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蹄铁下的北平
童年、少年的李保忠，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种种恶行，亲历了国家受辱，体会到了家破人亡的凄惨和求生的艰难。
在李保忠的回忆和后来老人的讲述中，卢沟桥事变当天，从西南方向传来枪声，全村人都跑出家门逃命，毫无目的地向北方跑。妈妈抱着他拉着姐姐随着人群向北跑，路上遇到同村一个李保忠称为三爷的人。他带着七八个人跑到他家在一个小土山前的土井里，这是三爷家多年弃之不用的藏红薯和菜的老地窖。下去只两三分钟，李保忠就和三爷的儿子——叫狗儿的同龄小孩，口吐白沫，两眼翻白。妈妈和三爷一看不好，赶紧带着孩子爬出地窖。刚出来没多远，就见一伙人嘀嘀咕咕跑过来，其中一个人指着一个身穿黄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把长刀，一副军官模样的人，向大伙介绍说：“这是日本皇军，他问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三爷回答说：“都是这村里的百姓，听到枪响害怕，就跑到土井里，孩子口吐白沫就出来了。”翻译和那个日本军官叽里咕噜说着大家听不懂的话，话说完，见那日本军官挥了挥手。翻译对三爷说，太君叫你带路到那个土井那儿去。到土井那里，那个日本军官不论土井里是否有老百姓，拉燃一颗手榴弹，往土井里扔了进去。这一声闷响把年幼的李保忠吓哭了。这伙人扔了手榴弹后就疾步往北而去，过后才知道这是日本人追赶在卢沟桥外围与日本人交战的国民党冀东保安队队员。这是李保忠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日本人，虽然印象模糊，但是很深刻。不久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城，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也全面展开。
日本占领北京后的第二年，厄运就降临到李保忠家乡。据他爷爷讲，他家祖祖辈辈在这里已居住近400年，不知是日本侵略者中的哪位人物看中了百祥庵（在魏公村北约两里地，即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在地）这块风水宝地，大手一挥，将全村占领，在西南角还将清朝修建的从故宫到圆明园的皇道隔断，兴建了“日本株式会社华北农业试验场”，全村百姓的住房和赖以生存的土地全部被占领。仅仅一年时间，日本人就在百祥庵李保忠家的房基地上，建起一座约10层楼高的大楼，在当时是西直门外第一高楼。并在四周修建了约2米高的围墙，每隔50米，在墙上开有两个约30厘米高、10厘米宽的枪眼。1940年后又陆续往东和往南扩大了占领地，在西墙外马路西又侵占了两大块地，即现在北京工业大学的位置，在其北边兴建了信鸽场，后来在南边还兴建了军犬场，并且都修建了围墙。在占用这些土地的时候，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没有任何补偿，不但没有，村民还要在日本人枪口下做苦力，干苦活。曾有一位村民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即被日本人拉到黑屋内打得半死，关了几天才放出来。北边的信鸽场刚建完，就养了信鸽，南边的军犬场建好后，还没等军犬到来，日本就投降了。
1939年2月，李保忠开始读私塾，每天从试验场门口过，都可以看到试验场的南墙上用白色涂料涂写的“大东亚共荣圈”和“武运长久”几个大字。那时，李保忠刚上学，对这些字只是认得，还不知道其中的含义，直到后来才慢慢理解，这是日本想运用武力征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的所有国家。从此，在李保忠幼小的心灵里，就隐隐觉得日本是一个有极大野心的侵略者。
李保忠家和其他北平居民一样，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过着被奴役、欺压、凌辱、民不聊生的生活。
从1942年起，北平市民就开始吃一种叫“共和面”的食物。所谓“共和面”，是一种有糠、麸的豆饼，制作粗糙，还夹杂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沙子，石子儿，发霉的玉米、高粱，甚至连耗子屎都有的混合面。日本人把这种东西作为粮食卖给老百姓吃，而老百姓耕作的粮食却都用来支援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了。日伪政府要求老百姓“平心静气妥筹切实办法，力谋度过食粮难关”。其实就是实行粮食配给，包括配给北平老百姓称之为“混合面儿”，日本人美其名曰“共和面”的东西。“共和面儿和水之后捏不成形，永远是散的，连窝窝头都攥不成。煮熟之后，有股臭味，还硌牙，吃多了还拉不出。但就是这难咽的‘共和面’，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还得排长队。他们还分批卖，趁机哄抬价格。”讲到这些，李保忠记忆犹新。 北平的老百姓对这吃的东西倍感恐惧，由嘴上、肚子里，切身感受到民不聊生的滋味。年老体弱者经不起这个折磨，不少人因为营养不良和不卫生的原因死去。直到日本投降，“共和面”的历史才消失，但是，这种特殊的“粮食”给一代人留下的伤痛和阴影，还一直印记在脑海中。
有“共和面”吃，就能保着命。可即使是这种东西，仍然是有人吃不起的。那些穷人、外地来的流浪汉、乞讨者，他们衣不遮寒，居无住所，再肚内无食，李保忠每天都看见有一些人扶着墙，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同村有一位李保忠叫“三哥”的人，在西直门火车站当搬运工。一天下班后正往宿舍走，不知从哪里打来一枪，左腿膝盖被打碎，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不仅工作被辞退，家里还得出医疗费医治，让本来就贫困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伤好后，他落了个终身残废。后来得知，是小日本拿活人当枪靶子练习枪法。李保忠叔父和三哥是工友，得知三哥被打伤，气不过这些小日本鬼子欺负中国人，一直想替他报仇。一天，李保忠叔父看到一个日本兵在铁路旁欺侮一名带着小孩的中国妇女。他看周围没有人，就抄起一根木棍，悄悄跟在后面，看准了，冲上去，狠狠地朝那个小日本鬼子头上拍了过去。日本兵顿时鲜血直流，立马倒下了，也不知那小日本是死是活。他害怕被抓到，赶紧催促那妇女带着孩子离开，自己连夜扒火车逃到河南一带做工避难，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北京。
在北京，日本兵欺负中国人的事情还很多。李保忠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殴打中国的老年人，原来这个日本兵从前门大街坐人力车（当时叫“洋车”）到西直门火车站。拉车人因年纪大，肚子里又缺食，动作就慢了一些。到地方后这个日本兵以拉车时间长，耽误了事情，不给车费。老人恳求那日本兵多少给点零钱买饭吃，那日本兵不但不给，反而将老人打得半死。回到魏公村，李保忠说给大家听，没有一个人不骂日本鬼子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到哪里去讲理呢。这件事在李保忠幼小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5年春节还没结束，就不断听到从抗战前线传来小日本连打败仗节节败退的传闻。驻守在北京的日本兵也在加紧备战。4月初的一天，李保忠正走在上学路上，忽然一辆日本军车停在面前，从车上跳下两个穿军装的日本兵，一个揪住李保忠两只胳膊，一个抬起两条腿将李保忠扔到车上。在哭叫声中，车急速开走，一直将李保忠连同车上的7个被同样方式弄上车的成年人拉到颐和园以北，现在中央党校北面一带停下。
下车后，每人发给一把铁锹，让他们7个人与采取同样方式抓来的几十个劳工一起去挖一条两米深的战壕。对一个只有11岁，个头还没铁锹高的李保忠来说，要将土抛到两米高的地面，根本做不到。别说李保忠，就是那些成年人，没日没夜地干活，也苦不堪言。李保忠见着那些被掳掠来的中国人，在壕沟里不停地干活，稍微偷点懒，日本兵就取下皮带上来抽人，皮带声和日本鬼子叽里咕噜的骂声不绝于耳，甚至还有因稍有反抗，被日本人立即枪毙的。李保忠见到那些被日本人枪毙的中国人，日本人根本懒得埋，也是命令其他中国人，挖个坑，简简单单就埋了。就这样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就在两个端着枪的日本兵押送这些劳工沿已挖好的壕沟往前走时，李保忠看到有一条从沟内通往沟外的流水沟，他打量着日本兵，他们只顾往前押送大人。趁其不注意，李保忠一下子钻进这条小沟，迅速跑了，跑着跑着听到后面有枪响，不知是发现了李保忠的逃跑而开的枪，还是别的中国人因为干活不力或者是反抗，被日本人给杀害了。李保忠没敢转头看，拼命一口气跑到学堂，将自己的遭遇给先生及同学一说，回到家也给母亲说了，他们都说：“多危险啊！”要是被日本鬼子抓住，可能就回不来了，想想李保忠也觉后怕。
李保忠知道日本鬼子完蛋的消息是在8月中旬，那时他常看到一些日本女人，三三两两地穿着花衣裳，脚上蹬着木屐，身上背着大包、小包，急匆匆地沿着现在中关村路从北向南走。得知这是住在西苑日本军营的日本家眷，赶着往城里逃。日本女人的行为引起住在马路两旁的居民注意，大家纷纷看热闹。人群中还有不少孩子，他们拿起小石块或是土块扔向日本女人，直打得这些日本娘儿们不住地嘿！嘿！嘿！和叽里咕噜叫喊。李保忠也在这些小伙伴之列，他扔出去的石块、土块是带着被抓劳工以及目睹了中国人被欺负的仇恨打出去的。这场“小石块”之战，李保忠一直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