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维奥莉特·诺克斯（现在叫罗纳德·奥兰治夫人），一九四〇年生，一九五七年搬来与我们同住。她是个迷人（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的金发英国女孩，有一对玩具娃娃般的眼睛、丝绒般的肌肤以及上翘的小屁股（……）；不过造物的如此杰作，再不能让我想入非非了。她负责将此回忆录打出来，时至今日仍然在做这项工作——无疑，这是我最后十年莫大的慰藉。她是个好女儿，更是好姐姐，称职的同母异父姐姐，她在十年时间里照料了母亲两次婚姻所得的孩子，同时还攒了一些（什么）。我按月（慷慨地）付给她薪酬，足以保证这位困惑而尽职的少女能毫无忸怩地守口如瓶。爱达称她为“菲亚罗奇卡”，且很有兴致地欣赏着“小紫罗兰”[4]豆沙色的脖子，粉红色的鼻孔，以及标致的马尾辫。有时，在晚餐时分，我的爱达会就着杯中之物，带着做梦般恍惚的神色凝视着我的打字员（“Koo-Ahn-Trow”[5]的超级拥趸），然后飞快地在她绯红的面颊上啄一口。若是换了二十年前，此情景或许就更意味深长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留意维恩，这么个白发苍苍而面相庄严的耄耋老者。浪子是不会回头的。他们燃烧着，迸出最后几星惨绿的火花，便熄灭了。这位自我探寻者以及他的忠实伴侣理应得到更多重视，由于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智力潮涌与创意爆发，产自于这个古怪、孤僻、相当可憎的九旬老人脑际的那些（掩盖性的、姐妹式的、编辑性的括弧里，“不，不！”之声不绝于耳）。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憎恶所有的伪艺术，从粗糙平庸的废料雕塑到造作的小说家笔下的斜体字段落（是想表达主人公突如其来的思绪）不一而足。他甚至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精神病学中的“Sig”（Signy-M.D.-M.D.）[6]学派。其创始人将自己划时代的告白（“我在学生时代就当了采花贼，因为我没有通过植物学考试”）放在了他最后的系列论文（一九五九年）之一中作为题词，那篇大作名曰《对于性失调的集体治疗的闹剧》，真是同类文章中流毒最深同时也最有可读性的一篇（“婚姻辅导师与发泄师联合会”起初准备提起公诉，最终还是忍气吞声了）。

维奥莉特敲了敲藏书室的门，让进了打了蝶形领结、矮胖的奥兰治先生，后者在门口停了一下，顿了顿鞋跟儿，接着（在我们这位身躯沉重的隐士拖着粗呢长袍笨拙的下摆转过身时）几乎是箭步向前，倒不是为了以一个熟练的拍击接住如雪崩般倾落的活页纸（原来这位大人物用手肘将稿纸悉数从读书台斜面上捅了下来），而主要是为了表达殷殷敬仰之情。

为了自娱，爱达将格里鲍耶多夫译成法语和英语（采用奥兰治的原、译文对照版），将波德莱尔译成英语和俄语，将约翰·谢德译成俄语和法语，还常常用正规的媒体腔调读给凡听，而对于已出版的他人译作她读起来则漫不经心。翻成英语的诗文尤其容易让凡的脸挤出一堆怪诞的笑容，在没有装假牙床时，那简直无异于希腊喜剧演员所戴的面具。他已经弄不清究竟什么样的译者会让他感到更厌烦：是怀有善意的平庸之辈——他们努力保留原文的真实性，却受制于自身艺术的浅见以及阐释文本时所犯的可笑错误，还是职业诗人——他们喜欢用自己的创意来润饰原文，欺扰已经死去的无助的作者（这儿添一笔胡子，那里加一副生殖器），他们将低劣的学术造诣与花里胡哨的模仿兴致混在一起，由此倒是很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对于原文的无知。

一九五七年的一天下午，就在爱达、奥兰治（天生的催化剂）以及凡商讨诸项事宜（凡和爱达的书《信息与形式》刚刚面世）时，我们这位年迈的辩论家忽然觉得，他所有出版的作品——甚至算上古奥而专业至极的《自杀与通达》（一九一二年）、《十字路口》499（一九二一年）以及《当精神病学家无眠之时》（一九三二年），这只是其中几部——对他而言并非学者的认知型定势写作，而是轻快好斗的文风练习。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放纵自己，为何要选择偌大的一块赛场来让“灵感”与“筹划”一决高低；他考虑了其中的因果之链，决定要写回忆录——等过世后再出版。

他写得非常缓慢，用了六年时间通过向诺克斯小姐口授而完成了初稿，然后就着打印稿进行修改，又执笔从头至尾重写了一遍（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年），再将全稿交由孜孜不倦的维奥莉特，她用优美的手指于一九六七年打出了终稿。E、p、i500——为什么是“y”[7]，我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