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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旅行、研究、教书。

他在一轮满月之下注视着拉多尔亚金字塔（来这儿主要是因为慕其名），月光洒满了沙地，反衬着带了尖角的绰绰黑影。他与亚美尼亚的英国总督及其侄女到凡湖[1]去打猎。他站在锡德拉湾[2]一家旅馆的阳台上，经理提醒他注意橘红色的夕照的尾声，那可以将一片淡紫色的海的涟漪变成金黄的鱼鳞，这足以抵消房间的古旧了——都是些狭小斑驳的屋子，他与秘书——年轻的思科路安波儿女士[3]分住在这儿。在另一座俯瞰另一片童话般的海湾的露台上，当地土王宠幸的舞女阿贝色拉·布朗[4]（一土著小女子，以为“意愿洗礼”[5]是指什么性活动呢）瞧见一只六英寸长的毛毛虫，吓得将早晨的咖啡泼了出来。那虫子长着狐狸似的毛皮，由数段组成，qui rampait[6]，正爬着，沿栏杆向上拱得忘乎所以，被凡一把抓住，不过凡在将这只鲜艳的活物放归灌木丛后，花了几个钟头怏怏不乐地用姑娘的镊子拔嵌在指甲里的色彩亮丽而令人刺痒难忍的虫毛。

他学会了领略探寻陌生城市里黑暗偏僻小道的奇异快感，可也深知除了肮脏和倦怠，他什么也不会发现。他还丢弃了带“比利”标签的“快乐罐”[7]，对发源于充满梅毒的酒肆并已流传海外的爵士乐的蛮荒乐声也弃之不顾。他常感到，那些名城、博物馆、古老的刑室和空中花园，只存在于指明了他自身之疯狂的地图上。

他喜欢在山中的僻静小屋、豪华快车的会客室、白色游轮的上层甲板以及拉美公园绿地的石桌上进行写作（《难辨的签名》，一八九五年；《清明的窥阴癖》，一九〇三年；《有陈设的空间》，一九一三年；《时间的肌理》，一九二二年动笔）。他时常从悠长的迷离中转出来，惊奇地发现船竟背道而驶，或是左手手指的排列次序逆转了，大拇指竟像右手那样依顺时方向排在了第一个，或看见原本从他背后凝视前方的墨丘利大理石像摇身变为一株金钟柏。他会瞬间意识到，自他最后拥抱了哀伤的爱达之后，在分离的轮回中已流逝了三年、七年、十三年，然后是四年、八年、十六年。

字数和行数以及册数——噩梦与诅咒搅动着纯粹的思想和纯粹的时间——似一心要将他的思维机械化。三种元素，火、水、气，毁了，对应着玛丽娜、卢塞特、德蒙。“地界”等待着。

凡的母亲将自己与丈夫——一个事业有成的行尸走肉——过的日子看作是无关痛痒的，就这么打发掉了。之后她便回到了位于天蓝海岸的别墅（以前德蒙送给她的），那里依然光彩照人，更神奇的是，人员配备也依然齐全。不过孀居生活的七年来，她一直受着各种“无名”病痛的困扰，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些是她杜撰的，或是颇具才华地装出来的，她则争辩说，这或许可以由意念来治愈，而且确也因之取得了部分疗效。比起孝顺的卢塞特，凡看望她的次数比从前少了，只匆匆去过两三次；其中一八九九年那次，当他走进安米娜别墅时，看见一位希腊教派的长须老神甫，穿着中性黑色袍子，骑摩托车去位于网球场附近的尼斯教区住所。玛丽娜和凡谈宗教，谈“地界”，谈戏剧，对爱达则闭口不谈，而正如他并不怀疑她已然知晓发生在阿尔迪斯的骇人又动人的故事一般，谁也不怀疑她流着血的肚肠里究竟有什么样的病痛，那正是她尽力用咒语、“自我集聚”或与其相反的“自我消散”策略所要缓解的。她带着神秘莫测且又有些自得的微笑坦言，虽然她很是喜欢熏香那种富有节奏的缭绕的烟雾、助祭411在讲道台上如雷贯耳的言说以及有金银丝防护以承受膜拜者亲吻的油棕色圣画，她的灵魂仍不可救药地归属印度教的终极智慧，naperekor（尽管有）达莎·瓦因兰德。

一九〇〇年初，就在他最后一次见到玛丽娜的前几天，在尼斯的诊所里（他在这儿第一次知道了她的病名），凡做了个“会说话的”噩梦，大概是由“米拉莫斯艳屋”里的麝香气味引发的。两只形体不明、肥胖透明的动物正讨论着什么，一只不停地说“我不能”（意即“不能死”——这是一件在没有匕首、铁球或保龄球的辅助下很难自行做成的事情），另一只则断定“你能的，先生”。两周后她死了，遗体遵照她本人的指示焚化了。

凡这样一个清醒的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不像在肉体上那么有勇气。他总是（就是说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蛮不情愿地回想起——仿佛要压抑脑海里一件琐碎的、令他羞怯的愚蠢之事（因为，实际上，谁知道呢，后长出来的鹿角或许当时是可以摆正位置的，瓦因兰德夫妇住的宾馆前面一片葱绿）——他在金斯顿收到卢塞特从尼斯发来的水报（“今早母亡葬礼破折号火化破折号后天日落举行”）时的反应，水报还要他拿主意（“请建议”）还要通知谁，而接到她的及时回电，说德蒙已偕同安德烈和爱达赶到时，他回复说：“恕不能回来[8]412。”

他在生机盎然的春季的暮色中，在金斯顿卡斯卡迪拉公园里踯躅，这儿显得比水报引起的纷乱要安宁纯净很多。上一次他见干瘪如木乃伊的玛丽娜并告之他得回美国时（尽管他其实并不急于回去——只是她病房里挥之不去的气味让他不愿久留），她以新学会的温柔而迷离——因为正注视着内心世界呢——的表情问道：“就不能等到我离世吗？”他的回答是“我二十五号回去。我得发表一场关于‘自杀心理学’的演讲”；她的回应强调的则是亲情，既然所有行李都tripitaka（安全打包了）：“跟他们好好说说你的傻姨妈阿卡。”他闻声点头，挤出些笑容，而不是回答：“好的，妈妈。”他于最后一抹斜阳中躬身坐在一张长凳上——就在最近，就在这长凳上，他抚弄并玩弄了一位十分中他意的、修长而笨拙的黑人女生——用无尽的思绪折磨着自己：想自己未尽孝道——长期以来漠不关心，怀着自以为乐的轻蔑，肉体上的反感以及习惯上的排斥。他环顾四周，狂乱地想做点什么补偿，希望她的魂灵给予他一个明确的、着实能决定一切的指示，指示出时间的帷幕背后、空间的具实之外延绵的存在。然而没有任何响应，没有一片花瓣飘落在长凳上，没有一只小虫触碰了他的手。他很想知道，是什么还让他苟活在这糟糕的“反地界”上，与此同时“地界”仍是个谜，所有的艺术也不过是场游戏，而自那天他在瓦莱里奥温暖粗硬的面颊上扇了一记耳光后，一切就都无所谓了。由此，他仍从希望之深井中掬出一颗颤抖的星星，虽则此刻一切都亮出了痛苦与绝望的锋芒，而另一个男人正与爱达流连于每一间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