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非国家社会

其他非国家社会在解决争端方面有什么差异？在新几内亚的传统村落，调解也许是个不错的解决之道，如比利与马洛的事件，然而对其他社会来说，这种方式并非必需，也可能效果不佳。人类社会形形色色，小型社会没有中央权威或司法制度；酋邦中的很多争端都是由酋长出面解决；在较弱的国家，个人仍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正义；较为成熟的国家则通过权威的司法机关来解决争端。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五种规模不同的非国家社会如何和平解决争端，其中最小的社会比新几内亚的村落还小，最大的则是已有中央政府雏形的大型社会（见图21）。

我们从最小的社会开始讨论。这样的社会只有几十个人。有一个人类学家曾到昆族社会（见图10）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很爱说话，而且会在别人面前吵架。如果发生冲突的人分属两个游群，双方成员就会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那个人类学家在当地待了约一个月，其间有对夫妻发生口角，同一游群的其他人（与那对夫妻均是亲戚）也跟着吵起来。一年后，这个人类学家又回到这个地方，发现那对夫妻还在一起，依然对彼此不满，同一游群的人也常因此卷入舌战。

过着小型群体生活的玻利维亚西里奥诺印第安人也爱吵架，不但夫妻之间常吵得不可开交，一个男人所娶的多个老婆之间、姻亲之间或同一家族的孩子之间也爱争吵。据统计，西里奥诺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75次争吵中，有44次是为了食物（不与人分享食物、囤积食物、偷走别人的食物、晚上在帐篷里偷吃，或是偷偷把食物拿到森林里吃），有19次是为了性，特别是通奸，其他情况则只占12次。西里奥诺印第安人发生争端时没有调解人，一般是由涉事双方一起解决，有时亲戚也会加入，为自己人说话。如果同一营地的两个家庭发生争端，也许一个家庭就会暂时迁移到森林里去住，等到双方消除敌意后再回来。万一双方依然互相仇视，一个家庭可能会离开，加入另一个游群或组织一个新的游群。我们由这个例子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如果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发生争端，只要拆散双方就没事了，但对过着定居生活的农民而言，则很难一走了之，毕竟他们在园圃投入了很多心血。西方社会的居民也是如此，总是被工作和房屋捆绑住，无法轻易离开定居地。

同样是小型社会，巴西的皮拉亚印第安人（见图16）要求族人遵守规范，解决争端的方式则是不同程度的隔离或放逐。小事则可能让肇事者一天或数日不得分享大家的食物；再严重一些的则让他一个人住在森林里，断绝其与人接触、交易的机会；最严重的刑罚则是彻底放逐。例如，皮拉亚少年图卡加（Tukaaga）杀了住在附近的一个叫若阿金（Joaquim）的安普里纳（Apurina）印第安人，致使皮拉亚人可能会遭到安普里纳人的攻击。图卡加于是被村子里的人赶出去，一个人独居。不到一个月，他便离奇死亡。虽然有人说他是病死的，但由于他给族人带来危险，很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族人杀死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新几内亚高地的佛尔族。我曾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过这个族群。由于该地人口稠密，佛尔族比昆族、西里奥诺印第安人或皮拉亚印第安人更会逞凶斗狠。人类学家伯恩特夫妇在1951—1953年研究这个族群时发现当地很不平静，时有打斗发生。佛尔族没有中央权威或正式的机制来解决争端，氏族或宗族内发生的争端由涉事双方自行解决。例如，保管好财物就是所有者自己的责任。虽然大家都有共识，认为偷窃该受谴责，但所有者可自行决定如何跟窃贼讨公道，比如要他赔几头猪或其他东西。赔偿物品的价值不一定等同被偷物品，而是视双方的势力而定，还要看双方以前有何过节，以及窃贼亲戚的态度，看他们是否为窃贼撑腰。

佛尔族的人发生争端，常会把其他人卷进去。夫妇吵架时，双方亲戚都可能加入争执，也有可能面临利益冲突，例如某个人本是男方亲戚，应该支持男方，但是男方当初娶妻时，这个人也曾帮忙出资，因此他会转而支持女方。通常一个家族里的人发生争端时，双方在族人的压力下都倾向于赶快和解，通过支付赔偿金、交换礼物，或是一起举办宴会来代表双方已握手言和。若是同一地区两个家族的人发生争端，也可能通过赔偿的方式和解，然而由于来自他人要求和解的压力较小，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如接下来两章所述）。

我在该部分比较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苏丹的努尔人（见图9）。努尔人的人数约有20万（分成很多部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曾在20世纪30年代以努尔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本章讨论的非国家社会中，努尔人规模最大，也最暴力。努尔人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政治领袖，人称“豹皮酋长”。努尔人很敏感，若有人出言或出手侮辱，必然会立即做出反应。村里发生争端时，双方多半用棒棍互殴，直到一方被打得不成人形，或其他村民出面干预把双方拉开。

对努尔人而言，最严重的罪行是杀人。杀人常会引发血腥复仇。如果甲杀了乙，那么乙的亲戚必然会追杀甲或甲的近亲。因此，杀人事件不只涉及凶手和被害人，还包括双方亲友及其所属的群体。凶手杀人之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复仇的目标，为了活命，只得躲在酋长家中。然而，他的敌人仍会在酋长的家外守候，只要他敢走出一步，敌人就会取他的性命。酋长会等几个礼拜直到被害人的亲友冷静下来（类似于前面提到的马洛，在案发后暂时躲在自己的村子里），再找双方亲友来协商赔偿事宜。一般而言，杀死一个人要赔四五十头牛。

然而，我们要了解，努尔人的酋长没有统治权威，不能论断谁对谁错，也无法命令族人和解。酋长只是一个仲裁者，只有双方有意和解、修复彼此的关系，才有必要找酋长从中协调。酋长通常会请一方提出和解条件，另一方则十之八九会拒绝接受，但酋长还是会设法游说，另一方只好勉强接受，并坚持说他们是看在酋长的面子上才这么做的。同一个村子的人通常不会出现互相打斗的情况，因为这是全体村民不容许的，即使是相邻的村落发生争端，争端也会很快解决。但如果是两个相离甚远的氏族有任何仇恨就较难解决，毕竟双方几乎没有动机修复彼此的关系，而是强调血债血还，因此会结下血海深仇。

努尔人的豹皮酋长也可帮忙解决比较小的争端，如偷牛、用棍棒打人，或是女方在离婚后拒绝还男方迎娶时送去的牛。不管如何，争端的解决并非为了断定谁是谁非。例如牛被偷引发了争端，盗窃者虽然不否认偷牛的事实，但是会辩解失主或其亲戚曾偷过自己或自己亲戚的牛，或欠自己一笔赔偿金（如因通奸、伤害他人、诱拐未婚少女需支付的赔偿，或失主的姐妹离婚时未归还男方迎娶时送去的财物，或失主的亲戚未承担妻子因生产而死亡的责任）。除非失主打算诉诸暴力求偿，或是盗窃者担心自己和亲人可能遭到报复，否则盗窃者不会赔偿。因此，努尔人和佛尔人一样，如果与人发生争端，那么多半是自己解决。

与其他四个非国家社会相比，努尔酋长的角色代表了传统社会走向争端仲裁的第一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从努尔人解决争端的过程中，还见不到国家争端仲裁的特点，在大多数非国家社会中也是如此，除非是规模很大的酋邦。努尔酋长只是个仲裁者，促使双方冷静、保留颜面，如在比利家人和马洛的雇主之间奔走的雅盖安。努尔酋长没有武力的垄断权，甚至没有武力的行使权，发生争端的双方仍然可以诉诸武力。努尔人解决争端的目的不是决定谁是谁非，而是重建关系，毕竟他们的社会很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如果双方相互仇视、水火不容，那么这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若是在人口众多的酋邦（如波利尼西亚的大型酋邦和庞大的美洲印第安社会），酋长则握有政治与司法的实权，可垄断武力，这代表酋邦已具早期国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