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式正义

到目前为止，就国家刑事司法的目的而言，并未顾及被害人的需求，民事司法则会设法弥补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而非国家社会解决争端的目的在于修复关系，让双方得以放下仇恨，接受协调的结果。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可能会请被害人或其亲友在被告的面前陈述他们的感受，让被告愿意认罪。至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有些国家虽有补偿金制度，但这笔钱杯水车薪。

以美国当代最受公众关注的辛普森案为例。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害他的妻子妮科尔和她的朋友罗恩·戈德曼。经过长达8个月的审理，辛普森被判无罪。虽然妮科尔和戈德曼的家人对辛普森的民事求偿胜诉，法官判辛普森必须赔偿4300万美元，但他们没能拿到这笔钱。其实，即使民事求偿获得胜利，因大多数罪犯都不富有或没有可观的资产，原告也很少能顺利拿到赔偿金。在传统社会，由于集体责任的观念，被害人能获得赔偿的概率反而比较高。以马洛的案子而言，不只是肇事者本人，他的亲戚、族人、同事也都愿意帮他筹措赔偿金。反之，美国强调个人责任，必须由肇事者或被告自行负责。如果我是新几内亚人，我的表哥被他的老婆抛弃，我就可以和我的表哥一起向我表嫂求偿，要回当初我在他们结婚时给他们的礼金，但在美国社会，我表哥的婚姻是他个人的事，我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一种有前景的解决方式是以弥补罪犯所造成的损害或伤害为着眼点，使被害人或其亲人和罪犯得以和解修好，这就是修复式正义。修复式正义认为，罪犯不但伤害了个人，而且对社区和国家造成危害，因此主张不以惩罚和矫正作为处理罪犯的核心，而是以发现问题、弥补损害、治疗创伤等方式处理犯罪问题，希望被害人和罪犯面对面恳谈，共同参与修复及治疗，而非将被害人和罪犯隔离，请律师代为传达意见。这种做法鼓励罪犯负起责任，也可以让被害人陈述自己的感受。罪犯和被害人（或其亲人）可在有经验的协调者的帮助下会面。协调者会先把规则说清楚，例如不可打断对方说话，也不准口出恶言。被害人与罪犯面对面地坐下来，看着彼此的眼睛，轮流讲述自己的人生、感受、动机，以及案件对生活的影响。罪犯可以亲眼见到自己已经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被害人则可借由这个机会了解罪犯是个什么样的人、犯罪动机是什么，而不是把他当成恶魔。罪犯可能也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犯罪之路。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有个被害人的妻子，41岁的帕蒂·奥赖利，和她的妹妹玛丽曾与49岁的犯人迈克·艾伯森见面。艾伯森因杀害奥赖利的丈夫丹尼被判14年徒刑，已服刑两年半。艾伯森开卡车时从后面将骑自行车的丹尼撞死。在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中，奥赖利告诉艾伯森一开始她心中对他充满仇恨，每次回想起丈夫的遗言，她就悲痛万分。她永远也忘不了，警员通知她和两个女儿丹尼死亡那一刻的情景。她现在每天仍思念丹尼，只要听到收音机播放某一首歌，或是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她就会想起丹尼。艾伯森则告诉她，他从小被父亲性侵，后来染上毒瘾，背部曾摔伤，案发那晚，他没有半颗止痛药可以吃。他打电话请女友帮忙，但遭到拒绝。他喝了酒，然后醉醺醺地开车到医院。他看到有人在他前面骑车——他承认他是故意撞死丹尼的，那时他心中满是怒气。他不但气他父亲，也气他母亲，因为她没阻止他父亲伤害他。谈了4个小时后，奥赖利有了结论：“原谅很难，但不原谅更难。”接下来的一周，她终于有如释重负之感，而且觉得自己很勇敢，可以和撞死她丈夫的人面对面，让他睁大眼睛看他一手酿成的悲剧。接下来，虽然艾伯森不时陷入沮丧，觉得整个人像被掏空似的，但仍然因为奥赖利愿意见他、原谅他而觉得欣喜。他床头放了张奥赖利的女儿西沃恩送他的卡片，上面写着：“艾伯森先生你好，今天是8月16日，9月1日是我的10岁生日。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原谅你了。虽然我还是很想念我爸爸，但思念是一辈子的事。希望你平安快乐。再见。西沃恩上。”

这种修复式正义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多个州实行了20年。目前仍有一些实验还在进行，例如，是否只让罪犯和被害人见面，还是可以由亲友、老师等人陪同；双方见面的时间点该在早期（犯人被逮捕之后），还是在比较晚的时候（犯人已入狱服刑，如奥赖利和艾伯森的案例）；罪犯是否在努力赔偿被害人。至于结果，目前已有许多非正式的记录。研究人员也在对照实验中将犯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参与修复式正义计划，另一组则不参加这类计划，然后统计、评估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计划的犯人再犯率较低，即便再犯，罪行也比较轻微，而被害人的愤怒和恐惧感有所减少，安全感增加，心情也逐渐平复。正如我们所料，如果犯人愿意见被害人，了解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结果就会比较好；若是法院强迫双方见面，结果则比较差。

当然，对所有的罪犯和被害人而言，修复式正义并非解决一切的万灵丹。它需要有经验的协调人员在旁协助。实际上，有些被害人面对罪犯就像再做一次噩梦。罪犯毫无悔意，也不道歉，如此一来对被害人犹如二度伤害。修复式正义并不可取代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只是处理犯罪的另一种模式，而且对社会关系的和谐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