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却不能让上司难堪
大诗人白居易被写进《资治通鉴》，不是因为诗歌写得好，而是因为他的“敢言”。
不过，白居易最初进入体制内，并担任帝国的一官半职，则完全是源于他的诗歌创作。“长安米贵，居不大易。”大名士顾况的一句戏谑，让嘴上无毛的白居易名动长安。公元807年，白居易遇到人生中的大贵人，被有点文学范的唐宪宗召入翰林院，出任翰林学士。
在此之前，白居易身份卑微，相当于现在的“北漂一族”，最稳定的活是做集贤校理。位卑未敢忘忧国，白居易时刻关注国事、天下事，对帝国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诗歌这一独有的文学方式进行婉言规谏。短时间内，他创作了政治讽喻诗歌达到一百多篇。好诗传千里，一时洛阳纸贵。白居易的诗歌传到了宫里，正力图振奋的唐宪宗看了以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甚是喜爱，成了白居易的铁杆粉丝。
吃了鸡蛋，还想见见下蛋的母鸡。读了白居易的诗，唐宪宗很想见作者。急匆匆宣白居易进宫，一番廷对之后，唐宪宗眼前一亮，这就是我要的人才啊！给他一个翰林学士，好好报效国家吧。
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开始在帝国政坛上闪亮登场。虽然成了高级公务员，但白居易书生本色不改。青灯下、黄卷中，不妨从司马光笔下还原白居易这种不惧天地、直言敢言的“斗士”形象。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家财万贯，钱能壮胆，他对官职的追求因而有了更大渴望。王锷以钱财铺路，贿赂朝中宦官，谋求出任平章事（即宰相）。白居易对这种人和事深恶而痛绝之，于是上书一力反对。他在折子中说，宰相是人臣中的最高职位，必须由声望清正或者功劳巨大的人来担任。如果让王锷这样的人出任宰相，会给许多像王锷一样的人带来坏榜样，产生希望当宰相的念头。他们买官的钱从哪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如此，侥幸之门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拾。
唐宪宗本想顺水推舟，成全了王锷，但看到白居易言辞剀切，也只好将事情搁置下来。
两年后，天下苦于大旱。唐宪宗准备颁布德音令求雨。白居易觉得颁发这劳什子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来点实惠的。于是，他上书唐宪宗劝谏道：“要让民众得到您的恩惠，我认为最实际的是减轻他们的税赋负担。”进而又说道：“宫中人员的数目超出供内廷驱遣所需的甚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裁汰冗员。”唐宪宗确是位不错的皇帝，从善如流啊，很快颁布诏书，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女，杜绝进献等。这些惠民举措多亏了白居易的仗义执言。
魏徵玄孙魏稠的生活一度捉襟见肘，不得不将祖居的住宅典押给别人，以换取生活用度。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获知后，上书朝廷请求用私财将住宅赎买回，再还给魏稠。好事啊，愿替国家分忧。于是，唐宪宗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却说道，皇上这种做法不好吧？关系到对臣下的激励劝勉，此事应当由朝廷来办理。李师道算哪根葱啊，胆敢掠去朝廷这份美名！
唐宪宗是聪明人，一听马上明白过来，命人从内廷专库中支出两千缗钱赎回住宅，赐还给魏稠，禁止他以后再典押出卖。
听取反对意见不易，接受更难，尤其是皇帝。愈战愈勇的白居易却没意识到这一点，抱着一颗花岗岩般坚实的忠心，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但他终于还是撞墙了。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通过宦官，先后向唐宪宗进献银器一千五百多两。白居易知道后对唐宪宗进言道：“裴均这是在试探您呐，还是将银器退回去吧。” 人都喜欢好东西，唐宪宗也不例外。他拒绝退还，只是暂时交给宫廷管理局保管。为了遮丑，唐宪宗还规定，不允许有人査询此事，如有人要査询，必须先把査询者的名字向皇上报告。规定一出来，白居易即上书反对，但唐宪宗不听，不但不听，还对人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
白居易后来被贬谪江州，恐与唐宪宗这种抱怨有重要关系。不妨从皇上的不满中总结一二：位置是我给你的，要懂得感恩，感恩的实质是唯命是从；恪尽职守要讲究君臣之“礼”，不能让主子难堪，心里要搞清楚，大唐到底是谁的天下！
可惜，诗人白居易不明白、也不愿遵守官场的“潜规则”，死守“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最后只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