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的地理条件

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极不平均：约有半数的语言集中在占全世界地表面积10%的国家和地区。语言多样性最低的就是全球面积最大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分别拥有约1700万平方公里、998万平方公里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本土语言各只有100种、80种和300种左右。语言多样性最高的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虽然面积各只有78万平方公里和1.2万平方公里，本土语言却多达1000种和110种。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加拿大与中国，分别每17万平方公里、12万平方公里和3万平方公里才有1种语言，但在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每780平方公里和109平方公里就有1种语言。为什么世界各地区的语言多样性有如此大的差异？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多样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语言多样性（即每平方公里的语言数目）可能有许多解释因素，而且互有关联。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如多元回归分析，检视哪些因素是确实会影响语言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哪些只是连带因素。例如，有人发现劳斯莱斯汽车与其车主的平均寿命有相关性：劳斯莱斯的车主平均寿命比开其他汽车的人长。这不是劳斯莱斯汽车能延年益寿，而是劳斯莱斯的车主一般而言比较富有，可自费获得更好的医疗，从而活得更久。

生态环境中有4个因素与语言多样性关系紧密，也就是纬度、气候变异性、生物生产力，以及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首先，语言多样性从赤道到两极会逐渐变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么热带地区的语言数目将比高纬度地区多。其次，在任一纬度，气候变异性越强，语言多样性则越低。气候变异性指一年内的四季变化或是从一年到下一年的气候变化，前者通常是有规律的变化，后者则是不可预期的。例如，在终年潮湿的热带雨林，语言多样性较高，而在四季分明的热带草原，语言多样性则比较低。（四季的变化至少也算是部分原因，在四季不太分明的热带地区，语言多样性比较高，而在四季分明的高纬度地区，语言多样性则比较低。）再次，在生物生产力高的环境中，语言多样性较高，如雨林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沙漠区高（沙漠区等生物生产力不高的环境季节变异性也比较强）。最后，在生态多样性显著的地区，语言多样性也比较高，如高山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就比平原地区高。

上述4个因素只表示了生态环境与语言多样性的关联性，而非语言多样性的成因。造成语言多样性增高的原因可能是人口数目、人口迁移与经济策略。首先，一个语言社会的人口众多，如多达5000，语言就更有可能延续下去，若是只有50，使用者逐渐离世或是放弃这样的语言，语言就很可能会消失。因此，生物生产力低的地区，由于能供养的人口有限，语言就比较少，除非有比较大的土地面积。在北极或沙漠地区，一个社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两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然而如果在生物生产力高的地区则只需要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其次，一个地区每季或每年气候越恒常，一个语言社会就越可能安然定居下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必定时迁徙或是和其他社会交易生活必需品。最后，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就能喂养很多不同的语言社会，各社会根据当地生态特色实行最适合自己的生计方式。例如，牧民在山上讨生活，渔夫在低地的河流捕鱼，他们各在不同的栖地营生。

因此，我们可从生态因素了解为何新几内亚虽小，语言数量却比俄罗斯、加拿大或中国等大国多5～10倍。新几内亚位于赤道地区，气候的变化很小，土地潮湿、肥沃且富有生产力。新几内亚人不会随着季节而迁徙，生活所需仅靠一小块土地就够了，必须交易之物只有盐、制作工具的石材，或是贝壳和羽毛之类的奢侈品。新几内亚地形崎岖、生态环境多变，除了有高达16500英尺的山脉，还有河流、湖泊、海岸线、草原及森林。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和加拿大的山更高且海拔范围更大，为何语言数目这么少。因为新几内亚处于热带地区，即使在海拔8000英尺以上的山区，终年都能耕种，人口密度大；反之，在中国和加拿大的高海拔地区，气候酷寒，人口密度小（如西藏）或是渺无人烟。

除了上述生态因素，还有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狩猎-采集语言社会虽然人口数目少，但其生活、活动范围较农业语言社会大。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完全以狩猎-采集为生，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平均是1.2万平方英里，而邻近的新几内亚多是农民，每种语言涵盖的土地面积大约只有300平方英里。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进行研究，发现住在那里的几乎都是农民（中央高地）和狩猎-采集者（湖泊平原区），各约有24种语言。狩猎-采集社会的语言每种平均只有388个使用者，而农民使用的语言每种平均有18241个使用者。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狩猎-采集社会能采集的野生植物有限，生产力低，人口稀少，而农民社会得以利用土地资源，在菜园和果园种植大量可以食用的植物，养活大量的人口。即使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也只有农民社会的1/100～1/10。

和语言多样性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是政治组织。人类社会从游群发展到国家，组织的复杂程度越高，语言多样性则越低。像美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语言，也就是英语。过去，全世界只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群或部落时，语言已有好几千种，人口却只有今日美国人口的1/30。500年前，住在现今美国土地上的是美洲原住民，他们过着游群、部落或酋邦生活，语言也有好几百种，直到今天，已被英语取而代之，我们已听不到那些语言。我们已在序言讨论过这样的事实：一个社会人口越多，其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就越高。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几十个人，那么所有的人都可坐下来交谈，以做出决策，不需要领导人，但是一个社会要是有几百万人，就需要领导人和官员。国家的语言扩张是以牺牲被征服或被纳入的族群的语言为代价的。语言扩张不只有利于一国的管理和统一，被统治的个人也会自动采用该国语言，以获取经济和社会机会。

还有一个影响语言多样性的因素，就是历史。语言多样性可能随着历史发展而变低。世界各地区已被所谓的“语言压路机”不断压过多次。“语言压路机”是指某一个社会挟其人口、粮食或科技的优势进行扩张，征服邻近社会，将当地的人驱逐、杀害或使他们改说自己的语言。史上有不少这种“语言压路机”的例子，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强大的国家征服非国家社会。近几百年的例子如下：欧洲扩张势力，其语言取代了美洲原住民的语言；英国征服澳大利亚，使英语得以取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致使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消失。根据史料，古代也有不少帝国发动“语言压路机”去攻占其他地区，如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盆地和西欧的扩张消灭了意大利中西部的埃特鲁斯坎语、凯尔特语等语言。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的扩张使克丘亚语（Quechua）和艾马拉语传播到了安第斯山区。

非语言学家不太熟悉的是史前时代的语言扩张。根据语言学与考古发现，史前时代的农民也会占据狩猎-采集游群的土地。如班图农民和南岛农民的扩张，分别使狩猎-采集游群在副赤道非洲和亚洲南岛地区使用的语言被取代。即使是狩猎-采集游群，也会因为科技改良而有能力征服其他狩猎-采集游群，如1000年前因纽特人利用狗拉雪橇和皮筏往东扩张，跨越加拿大的北极地区。

我们可从历史上的语言扩张发现，有些地区因为地理障碍少，而多次被“语言压路机”压过，其语言多样性变得很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入侵的语言分化为几种方言，最后再演变成不同的语言，然而所有的语言仍关系紧密。如在1000年前因纽特人扩张之时，来自阿拉斯加东部的因纽特人与格陵兰人的言语仍能互通，属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这种现象发生在语言扩张的早期阶段。至于2000年前，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同属意大利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与罗马尼亚语等虽然相似，但已无法相通，这种现象则发生在语言扩张的中、晚期。几百种班图语的关系亦然。6000年前南岛语族的扩张也是如此，但属于更晚期。至今，南岛语族已衍生出1000多种语言，可分8个支系。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处很明显，足证彼此关系紧密。

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称容易被“语言压路机”压过的地区为语言“扩张区”，与之相对的则为语言“残留区”或“庇护区”：如地形险峻的高山地区或偏远之地，其他国家等外人难以攻占之地，当地的语言社会得以存活，语言也随之保留下来。像高加索山区有3种独特的语系因此得以延续；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27种语系中，26种都在澳大利亚北部；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约有80种语言，分属6～22个语系；新几内亚1000种左右的语言则可分为数十个语系。

因此，我们现在更了解为什么新几内亚的语种和语系数目高居世界之首。原因除了先前提到的生态因素，即气候变异性弱；采用定居生活方式；生物生产力高得以推升人口密度；生态多样性丰富使人们可采用不同的谋生方式，还有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新几内亚传统社会未曾发展成国家政府，因此没被国家发动的“语言压路机”压过，得以保持语言多样性。再者，新几内亚有很多丛山峻岭，高地农民的语言（即所谓的跨新几内亚语系）扩张也难以消除其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