适应变化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更加宽容。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都设有国民编码系统，而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现代谨慎金融监管最前沿的发达国家，在普通法律系统中进行运作。法律系统也规范机构文化，国民编码体系当然会使机构内部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个争议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建立更简单明了的机构框架。我很感激Ruth de Krivoy在私人信件中向我阐述的观点。
[34]当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非常小并非常弱时，工业融资监管主体的其他选择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且更容易成为“猎物”。所以，中央银行监管主体的另一个主要替代物是由政府来运行的。政府资金管理的主要问题是预算压力会导致在管理预算中的肆意裁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35]愤世嫉俗者会说，中央银行只是想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地盘。但是第二章的许多观点被陈列在这里来支持监管权从中央银行的分离，比如行政时间的分离（巴西的Fraga博士和冰岛Gunnarson先生提出），以及作为监管者的法律问题，以及必须参与商业银行的管理（智利中央银行的Massad先生提出）。新加坡货币当局的孔阳光提出监管和更广范围的货币当局的联合会带来职业规划（以及更快的对产生的问题作出反应）时，英格兰银行的George先生回应道，这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在监管时所需要的分析技术（比如会计和客户关系）在中央银行的其他领域并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