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对教育的影响
21世纪，“文盲”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不懂得使用网络被视为“网盲”，成为需要被消除的现象。现在，在中国几乎所有高校，与网络相关的计算机教育都被列为必不可少的公共课程，与网络相关的媒介教育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网络传播对阅读的影响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到现在，阅读对文化传承都弥足重要。而网络的发展对人们的阅读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传统文本阅读是线性的，而网络上的超文本阅读则是非线性的；网络可以通过链接和组合提供高效的检索和天文量级的信息；传统单纯的文字阅读还发展为多媒体电子读物，使眼、耳的阅读和感受有机结合。另外，由于网络有互动性，多媒体软件、电子数据库和电子百科全书中的互动环节，极大地促进了个体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市场上大量配套的多媒体光盘、电子图书、网络期刊、有声读物等电子读物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并逐渐普及开来，从形态上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
自1999年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8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在调查了29个省50个城市后，数据显示，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其中49周岁以下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行为的主要人群。其中，有12.2%的国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有35.1%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有6.2%的人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1.4%的国民“习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2017年5.4%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有所增长。[1]
（二）网络传播对记忆的影响
长久以来，记忆对于学习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博闻强记”的人常常被人们羡慕，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知识如果不记在脑子里，就不算获得。但是，现在人们不用花很多精力记住一些信息的细节，因为如果需要的话，有十分方便的途径及时获取。现代学习者不再看重“博闻强记”，不再满足于记忆某些知识，更需要应用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为不可能再获得某些信息，他们更可能会记住这些信息；而如果认为自己能重新看到这些信息，则比较不会用心去记忆。网络搜索引擎和在线数据库已经影响到人们的记忆方式，正在改变人们处理信息的方法，比如人们更容易记住信息储存在计算机上的位置，而不是信息本身。[2]这种记忆趋势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早已出现，只不过在传统大众传播阶段，人们通过笔记、书籍来帮助记忆，当需要相关信息时，记起来的常常是这则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信息本身。“交互式记忆”理论认为，人们会将记忆资料分类，并依赖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来作为记忆储存的参考资料，而现在互联网正开始发挥这个功能。它日益成为人们的外部储存系统，人类的记忆正在适应新的通信技术，这被称为“谷歌效应”。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获得变得更加容易和及时，因此，有的时候人们对于可以查询到的信息不愿再费力去记。当人们遇到问题，更多的人不是沉浸在思考中，而是首先想到去网上寻找答案。曾有人担心这会使人们变懒，甚至引起大脑退化。但是事实表明，信息的日益丰富能刺激大脑学习更多的知识，反而会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这就是“弗林效应”。美国哲学学者詹姆斯·弗林（James R.Flynn）在1984年和1987年的研究中发现，在20世纪，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智商测试分数都出现了长期性、明显性的持续增长。而在数字时代，当记忆的工作被网络承担了相当大的部分后，人的大脑显然有更多的容量来高效地学习新知识。
（三）学习终身化、碎片化，学习方式多元化
网络时代也是一个人们不得不终生接受教育、汲取知识的时代。网络时代学习的终身化、碎片化和形式的多元化是由网络学习环境决定的，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信息的非线性传播、信息的开放性与丰富性，以及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都对这一趋势产生影响。
1.学习终身化
新媒介对信息传播的促进，使知识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教育内容的更新速度也被迫加快。原本一本教材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情况已难以为继，一些关于电子计算机知识方面的书，生存期有时从两年滑落到只有半个月。一个花了几年时间获得的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相关知识的有效期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如果躺在这个学位上不继续进取，几年后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可能会还不如一个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信息的存量较低，因此，人们学习一点知识或一样本领，常常能够受用终生，于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网络时代信息量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更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人们受教育的时间、地点已无法再限于青年期和学校，而是延长到了终生和随时随地。随着社会信息存量的几何级数递增，不断出现的新信息及其对人们生存发展的影响，使网络时代成为一个人们不得不终生接受教育、汲取知识的时代。
2.学习的内容和时空碎片化
由于知识的更新速度太快，现代的各种知识都显现出新闻性更强的特点，这种新闻性表现在，因信息的量太大，现代的学习常常无法追求完整性，只好先追求重要性。这有些像新闻报道的“倒金字塔形”写作方式，最重要的在前面，越不重要的越放在稍后的位置。在一些社会科学领域，有的理论体系还来不及构建出完整的框架，就已失去现实意义，而不断出现的新的理论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这使原本在教育中十分受重视的经验性知识越来越只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说，对信息的了解也无法追求全面，在很大程度上更推崇简短和有精彩点，通过片段反映整体的观念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与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一样，人们获取信息的时间和地方也具有碎片化特征。原本相对稳定的较长的学习时间段，常常被分割成一些小时间段，人们常常是处于在路上或是等待的状态下，用移动设备获取信息。同时，由于社会信息存量的剧增，人们在接受信息时的耐心越来越小，从看报纸只看标题，到看电视节目选着看，到在网上拉着滚动条看信息，到用手机查看关注的微博热搜和微信公众号，被传播的信息也有了越来越零碎、靠小而精取胜之势。
信息的碎片化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们快速地获取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阻碍人们对事物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轻松、趣味性的东西更容易受到欢迎，那些对连续性、系统性要求很高的信息则易被冷落。
3.学习方式多元化
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十分多样，虽然传统的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网络终端特别是移动网络终端往往更受青睐。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现，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的68.2%上升了4.8个百分点。具体数字为：2017年有59.7%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较2016年的55.3%上升了4.4个百分点；71.0%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6年的66.1%上升了4.9个百分点；14.3%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较2016年的7.8%上升了6.5个百分点；12.8%的成年国民使用Pad进行数字化阅读，较2016年的10.6%上升了2.2个百分点。有63.4%的成年国民在2017年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6年的62.4%上升了1.0个百分点。
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80.43分钟，比2016年的74.40分钟增加了6.03分钟；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0.70分钟，比2016年的57.22分钟增加了3.48分钟；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7.02分钟，较2016年的26.00分钟增加了1.02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8.12分钟，比2016年的5.51分钟增加了2.61分钟；2017年人均每天接触Pad的时长为12.61分钟，较2016年的13.88分钟减少了1.27分钟。
此外，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App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对我国国民听书习惯考察后发现，2017年，我国有两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17.0%）提高了5.8个百分点。0—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22.7%，与成年国民基本持平。具体看来，14—17周岁青少年的听书率最高，达28.4%；9—13周岁少年儿童和0—8周岁儿童的听书率相差不大，分别为20.9%和20.7%。对我国成年国民听书介质的考察发现，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国民比例较高，为10.4%；其次，有7.4%的人选择通过“广播”听书；有5.3%的人选择通过“微信语音推送”听书。[3]
此外，大量的网络学习平台和App使得网民们学习的可选择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缩短不同地域或受各种条件限制的人们教育水平差异的最好方式，学生可以挑选最合适的时间上网学习，不必受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
（四）网络消解了教育的围墙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需要受教育的人数众多，而各级教育机构的规模一直不能充分满足各级学习者的需要。网络教育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教育方式，可以有效帮助扩大教育的覆盖面。
2010年，比尔·盖茨在一个科技经济会议上表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将很快消失。盖茨指出，如何获得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知识，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位和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没有区别。他表示，对于青少年而言，在学校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学教育则无须拘泥于某一个地方。未来网络将使学生不再受时空限制，以多种方式出入无围墙的“大学”，网络化也将使大学更趋向世俗化，它将更贴近社会，服务社会。
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网络大学和网上教育可以有效降低投资和成本，满足社会上更多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它还可以打破高等教育内部原有的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尽可能地做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在一些国家，已经兴起的虚拟网上高等教育（Virtual Higher Education）作为一种分散学习的新型大学，给现代高等教育的结构带来显著变化，也为传统和现代高等教育在各种层面上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二者在竞争和合作中寻找机遇，共同发展。
（五）网络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教育资源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在网络上可以被无限重复使用。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地区间一直存在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一些重点的各级学校在多年的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源，而一些师资力量相对较弱的学校则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这种信息积累量。网络的出现则使许多本来处于信息获取弱势地位的群体挣脱了这种客观的限制。
互联网的连接方便了人们更广泛地查询、获取信息和知识。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获取与教学有关的各种辅导材料，设计教学模式；而学生则可以获取与教学内容有关的资料和信息，也可以方便地与他人就某一问题以多种形式进行探讨。网上有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获取成本却常常低至可以忽略不计，其高效超过以往和现在任何形式的课堂教育。随着网络上信息量的不断丰富，以及一些专业数据库的建设，网络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学习资源将以几何级数增长。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共享，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最大、最全面的“百科全书”。各种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跨越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使学校的教育成为可以超出校园向更广泛的地区辐射的开放式教育。学校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把最优秀的教师、最好的教学成果通过网络传播到四面八方。
（六）后喻文化现象
后喻文化现象是社会在传播媒介形态发生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1.后喻文化现象的含义与特征
最先出色地描述后喻文化现象的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70年，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Three Figurative Cultures）理论，以此阐释因文化传递的差异而导致的代际对立与冲突。“三喻文化”理论从文化传递方式出发，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类：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并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同时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在传播工具发展的巨大推动之下，由于年轻一代接受新事物往往更快，许多父母有关新事物的知识来自子女，因此，旧的文化传承模式被打破，由此带来两个后果，即“角色的置换”和“反向的认同”。
在传统的教育中，长辈与教师在知识传播、道德教化上都处于相对权威的地位，学生自然地接受上一代人的教育。在传统社会，许多信息资源配置都是倾向于上一代人的，上一代人通常以社会代理人的身份出现，有着相对较高的地位，是后辈或学生汲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网络世界中，从量上，长辈们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要向晚辈们请教，而且这种情况从量变达到了质变，即不仅有关新事物的东西要向晚辈请教，有关新思想的东西也变得需要向晚辈来问询。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在历史上第一次越来越大程度地与长辈交换了教育和被教育的角色。
2.后喻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
后喻文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由于不管是技术还是知识都是以加速度发展和积累的，因此，每隔一段相等的时间，信息的量不是均衡增加，而是翻着番，以几何级数像倒金字塔一样递增。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必须要不断调整思维，用过去的旧知识来理解新现象，他们对各种新出现的事物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而儿童和青少年则不同，他们从一开始接触外界事物时，接触到的就是这些在他们父辈看来十分新奇的东西。在他们的脑海中，较少有那些会对他们吸收外界信息形成障碍的先验的知识，而且他们正处于身体和大脑的发育成长阶段，对知识有本能的渴求，于是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电子游戏玩得好的往往是小孩，一些顶级的黑客也大都是青少年。
在网络时代到来后才出生的人被称为“N世代”（Net Generation，网络世代），因为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又被称为“数字土著”（Digital Natives）。与“数字土著”相对应的是“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指那些出生于网络时代之前，相对需要更多的学习才能融入数字化生活的人。前者因身处数字化成长环境，对信息技术和网络自然有更好的领悟和学习驾驭能力，而后者相对来说，数字环境并非他们成长时期所熟悉的，常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才能自如运用新媒介。所以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移民在数字土著面前失去了原来作为长辈在知识上的优势，有时不得不去需要向数字土著寻求帮助，而“N世代”对前辈人的后喻文化现象又被称为是一种“文化反哺”。
在网络时代，年轻人不仅可以从长辈与教师那儿接收到知识，更可以直接从网络上获取新的信息。对于社会教育体制来说，原来的自上而下、由老一辈教育后一代的教育模式失去了部分魅力，社会的文化传递机制已发生明显变化，许多晚辈通过自己摸索和接触网络去理解新事物，这使他们更倾向于从个体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生，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用完全照搬前辈足迹去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
现代社会的知识是以各种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的，而从人群比例上来说，无疑年轻一代接触新媒介的机会要比他们的长辈多，时间上也更长。由于年轻一代往往最早接触网络，并与网络接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们的人生观还正处于形成时期，因此网络的形式与内容对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及其本身社会化的过程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网络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也最深。网络中的词汇、形象，作为一种时尚，一种现代文化，在他们中间广泛传播和流行。由于知识的更替速度不断加快，许多信息刚刚被人们接受就成为历史，伴随着这种信息快速更替的是观念的更替。世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易懂的、易接受的，而他们的长辈一代往往要通过晚辈一代的帮助来了解社会中新出现的一些现象和理念。由此，后喻文化现象的出现成为数字时代的必然。
（七）网络时代的教育理念
网络传播对教育的影响使网络时代的教育理念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
1.从被动灌输向自主学习转变
在传统的前喻文化中，晚辈一般被要求要顺从地接受长辈的教导和信息传递，学习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师在课堂上将课本上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要做的就是要在教师的灌输下将课本知识“转移”到自己的头脑中。但是这种灌输知识的过程不利于学生认知能力的自行建构。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垄断者，而互联网的传播削弱了这种垄断性。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在我国的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是学生的知识之源，教师的知识仿佛当然地会比学生多。当网络引入教育后，学生很容易和教师同时甚至比教师更早更快地获得一些新知识，这使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降低。它使教学内容从封闭的知识体系转变为开放的知识体系，使教学从以讲授为主转变为以自学为主。这不仅体现在方法上的转变，而且体现在两种教学方法结构模式的转换上，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都有所超越。
2.学习形式个性化
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现代教育还需要针对学习者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网络成为学生获取学习资源、传播自己观点的双向媒体，学生利用网络既可以相互协作，又可以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个性。在现代教育中，运用网络所特有的信息数据库管理技术和双向交互功能，一方面可对每个学习者的个性资料、学习过程和阶段情况等实现系统完整的跟踪记录；另一方面，教学和学习服务系统可根据系统记录的个人资料，针对不同学习者提出个性化学习建议。大数据技术可以很方便地从学生的一些基本信息和网络行为得到学生画像，分析出学生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从而推送最有价值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让学生确立不断接受新事物及努力创新的观念是网络时代教育成功的基础。因为网络社会有着多样化和快节奏的特征，教师应该从细节的陈述者变成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支持者，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自学和创新。
3.教学以引导为主
网络时代教师的教学将不再强调直接传递给学生大量的知识，而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来获取相关新知识，以及侧重培养学生学习的方法，使之具有自我获取知识与更新知识的能力，以便与“信息爆炸”和知识迅速更新换代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教师的作用在现代教学活动中将被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知识的提供者和传授者；二是作为知识的导航者。现代教育思想尤其强调第二个部分，教学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角色从讲解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活动组织者。
而网络时代教育的最高层次应该是帮助学习者学会建设性地利用网络发展自我，使网络成为学习者提高文化和思想水平的高效工具。网络时代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习者自己，教育的功能转向帮助学习者学会如何利用网络来满足自己在信息方面的需求、了解虚拟现实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与区别、辨别信息的意义，从而形成对各种传播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增强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