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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一个平静而繁荣的新世纪（爱达和我已经度过其中一半多了）到来的致意，他开始了自己第二部哲学寓言《空间的谴责》（一直没能完成，不过现在回顾起来，却也可算作他的《时间的肌理》的前言）。论著的一部分——其腔调着实有些刺耳，不过话糙理不糙——登载于《艺匠》的创刊号（一九〇四年一月），如今这已是美国知名的月刊，在他妹妹不时通过公共邮政寄给他的那些一本正经得令他难过的信件中，有一封保存了对此节选的评论（这些信件除此封外其余都已被毁）。出于某种原因，因卢塞特的死而在两人间建立起来的不算隐秘的通信联络得到了德蒙的默许：
越过“默然”山头
被逐出天堂的他继续飞翔：
在他下面，如鲜亮的刻面一般的，
是雪光永照的派克峰。441
继续对彼此的存在充耳不闻，或许比以下这封信还要显得更为可疑：
一九〇五年二月五日
阿加维亚牧场
我刚阅读了《锡德拉湾沉思》，作者是伊凡·维恩，我认为这是上佳之作，亲爱的教授“失落的命运之轴”以及其他几篇富于诗意的笔谈，让我数次回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你在我们的乡村住所喝午茶品松饼的情形。你记得（我太自以为是了！），我那时不过是个未及成年的小姑娘[65]，在靠近一只花瓶和护栏的地方练习射箭，而你是个羞涩的男学生（或许，就像家母猜测的，我还有那么一点爱上了你！）忠实地捡拾我射丢在迷宫般的丛林里的箭，那里是可怜的卢塞特迷宫般的城堡，是快乐的爱达特的童年，现在则已成为“盲黑人之家”——我肯定母亲和卢塞特会支持达莎按其所愿将它变为自己的信仰场所的。达莎是我的小姑子（你一定得尽快见见她，是的，是的，一定，她有梦幻般可爱的气质，比我聪明很多），她给我看了你的大作，嘱托我添一句说希望“重新”结识你——或许十月份，在瑞士，在红峰的贝尔维尤。我想你曾见过漂亮的“基姆”·布莱克兰特小姐吧，嗯，亲爱的达莎就是不折不扣这种类型的。她尤擅领悟、探究事物的独到之处，懂得很多种我名称都叫不上来的学问！她在乔斯完成了学业（她读的是历史——我们卢塞特称之为肮脏的历史[66]，那么可悲和可乐！）。在她看来，你是阴郁的美男子[67]442，因为曾有一次，就在我婚前不久，她曾经扇动着低斑蜻的翅，参加了——我是说在那个时候，我现在忙着“转换风格”了——一场你做的公共演讲，关于梦的。之后她去找你的，带着她刚刚做的小小噩梦中的故事，全整整齐齐打印出来了，而你面色一沉，将她拒之门外。嗯，她一直在求着德蒙叔叔，让他劝说阴郁的美男子十月到红峰的贝尔维尤宾馆，在十七号左右，我猜想，而他只是笑了笑，说且听达申卡和我的安排。
那么又得说恭喜了，亲爱的伊凡！我和她都觉得你是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如果哪个白痴评论家，尤其是较低中上阶层的英国人，谴责你的风格转换是忸怩俏皮的，就像美国农民发觉教区牧师“古里古怪”，而这仅仅因为他懂希腊语。你对此只会“莞尔一笑”
附：
Dushevno klanyayus'（“带着魂鞠躬”，这是个不正确也不体面的构词，唤起的形象是一个“躬身的心灵”）nasbemu zaochno dorogomu professoru（“朝向我们‘未谋面-看不见’的亲爱的教授”），o kotorom mnogo slïshal（对其溢美之词不绝于耳）ot dobrago Dementiya Dedalovicha i sestritsï（来自好心的德蒙和我妹妹）
S uvazheniem（满怀尊敬的）
安德烈·瓦因兰德
就这颗星球而言，“配置的空间”，l'espace meublé[68]（我们只知道是配置齐全的，哪怕其实在内容“空洞无物”——这也适用于思想）大部分都是汪洋一片。它以这种形态毁灭了卢塞特。它的另一种形态——多少涉及大气层，但同样也与重力有关，同样也令人憎恶——毁灭了德蒙。
一九〇五年三月的一个清晨，凡坐在安米娜别墅露台的一块毯子上，由四五个慵懒的裸女簇拥着，慵懒地翻开了一张在尼斯出版的美国日报。在这个世纪头的四五场最惨烈的空难中，有一架庞大的飞行器在一万五千英尺的太平洋上空莫名其妙地解体了，地点在加瓦耶一带的利细亚与雷桑诺夫群岛之间。爆炸的“主要死难者”名单中包括百货店的广告经理、电传公司金属薄板部的执行领班、唱片公司的经理、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精通航空技术的建筑师（此处应为初版误印，不可能更正了）、保险公司副总、又一位副主席，这回是哪个理事机构董事局的，管他是什么呢——
“我俄[69]了。”一位郁闷[70]的黎巴嫩美女说，她才度过十五个火热的夏天。
“拉铃吧。”凡说，他继续以古怪的热衷翻阅着这些有头衔的生命的汇编：
——酒品批发公司总裁；涡轮器材公司经理；铅笔制造商；两位哲学教授；两报社记者（这回没有可报的了）；保健酒品配送银行（印错了也放错了地方）的助理总监；信托公司助理总监；董事长；出版社秘书——
这些殒命蓝天的不幸大佬和其余八十多位男女及沉默的孩子的名字，要等通知到所有家属之后才能公布；然而即便这种预览式的普通抽象表格，也触目惊心得无法只当做头盘一般呈上；而直到第二天早晨凡才得知，在最后含含糊糊列出的所谓银行总裁，便是他父亲。
“所有的人失落的命运之轴萦绕在他周围，”等等。（《锡德拉湾沉思》）。
凡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一九〇四年春在他们的房子里。在场的还有其他人：房地产商老艾略特、两个律师（格罗姆切夫斯基及格罗姆维尔）、艺术专家艾克斯博士、德蒙的新秘书罗萨琳·奈特、肃穆的银行家基萨·斯温。斯温在六十五岁时转而成了前卫作家，在奇迹般的一年时间里写出了《腰围》，一首描写英美饮食习惯的自由体讽刺诗，以及《格里什金红衣主教》，一本显然十分敏感、对罗马天主教大唱赞歌的小说。那首诗反响平平；而小说则被一些知名的青年批评家（诺曼·格什、路易斯·迪尔及其他不少人）认为是“富有创意的”，他们的赞美之声是如此尖利，以至于平常人的耳朵已无法听取；不过那还是很令人激动的，而到了一九一〇年，在一系列如讣告般的文章（“基萨·斯温：其人其作”、“作为诗人与人的斯温”、“基萨·科曼·拉威尔·斯温：暂定的传记”）轰动性地刊出之后，他的诗和小说便都被人遗忘了，彻底得如同那个执行领班对背景调适的控制——或如同德蒙的命令。
餐桌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德蒙最近购买了一座形状浑圆的太平洋小岛，岛上翠绿的断崖上建有一座粉红的房子，（从空中看）一长条沙滩宛如小岛的褶边，而此时他希望卖掉东曼哈顿这套金贵的行宫，反正凡也不打算要。斯温先生，这位肥胖的手指上戴了多个俗气的戒指的贪婪的业界人士，称假如能在房间里多置些名画或许就买下来。交易最终不了了之。
凡当选金斯顿大学拉特纳讲座教授（年仅三十五岁！）时，私下里一直在做着自己的研究。校学术委员会的选择是灾难和绝望的后果；另两位候选人都是修为扎实的学者，年长很多，而且其学识从总体上看也强于凡，即便在他们常去的鞑靼地区也广受尊崇。这两位耽于幻想、手拉着手的学者在决定任命的最后一刻神秘消失了（或许以其化名在那微笑的大洋上空、永无解释的空难中丧生了）。该席位如过了法定时限仍旧空缺就将撤销，让位给在后面排队的、较少受到觊觎但同样极为优秀的其他讲座席位。对此，凡既不需要也不热衷，但仍然怀着变态或反常的感激愉快地接受了。他并没有太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将讲座数量严格降至最低限度，即每年十场左右。他那低沉单调的鼻音还是由一台很难弄到的新型“声录机”发出的，这玩意儿藏在马甲口袋里，与在“艳屋俱乐部”里用的抗感染药片混在一起。他只是动着嘴唇，并不出声，心里想着摊在书房桌上、被灯光照得通亮的未完成的手稿。他在金斯顿沉闷地待了几十年（间或有出国旅行），无论这所学校还是这座城市都充斥着缺乏掌故逸事的无名之辈。他于一九二二年退休，没有受到严厉同行的青睐，没有在本地酒吧出名，也没有令男学生抱憾，之后他定居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