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性与人性

如果我们采用本章前面对战争的定义，即“敌对的政治实体间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其杀戮行动得到政治实体的批准”，并用比较宽泛的观点来看“政治实体”和“批准”，那么会互相作战的不只是人类，还包括动物。论及人类战争时经常被提到的物种就是普通的黑猩猩，因为这种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战争与人类的游群和部落战争很像，或是成年雄性发动突击，或是偶然与其他黑猩猩群体相遇发生冲突。据统计，黑猩猩打斗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0.36%（即1万只黑猩猩中，每年有36只因打斗死亡），和传统社会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差不多。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猩猩祖先把战争的基因传给我们，因此好战已存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人类无可避免会陷入战争？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黑猩猩并非人类的祖先。人与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在600万年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之路。源于此共同祖先的除了上述两者，还有倭黑猩猩，因此人类的近亲除了黑猩猩，还有倭黑猩猩。并非这三个物种都好斗。倭黑猩猩以爱好和平著称，有些人类传统社会也不好战。除了黑猩猩，有些社会化的动物物种（如狮子、狼、鬣狗及几种蚂蚁）也会成群结队互相攻击、厮杀，有些则不会。显然，并非所有社会化的动物（包括人类与黑猩猩）都爱打斗。兰厄姆认为，会打斗的社会化物种有两大特征：一是激烈的资源竞争；二是大小不同的群体相遇，大的群体因数量大而占优势，轻而易举便可攻击甚至制服小群体或个体。

那人类体内是否潜藏暴力攻击的基因？当然，人类有这样的基因，然而人类也有其他行为（如合作）的基因基础。其实，人类的大脑结构、激素和本能都和基因有关，激素中的睾酮即与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但攻击行为就像身高，除了会受基因的影响，也会受环境和社会因素左右（如营养不良对身高的影响）。因此攻击行为并不像镰状细胞贫血，其特质由单一基因就能决定，与其他基因或环境等无关。此外，与战争相反的合作行为也常见于人类社会。我们已在第一章谈论过，邻近的人类社会会在某种环境的影响下合作，如资源多寡出现波动，或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生产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然而，并非所有邻近的小型社会都会合作，有些较常合作，有些则不常。

类似地，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都会交战，有些则比较和平。这点可由几个外在因素来说明。如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近年未曾发生战争，甚至1949年已废除军队，这是因为该国人民崇尚平等、民主，而且邻国尼加拉瓜和巴拿马都没有威胁性。再者，该地区除了巴拿马运河，没有其他值得征服的目标。如果哥斯达黎加胆敢攻击巴拿马运河，那么美国必然会出兵防卫。在近代，瑞典和瑞士也都没有战事。强敌环伺（德国、法国、俄罗斯）之下，这两个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出兵征服这些邻国，另一方面重视国防，加强装备，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少数传统社会也和上述现代国家一样，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如格陵兰西北角的极地因纽特人与世隔绝，没有邻居，也不曾与外界人士接触，即使他们想要作战，也没有交战的对象。此外，少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群住在人烟稀少的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也都各自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与其他游群打交道，如美国大盆地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沙漠的一些部落和西伯利亚北部的恩加纳桑人。不曾经历战争的农民包括秘鲁的马奇根加印第安人，他们住在森林边缘，因资源有限，无法供养战士。

因此，我们无法断定哪些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爱好和平或特别好战。似乎对一个社会而言，决定交战的重要因素是战争是否对自己有利，以及是否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应战。尽管有些社会很少发生战争，不同群体之间也没有战斗，被认为天性温和（如塞芒族、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但同一个群体的成员间也有暴力冲突事件（如谋杀），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军征召到马来西亚战场与共产党交战的塞芒族一样杀红了眼。因此，人类是否天生就有暴力倾向或爱好合作是没有意义的辩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合作，也会用暴力解决争端，至于具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则依环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