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挑战

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过去的70年里，我们对风险的概念认知已经逐渐从一个局部现象转变为区域和全球性的现象。乌尔里希·贝克（2018）指出，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逆火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风险的阶级性），使风险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阶层，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穷人百姓，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生态领域，都难逃其影响，风险的普遍性已成为风险社会的显著特性。譬如，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中，就呈现出了关税“回旋镖效应”，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采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制造的零部件，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减少，提供零部件的美国的出口额当然也将下滑。故而，皮特·斯特赖敦（Piet Strydom）将风险的特点归纳为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的，不可逆转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们普遍存在，威胁着从人类到动植物等所有物种；从空间上看，它们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限制，突破了政治边界；在时间维度上，它们是不可逆转的，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后代都将产生消极影响。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2018版ISO31000《风险管理指南》指出，所有类型和规模的组织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使组织对实现其目标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因素和影响。风险是指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不确定性实质是风险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理论源于对经济活动领域现象的总结，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Greorge Akerlof）提出信息不对称是指由于市场交易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差异，而导致双方在交易中地位的不对等。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对资源的获取更为便利；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更为被动。一般而言，对风险信息的掌握程度，决定了对风险的识别和判断程度。

风险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变异、累积叠加、此消彼长，当前，学术界针对风险因素的关联性（或相依性）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典型的研究焦点，如灾害链研究、风险的多米诺效应、灾害的级联效应和连锁反应等，基本都指的是“一种风险事件的爆发引致另一种风险事件爆发”的现象（BULDYREV et al，2010，HALDANCE et al，2011，PESCAROLI et al，2018）。今天，当我们在对任何领域遇到的单个致险因子和风险群组进行单独评估时，风险评估和处置结果往往与实际风险发生造成的损失存在较大偏差。究其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去单一的集中式的社会、经济、公共治理模式，已进化为更加分散化、分布式、多样性的复杂社会，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化的外部环境使得风险因子重新组合叠加形成了新的叠加型风险（连锁反应），并在传播的过程中扩大，而非衰减，进一步表现出了多样化和突变性的特征，为现代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挑战。由此，人们对风险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火灾、台风、洪水、地震等演变速度快、破坏力强的自然灾害事件，诸如极端气象灾害事件（热浪、干旱等）、生物化学危害事件（核污染等）、公共卫生威胁事件（新冠肺炎病毒、SARS病毒等），等等内涵更广泛的风险都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由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来加以应对。尽管风险的变异性与不确定性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但是，这种特质也成了学术领域“迷人”的议题，为人们创新应急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世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风险也不例外，风险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包含着机遇，并且两者往往呈正比关系。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风险对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