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权力冲昏了头脑
唐玄宗执政前期非常清醒，即使有时糊涂，也是故意装的。
《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因姓李的缘故，被李唐政权格外追捧。当局先是尊老子为始祖，到了唐高宗李治时，再加码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李隆基同样热爱、感恩老子，加尊号为“大圣祖”。“开元盛世”的阳光雨露，让他感念不已，六年之后，又加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如此慎终追远，只有一个目的，我李家系出名门，权力万世一系，祖上很阔很辉煌。看来，中国人这种“吃祖宗”的文化心理是古已有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从唐玄宗的这一政治动作中嗅出了一些门道，试图从中找到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公元742年，陈王李珪府中的参军田同秀，给唐玄宗上了一个折子，他在折子中说：“我在丹凤门的上空看见了玄元皇帝老子，他告诉我说：‘我在尹喜旧宅第藏有灵符。’”是吗？唐玄宗半信半疑，马上派人到函谷关尹喜台旁，一番艰苦搜寻后果然找到了灵符。
哇，朝野震动。群臣纷纷上表，表达共同心声：在函谷关得到玄元皇帝灵符，暗中与年号相应，这是先于天时而行事，万万不可违背，请于尊号上加“天宝”二字。
深获朕心！唐玄宗自然恩准。
加这两个字哪够啊！唐玄宗心里有更庞大计划，他要把这份“祖上遗产”做大做强，让全天下人看看，我李家曾有的“光荣与梦想”。是年二月，唐玄宗在新玄元庙祭献玄元皇帝老子，然后祭献太庙，又于南郊祭祀天地，并大赦天下。不仅如此，唐玄宗在官制上也尽量遵循玄元皇帝老子的主张，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为左、右仆射；东都、北都分别改为东京、北京，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
当然，始作俑者田同秀也成了最大的贏家，唐玄宗任命他为朝散大夫。
糊弄一人，糊弄不了天下；糊弄一时，糊弄不了一世。关于灵符一事，当时就有人怀疑是田同秀的假造，只是碍于陈王李珪的颜面，不敢点破。孰知一年之后，清河县人崔以清又上言道：“我于天津桥北看见了玄元皇帝，他说在武城县紫微山藏有灵符。” 唐玄宗又下敕派遣使者前去搜寻，一番倒腾后，果然又发现了灵符。
东都留守王倕为人刚正，他料定其中必定有诈，于是把崔以清抓来，一阵拷打之后，崔以清扛不住，只好竹筒倒豆子般将造假过程一五一十招了出来。王倕赶紧上奏唐玄宗，本以为唐玄宗会对此报以雷霆之怒，但没想到，唐玄宗只是笑了笑，对崔以清并没有深究，将他“流之而已”，欺君之罪，只是判了个流放而已。
我敢断言的是，自始至终，唐玄宗都知道所谓的“灵符”只是一出假戏，但唐玄宗需要这一出戏目，需要有人对他的“领导意图”加以附和、印证。否则，田同秀也好，崔以清也罢，纵有十个脑袋，也担待不起“欺君”这一罪名。
红颜祸水，这话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在遇到杨玉环之前，唐玄宗还是很求上进的，政治上也有足够的清醒。关于这一点，绝非空穴来风，且看《资治通鉴》中一段有关他的记载。
唐朝初年，朝廷规定公主的食邑实封只有三百户，但这只是原则上的规定，实际操作中户数时有突破。譬如说到了唐中宗时，大红大紫的太平公主食邑就多达五千户，几近规定的16倍。
李隆基上台后，对此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元年间，皇妹的食邑减到一千户，对公主们又实施减半政策，且严格规定每户最多不超过三个成年人。对于公主老公驸马爷呢，也有明确规定：“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就是说，驸马虽身份显赫，但只能任以三品员外官，而且不实际视事，顶多也只是名义上的，带有“顾问”的意思。唐玄宗制定的这些针对皇室的硬规定，让公主们的食邑收入很少，生活颇为拮据，《资治通鉴》中说以至于“不能具车服”，在车马服装方面的花销，常常是捉襟见肘。这种寒酸样，让皇子皇孙心里嘀嘀咕咕，认为有损皇家气派和皇家尊严。左右似乎也看不下去，纷纷对唐玄宗进谏道：万岁爷，这些公主的食邑确实太少了，大幅度提高她们的食邑是当务之急啊。
问题提出来了，唐玄宗对此是怎样考虑的呢？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但现在读来，唐玄宗的回答仍是充满着温度。他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唐玄宗的境界让人赞叹，他认为百姓的税赋不是私人的财产，应用之于民。纵览史册，能有此认知的君主帝王实是凤毛麟角。前方的战士出生入死，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段布帛的打赏，相比之下，这些女子又有什么功劳呢？最重要的是，控制食邑是要让这些天潢贵胄知道什么是节俭生活！
鞭辟入里且又一言中的。想想唐玄宗的眼光与视野，比我们现在许多独生子女的父母，特别是握有权柄的父母或要远得多、宽得多。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确实对“家”与“国”之间的分界拎得很清。只可惜，权力有时是清醒的腐蚀剂。后来，唐玄宗手中的权力之柄也慢慢地生锈斑驳并大片脱落，如宠爱杨贵妃及其家人，宠信宦官，不断走向自己当初的反面，最后闹腾起一出“安史之乱”。马嵬坡上的一曲《长恨歌》，令人唏嘘不已。作为天下共主，唐玄宗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保全，落了个“此恨绵绵无绝期”！
权力生锈往往是个渐进过程。以公主的食邑为例，执政初期，唐玄宗对此虽然卡得很紧，但最终也是难过儿女情这一关。公元735年秋天，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将要出嫁，唐玄宗特别恩准将咸宜公主的食邑增加至一千户。这头一开，便是有样学样，其他公主和大臣不干了，纷纷上书反对唐玄宗的“厚此薄彼”。没办法，面对汹汹舆情，唐玄宗只好选择妥协，将其他公主的食邑一样加到一千户。
人由清醒变为糊涂，大都是从食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