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监管要求变动对实际资本的影响，借贷和实体经济
讨论顺周期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当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变化时，缓冲资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冲实际资本和潜在银行贷款的传导过程。
3.2.1 对实际资本的影响
Segoviano和Lowe（2002年）简要指出：监管要求本身就可能是顺周期的，资本实际水平的变动是否会与最低资本规定显示出同样的周期性模式，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原稿中强调）。一方面，如上所述，已有证据证实监管资本规定并无约束力[17]。在讨论美国银行的这一特点时，Flannery和Rangan（2002年）认为，从1998～2002年，资本充足率的上升而非监管资本规定的变化[18]，反映了市场纪律的作用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也有资料证明，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资本要求一起变动。在英国，Alfon等人（2004年）发现，从1998～2002年单个资本规定变化的50%在短期内都转化成了实际资本充足率的变动[19]。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称的，在监管要求上升时调整的幅度要高于下降时。对于西班牙银行1986～2000年的数据，Ayuso等人（2004年）发现，在影响过剩资本的潜在因素不变时，资本缓冲与处于经济周期的位置负相关，但是缓冲并没有缓解所有的周期性。基于一个采用美国大型商业银行1989～1997年数据的模型，Furfine（2000年）认为有效假设应为银行针对监管的变化，根据资本要求调整实际资本水平，并根据经济利益作出最佳选择。
以上这些研究均附带一些并无价值的警告说明。首先，在美国与英国，存在大量因监管要求产生的资本缓冲的证据，但并不能应用到其他国家盈利状况不好的银行部门。因此后者缓解监管资本规定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能力更低。其次，鉴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时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使用过去数据时必须谨慎。尽管有这些警示，资料也已说明监管资本规定附带的周期性会引起实际资本的变动（但幅度未知）。
3.2.2 对借贷总量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微观与宏观
前述资料揭示，必须区分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微观和宏观含义。当减少单个银行所冒的风险并因此降低破产的可能性时，许多论文均强调这样的监管对总量会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例如，Blum和Hellwig（1995年）指出，总量的影响来自于在宏观冲击下，银行普遍存在调整资本或减少贷款的动机。Danielsson和Zigrand（2003年）以及Danielsson等人（2004年）强调，由于普遍采用相似风险管理办法会导致更高的“内生性风险”，这一效应可能更明显。因此，如果《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导致单个银行的贷款行为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从总量层面来看可能更大，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并没有正视这一问题。
Summer（2003年）强调，资本充足率监管与系统稳定之间的联系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Blum和Hellwig（1995年）率先考虑了这一联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一个不可分散的宏观冲击发生，假设银行由于高成本在经济下行时并不调整资本，那么所有银行都会选择降低贷款。从总量层面上看，这就会降低投资与需求。单个银行组合的信用度便会降低，放大了最开始的冲击。Eichberger和Summer（2004年）的模型指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全部影响是模糊的，但是会使系统性风险更加恶化。Danielsson和Zigrand（2003年）以及Danielsson等人（2004年）关注了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倡导下广泛使用的对市场风险敏感的风险管理工具，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在管制经济下，如在险价值等模型要求的更高的监管限制是有约束力的，那么将对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增加起到同样的作用。经济下行时，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使得在险价值的要求具有约束力，反过来会增加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并引起资产价格相关系数潜在的内生增长，这又加剧了下行时的困境。
实证结论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实施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研究，探讨新资本规定对银行信贷和实体经济的影响。Jackson等人（1999年）就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将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资本规定的变化导致信贷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是否影响了实体经济？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发现美国和日本有资料说明，尤其是房地产等特殊部门，衰退时的资本压力可能受银行信贷的约束。例如Furfine（2000年）的标准化模型认为，在1989～1997年的美国，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迅速引发贷款增速下降5.5%。同样在美国，古德哈特等人（2004年）发现，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资本充足率的上升与监管资本的上升及风险加权资产的下降有关，显示了资本要求的上升可能导致信贷供给的下降[20]。对于第二个问题，Jackson等人指出，银行信贷的限制只有在不被其他筹资形式替代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实际影响[21]。关于这一实证问题，他们发现确有迹象表明，银行信贷的变化影响了产出。显然，这一影响很可能发生在银行主导的经济体及经济主体没有其他替代筹资方式的情况下。
总之，估计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带来的实体经济附加的顺周期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将其传导机制分为一系列阶段也揭示了大量的重要特征。实证研究认为，新的内部评级方法在支柱一下导致了最低资本要求具有更高的周期性。这是否会转化成整体监管要求更高的周期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柱二的实施，以及压力测试如何揭示超过支柱一水平的附加资本需求。对于这一联系的评价取决于压力测试的形式。假设监管资本要求整体上是周期性的，这就会影响单个银行的资本和贷款（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通过市场纪律的发生潜在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仍不清楚。此外，微观上的影响可能会在宏观层面上有所放大。如果银行贷款总量的周期性变化放大，那么在那些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国家里，对银行信贷的限制就会产生真实的顺周期性影响。在考虑解决这一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的问题的政策选择之前，我们先来考虑一下由《国际会计准则39号》的会计框架而引发的潜在的顺周期性和波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