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和货币政策的实施

无论中央银行工具变化带来什么效果，比如短期利率，货币政策的传递机构最终都会影响名义收入和通货膨胀，大部分都会借助银行体系的中介机构实现。理解商业银行怎样对利率、准备金储备、借款和信用创造方面作出决定，对于制定正确的宏观货币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般情况下，当商业银行赚取了合理之中的财富并且拥有足够的富余资本时，对传输机构的银行中介效果的担忧就高于其他对通胀压力更直接的关注，比如工资/成本压力、产出缺口、需求压力等（即使后来货币和信贷总量的增长率将会成为有价值的信息变量）[28]。

无论如何，尤其是在那些银行系统已经变得很脆弱的国家，已经有证据表明监管数据可以改善经济预期和分析[29]。银行系统陷入的麻烦越多，由这些微观的监管信息所建立的宏观信息就越重要[30]。

关于微观层面的监管信息在金融不稳定阶段可能成为宏观层面货币决策的有价值参考的观点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是，当银行监管权从中央银行被分割出来到一个单独的统一机构时，有多少信息会丢失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能得到回答吗？如果能的话，那么怎么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可能独立的监管主体并不是非常愿意为有问题的中央银行自由的提供信息，[31]但这类信息又是监管主体自己想要得到的信息，这取决于信息是中央银行内部的还是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当统一的监管当局中更大一部分用来处理消费者保护事宜，律师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替代了中央银行关于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技术基础的强调）时，这个统一的监管机构里的银行监督员会不会不能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当局不会与中央银行合作提供中央银行所需要的信息。相反，这种分离带来的冲击会促使中央银行更加认真和严肃地考虑在微观层面具体需要哪些数据。监管权的分离可能会催生对细节的更加关注和责任的分配。我已经听说了在澳大利亚有这种效果的案例。

对于一个大的金融集团，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也许可以更好并且更快地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从一个单一的金融服务监管者那里获取信息，而不是监管它的多个监管机构（即使这里面有中央银行自己的一个机构）[32]。

但哪些才是更重要的呢？监管者能够抓住将要出现的系统困难的早期预警信号吗？如果中央银行失去了其微观层面的信息系统，当类似问题早已出现的时候，它还能够知道从监管机构那里获取什么样的数据吗？到那时候，可能一切都晚了。或者，这种担忧纯粹是庸人自扰？

在之前引用的Ferguson的著作中，他生动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在第300页中他提到：

“在实践和制度层面，那些总是准备管理金融危机的中央银行不仅必须知道金融市场与机构是如何操作的，还要知道它们是如何变革和被管理的。我还要强调这样一个中央银行需要了解是哪些人制定管理决策以及它们是如何控制和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的。我们没有必要监督所有的机构去彻底贯彻，但是我们需要直接参与了解面对压力时，各种不同规模的阶层是如何应对的。缺少这样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与国际上其他中央银行的沟通，这样的情形太令人恐惧。”

在已经丧失监管主要银行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是否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当地处理它所得到的信息也成为一个问题。联邦储备局表示它们需要和这些大的银行系统保持联系，比如监督它们来完全有效地担当危机管理者的角色。即使如此，我想当怀疑这些丧失了监管责任的中央银行是否能够接受它们可能正在失去准确诠释监管信息的能力的提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观察员会惊讶地发现参与者对现状偏爱的辩解的能力，无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