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影响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学理论，最早见于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 Neumann）于1974年发表的《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心理学、大众传播学和社会学，建立在对人的社会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的分析基础之上。
1965年，联邦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主要竞争对手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两党阵线。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双方的支持率一直处于不相上下的胶着状态，但在最后投票之际发生了选民“一边倒”现象——后者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前者。诺依曼在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进行深入的统计调查和研究后发现，尽管双方的支持率一直未变，但认为基督教两党阵线将会获胜的民众不断增多，到投票前日变成了压倒性的多数。诺依曼认为：正是这种对“周围意见环境的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导致许多人最终改变了投票对象。
在此基础上诺依曼提出了她的以下三个命题：
1.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此命题还包含五个基本假定：
（1）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
（2）个人经常恐惧孤独；
（3）对孤独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地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
（4）估计的结果影响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影响其决定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
（5）综合起来考虑，前面四个假定共同作用，形成、巩固和改变了公众观念。
2.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传播过程。
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3.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舆论的形成并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为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诺依曼后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一书中进一步全面阐述了这一理论：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地表达，所表达的观点也会进一步被大量传播；而如果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少有人理会，或该观点会遭受群攻，即使自己深以为然，也会保持沉默。其结果导致：在意见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持相反方意见的人倾向于保持沉默，被表达出的声音中持赞同观点的就越来越多，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关键点
“沉默的螺旋”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1.“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三个关键概念
（1）“害怕孤立”。从心理学看来，引发人类社会行为的最强烈的动力之一就是“不被孤立”，个人会因为害怕孤立而改变自己的行动。
（2）“意见气候”。意见气候即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的意见分布状况，包括现有意见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意见。
（3）“准感官统计”。每个人都具有“准感官统计”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判断“意见气候”的状况，判断什么样的行为和观点会被他们所处的环境认同或不认同，什么样的意见和行为正在得以强化或弱化。
2.“沉默的螺旋”理论持“强传播效果”观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这种传播的“强效”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1）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经大众传媒强调指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3）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3.“趋同原理”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是“趋同心理”——20世纪50年代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的实验证明，趋同行为发生的概率受到两个重要条件的制约：一个条件为是否有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所属群体的支持，只要当场有一个支持者，趋同行为的概率便会降低；另一个条件为个人对自己的见解或信念的坚信程度。实验心理学研究证明，对自己的观点确信度低的人，往往会通过寻求与他人的类似见解来加强自己的信念，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多数派的影响，而确信度高的人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忽略了舆论变化过程中的“少数派”的作用。[6]
通俗地说，“趋同心理”是一种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就是人们常说的“随大流”，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从众心理是部分个体普遍具有的心理现象，个人的观念与行为在群体的引导和压力下，不知不觉或不由自主地会与多数人保持一致。
影响从众心理的因素包括：
（1）群体因素。
群体一致性：个体在面对一致性的群体时所面临的从众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群体中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时，从众的数量会明显下降。
群体规模：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的从众性随着群体规模增大而增大。
群体凝聚力：群体凝聚力越高，个体对群体的依附心理越强烈，越容易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越高，越具有权威性，就越不容易屈服于群体压力。
（2）情境因素。
刺激性的物质：刺激性的物质是影响从众行为的情境因素之一，人们更容易对模棱两可的刺激物做出从众反应。
时间因素：交互作用的早期更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3）个体因素。
性别和年龄：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众。从年龄上看，儿童和青少年比成人更容易从众。
个性特征：个人的能力、自信心、自尊心、社会赞许需要等都与从众行为密切相关。
知识经验：人们对刺激对象越了解，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不容易从众，反之则越容易从众。
个人的卷入水平：一旦一种意见被表达出来，人们就会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选择了某种态度。
4.理论缺陷
“沉默的螺旋”理论从一开始出现就被认为过分夸大了人的心理中从众行为和趋同心理的作用。有人认为这一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异常思想的迅速传播；还有人认为，诺依曼过分强调了人们对孤立的恐惧这个动因，忽略了公众所在社团、群体在调解更大社会影响中扮演的角色。大众媒介拥有着相当的权威性、显著性，因而能够造成一定的舆论环境，“迫使”公众在一般情况下接受媒介所提示和强调的东西，并形成新的舆论。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当问题涉及较为广泛的公众的切身利益时，如果媒介强调的东西与之过分相悖，当公众对某一个问题较为了解，且处于自由发表意见的文化传统下，如果媒介的意见与公众的意见差距过大，当公众属于某些组织严密的社团、宗族，如果媒介的意见与该社团的宗旨相悖，那么，公众即使在无形压力下公开发表意见，也可能敢于与媒介的意见相左。[7]
尽管争议不断，“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播中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反映了主流意见与非主流意见在传播中各自的状态。
（三）网络传播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影响
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尽管大众传播媒体的几个特点仍然存在，但与过去相比，传播环境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中的那种主流的声音对舆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削弱，网民个人的声音得以有机会传播。
1.网络传播对“沉默的螺旋”的弱化
网络时代被认为是一个尊重个体的时代，它更承认人们个人意见的表达与个性的发展，所以，相对来说，传统的从众心理可能会表现得较弱一些。
（1）“沉默的螺旋”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的弱化。因为网民通常更倾向于进入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群组，因而会在较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意见同时视为其他人的意见。因为网络隐去了交流者的身份、种族、性别等特征，这就造成了一种相对的平等。网民的心理状态更接近“本我”，常常觉得自己不需要对发言后果负任何责任，如果一个人觉得网上的某一个论坛里的观点与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大可不必被迫从众，消极沉默以自保，而是可以轻易地离开，另找有志同道合的观点的群组空间。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在《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中指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奏效的条件在于：第一，个人不能相互交流私人意见时，这个理论才能成立；第二，媒介意见和受众的观点具有特定的一致并产生过预期的意识积累，持不同意见的人才能出现沉默的螺旋。[8]而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网络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传统意义上属于可控的信息发布和封锁的权力逐渐丧失，人们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因此，在互联网上，由媒介强制推行舆论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信息传播的能力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2）“沉默的螺旋”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并未消失。尽管“沉默的螺旋”在网络环境中被弱化，但在网络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如网络匿名带来的自由被有些人认为是无边际的自由，当人们过于大胆地发表意见时，一旦遇到不同观点，就容易情绪失控，轻者对持相反意见者反唇相讥、恶言讥嘲，重者甚至进行无理谩骂和人身攻击，导致网络暴力现象产生。个人网站、个人言论的自由仍然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从社会整体来看，群体的压力在网络传播中依然存在。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这一空间的本质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种虚拟是现实的镜像，每个网民的心理反应都是实实在在的，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一般会与现实生活中类似。虽然在网络上不像在现实中那么需要担忧被孤立，但是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们还是会本能地尽量回避被群起而攻、遭受恶言恶语；更不用说，在一些以熟人和自己选择的小圈子为主体的社交网络中，人们是互相认识的，言语是要负责任的。因此，虽然网络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媒体的接近权和话语权，但是由于存在舆论力量的不均衡，因此并不能完全消灭“沉默的螺旋”。
2.“反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
（1）“反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的内涵。在网络上，沉默的螺旋虽被弱化，但仍然发挥巨大的作用，沉默力量的积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反沉默的螺旋”。广泛的参与和互动是网络时代舆论形式的主要特征，一旦自我确信度高的特定“少数派”在网络上发表了与“多数派”观点不一致，但更有道理的意见，往往会引起受众的反向思维，从而使“沉默的螺旋”转向，形成“反沉默的螺旋”模式。由此，少数人的意见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运作可以突然间迅速演变为多数人认可的舆论，甚至架空已经被定调的媒介舆论。
（2）“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最早由詹姆斯·斯通纳（James Stoner）于1961年发现。他发现群体进行决策时，如果存在集体讨论，人们往往会比一个人作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从而向某一个极端偏斜，背离最佳决策。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对群体极化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在其著作《群氓的时代》里详细地论述了群体极化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他认为，当个人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公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9]
“群体极化”实际上是传播效果研究理论中的认知一致论的结果，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0]。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的假设认为大众传播有三个特点：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当一个观点本身就存在某种偏向，引来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网民发表意见，这是彼此之间有共鸣的结果；共同意见越积越多，产生了观点的累积；观点累积使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了遍在效果。这些特点跟网络的群体极化现象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极化是累积的结果，共鸣是累积效果产生的原因，这也就间接成了极化的原因，共鸣、累积使意见遍在，从而加强了极化。”[11]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总是在寻求一种一致性或者和谐性，如果自己的意见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或者自己的观点并不能得到自我认同，便会感到不安和紧张。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不安和紧张，人们更倾向于和所持观点与自己相似的人结为群体。不仅持主流观点意见的人可能出现群体极化，持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意见的人也可能向另一极极化。因此，群体极化并不一定是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