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的措施深受职工拥护
小李是河北物探大队的司机，家里建房需要木料，一次他驾车出野外时，买来木料放车上运回自己的老家。由于没有向组织汇报，心里不踏实，开车快到家时，撞翻了一辆大马车。好在人和牲口都没大碍。但是，他私自动用公家汽车为家拉木材，自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李保忠知道这事后，就在想，物探大队是一个大型地质队，职工家属加在一起光住在生活基地的就有近千人，还不算上老家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家人需要给职工寄点东西，职工从野外给家里捎点土特产品都是难免的。但单位有规定，驾驶员不得私自驾车捎带物品。
利用车的空间顺路捎带一些家里所需的物品，本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能不能变通一下呢？比如说所带的物品，首先是野外职工本人给家里捎带的，汽车本身有空间，不是超重物品，不是违禁物品，不是绕路。李保忠经过调查，写出了一个报告，提交给了大队。大队领导层研究后，认为可以试行。这样一来，驾驶员和地质队员们，在给家里捎带物品的时候，心里就坦然很多，不再紧张，再没有因为捎带物品的事出过安全事故，职工群众也因此受益。
物探大队当时的分队分布在冀北的燕山和太行山地区，距大队部所在地廊坊都有一定距离。如果职工家庭生活上遇到困难需要补助，要从北部山区到廊坊申请困难补助，一来路远，二来还要花路费。于是李保忠建议：职工如有困难，可向分队的分工会提出申请补助，分队工会调查属实，即可给予30元以内的困难补助，事后再向大队工会履行手续。这个困难补助办法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老李是一名高级厨师，1956年就到队任炊事员。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小女患有小儿麻痹症。老李也是年老多病，他最关心的是小女儿今后的生活。1974年地质系统大招工，物探大队贴出了招工启事，但是残疾人不招。老李的残疾女儿被挡在了门外。李保忠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想为老李解这个后顾之忧。他找到队领导提出：应该从特殊情况出发将老李的残疾女儿招工，理由是老李夫妇都年事已高，将来这个残疾女儿会无人赡养，成为社会问题。这次如果不能招工，今后将不再有这样的机会。领导说：“她是残疾人怎么招工，招来她能做什么？再说局里能同意吗？”
李保忠说：“我认为有4项工作她可以做，一是绘图员，二是打字员，三是电话员，四是实验室的碎样工。局里能否同意我去争取。”
“可是局里不见得同意。”队领导回答。
“我去争取。”李保忠说。
“行，那你去争取吧。”队领导对李保忠的工作能力是认可的。
李保忠到石家庄河北省地质局找到负责招工的白局长，向他汇报了队上拟招收老炊事员残疾女儿的想法，并谈了招收的理由。白局长问：“你们招收后，安排她干什么？”李保忠说；“这孩子的思维能力和上半身都很好，可以考虑安排她做绘图员、打字员、电话员或实验室的碎样员。”
白局长说：“既然你们能安排，那就招了吧！推向社会也不是一个办法。”局长拿起笔签了字。
李保忠之前并未告诉李师傅争取女儿招工的事，回到队部，李保忠到李师傅家，叫他填写招工登记表。他问：“能行吗？”李保忠说：“你就写吧，都给你办好了。”李保忠把到局里向局长争取一事说了。李师傅心里一愣，“小李，我根本没有想到啊！我从来没敢想，只希望自己和老伴多节省，给她多少留点钱财，以后她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你竟然能给我办好了这个事，我该如何感谢你啊！”
李师傅的残疾女儿顺利招工，并安排在绘图员岗位。第二年找了对象结了婚。第三年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李师傅夫妇笑得合不拢嘴。
李保忠做工会工作，就是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尤其是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他认为，应当积极为职工说话，为职工办事，这才是一个工会干部应该做的。官僚主义，坐在办公室高高在上，是无法让职工拥护爱戴的，职工不拥护，能做好工作吗？李保忠一直是这样鞭策自己的。
物探大队的技术骨干王昌华向大队申请调往南方工作，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长期分居问题。王昌华的妻子在河北省一个县城集体单位工作，两人结婚以来，长期两地分居。无奈之下，王昌华与他的家乡广西桂林一个地质单位联系，那里不仅同意他调来，还同意安排他爱人的工作。王昌华在向组织上提出调动时，就提出他也不愿离开物探队，如果队上能安排他爱人的工作，他就不调离物探队。李保忠也深知物探队很需要王昌华这样的技术人才。队党委在讨论王昌华的去留问题时，一致意见是不同意放王昌华走。但他爱人不是国家正式职工，集体所有制的员工是不能调入国营单位的。党委会就这个问题决定不下来。李保忠列席参加党委会，他发言说：“既然各位委员都不同意放王昌华走，那就在如何将他爱人调来上想办法。我提出以下建议，供各位委员参考。1.不要强调他爱人是集体所有制员工，只要她爱人所在单位开出的介绍信里有工种和工资，我们就接受。她仅仅是一般工人，我们按工人安排工作就是。2.派人到他爱人的工作单位进行沟通，能不能将她的集体所有制员工身份以晋升的方式改为国营职工身份。3.不视王昌华的爱人有工作，以特殊招工的方式将其招到物探队。”与会的委员最后同意李保忠的第二点建议，并一致要求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就在李保忠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路经唐山时，遭遇了唐山特大地震。李保忠所住旅馆的127人中有122人遇难，李保忠是大难不死的5人之一。
唐山地震后李保忠调北京工作，王昌华的爱人最终也调来物探大队工作。王昌华没有辜负李保忠的一片心意，努力工作，后来还担任了物探大队的总工程师。李保忠在工会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方面，赢得了广大职工和大队领导的赞誉。
1958年9月，李保忠调到天津后，虽说是夫妻团聚了，但是物探队的工作性质决定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野外第一线，冬季要有4个月在集训地。
妻子的工作是三班倒，还要带3个孩子，其困难可想而知。当物探队迁离天津到廊坊时，有困难的职工都将户口留在天津。李保忠是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将户口从安徽落在天津的，以他的家庭困难，完全可以将户口留在天津，但他没有提出，而是将户口迁往廊坊。就在将户口迁出天津前，他和杨玉珍在回忆起1957年大儿子李小卫出生12天医院下“病危通知书”的教训。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他俩商定了一个“密约”。今后他在野外，她在天津，她和孩子有病都不互相告知，以免因路途远交通不便，回不来和去不了干着急。但是，一旦得到信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回来，也要去，因为那是生命垂危，是见上最后一面的诀别。
上世纪70年代，李保忠和妻子合影。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保忠夫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0年，二儿子李小立出生，李保忠在野外，杨玉珍没有通知他，李保忠没能回来陪伴她。三个儿女中，李保忠唯一陪伴在妻子身旁见证出世的是小女儿，那是1962年。李保忠正好在家，终于尽到了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在此还要说说1957年出生的那个报病危的大儿子李小卫，在一岁多见到李保忠时，李保忠想抱抱他，他躲躲闪闪不让抱，晚上睡觉时，死死盯着这个“陌生人”。在以后50年的日子里由于聚少离多，这个中国地质调查局里的处级干部从未叫过李保忠一声“爸爸”。直到2009年除夕全家聚餐时，在李小卫上大学的儿子提议下，52岁的李小卫才开口叫李保忠一声迟来的“爸爸”。
李保忠的三个孩子。
在李小卫的回忆中，小时候很少见到爸爸。即使是在廊坊，也不容易见到他，平时的生活都是和妈妈相依为命。
妈妈在棉纺厂工作，三班倒。有了弟弟和妹妹后，李小卫还要负责看护他俩，很小就学会了做饭，还会给妹妹梳头扎辫子。弟弟妹妹长大读书，开家长会，爸爸来不了，妈妈要上班，常常是李小卫去开家长会。
小时候，没有大人带着他玩耍。夏天，身边同学去海河游泳，妈妈带不了，自然也不放心李小卫自己去。李小卫受不了同学去玩耍的诱惑，趁弟弟妹妹在家睡午觉，悄悄地跟着他们去游了一次，又趁母亲下班之前赶回来。母亲到家后，发现李小卫殷勤做着家务，这几天本来还为自己不能带他去游泳堵着气，转变竟有这么快？母亲问话，见李小卫言辞闪烁，不敢正眼看她。母亲觉得不对，在他身上用指甲轻轻一划，手臂上立马出现一道白色的划痕。这时候母亲没有惩罚他，却伤心地哭起来。母亲声泪俱下地说：“孩子啊，你爸爸在野外地质队工作，管不了咱母子，妈妈一个人把你们一个个拉扯大，多么不容易。你要是不听话，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啊。”
李小卫耷拉着头也跟着哭了说：“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陪，而我却没有啊？”哭完，李小卫脸上挂着泪水，安慰妈妈说：“妈妈，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不再做出让您担心的事。”小小的李小卫显示出了和十岁年龄孩子不一样的成熟、懂事。
李小卫对父亲的印象既陌生，又深刻。在记忆中，父亲没有带自己去过一次公园，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唯一一次跟着父亲去地质队，留下的却是孤独、难忘的记忆。那是“文革”期间，因为母亲忙，李小卫跟随父亲到了廊坊队部。本想到了住的地方，可以和爸爸好好相处一阵，毕竟爸爸还没有好好陪伴过自己。没想到到了之后，一群同事找到李保忠，说某某生病了，让去看看。李保忠安排李小卫在宿舍内自己玩耍，自己则去处理公务了。在那间低矮阴暗潮湿的宿舍内，李小卫度过了害怕、无聊的一天。天黑了，李保忠才回到宿舍，拉起饿了半天的李小卫去填饱了肚子。
都知道李保忠热心，即使李保忠到了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工作，还常有地质队员上门反映困难，有的来了，还会带点土特产。李保忠对来访者带的东西一律不收，要求带回，否则连对方说什么他都不听。由于李保忠乐于助人，家里来客络绎不绝，来人太多，不可能都做饭，饿了就在家中煮面，解决来人的吃饭问题。为此家中火炉上常常放了一口大锅烧着，一早烧到晚，锅中的水一直是滚着的，水少了又加些，煮面的人常常就是李小卫。李小卫说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了煮面的本领，他煮的面大家都爱吃。
李小卫中学时期开始学习物理课程，同学们都在买电子零件组建半导体收音机。一天李小卫醒来，见李保忠回了家，正坐在门口，把家里的所有脏衣服收了在搓洗。李小卫憋了半天向父亲说了同学们都在买零件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的事，但他仍然没有叫出“爸爸”这个称呼。李保忠当即擦掉手上的肥皂泡沫，从口袋掏出十块钱给李小卫。用这张“大团结”，李小卫买齐了所有零件，在同学圈里小小地风光了一把。其实，李小卫也知道，父亲虽然常不在家，但是父爱是浓浓的。
1972年，杨玉珍因急性腹痛，住进医院。当时正在太行山北部山区一个矿点工作的李保忠，接到了杨玉珍生病住院的电报。根据“密约”，李保忠认为这次一定是非常严重、有生命危险的病症，否则以妻子的个性，是不会贸然破坏“密约”的。李保忠心情沉重，急忙下山乘汽车换火车第二天赶回天津。当杨玉珍在医院病床上见到李保忠时非常惊讶，因为她谨遵约定，根本就没有发什么电报，没有想过要通知李保忠。而李保忠收到的电报是他们住对门邻居发的。
1976年李保忠在唐山遭遇大地震，他从地震的废墟里爬出来，在头部、腿上受伤的情况下，根据“密约”，他也没有立即告诉杨玉珍，只是在伤情好转、病情稳定后才告诉她。
为了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李保忠三次将户口迁出北京和天津。第一次是1955年主动申请到地质队。第二次是1957年放弃和妻子团聚的机会，南下安徽凤阳地质队。第三次是1966年迁出天津到廊坊。李保忠为了自己所热爱的地质事业，三次与妻子约定，三次放弃大城市户口。在当时的政策下，大城市的户口，意味着在粮食配给、副食品供给等与生活切身相关的福利待遇上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李保忠不在乎这些，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相比，那些都不重要。李保忠这种为了祖国建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做法，在那一代人中是非常普遍的。
李保忠从1958年调入物探大队到1980年离开，在物探大队整整工作了22年，是李保忠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李保忠尽心尽职，不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常常利用工作的机会到分队与同志们一同工作、劳动，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
李保忠在物探队工作的20多年里，到过河北省全部12专区（市）的128个县（市），河北北部的燕山、太行山和河北南部平原都留下他的足迹。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太行山和燕山交接一带的山区，即保定东北、山西东部地区，从1959年春天到1975年秋他多次在这一带工作过。
李保忠到野外一线分队去，每到一地都受到职工的热烈欢迎。他到分队多是跟班组一起劳动，跟测量组是跑尺，跟磁法组是找物理点，跟电法组是背线，跟重力组是摆盘，不出工就帮厨或把技术人员或工人的衣服洗了。而最受职工欢迎的是晚上躺在行军床或大炕上听他讲故事。就是为这个他到了分队，各个班组都抢着拉他到他们的宿舍去住。
物探队队员在工作。
李保忠是老北京人，他会给他们讲老北京的传奇故事或“聊斋”“三国演义”，也讲他参加地质工作的体会和他在江苏和安徽遇到和听到的趣闻轶事和住地周边的历史。
在野外分队，通常傍晚收队后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在山区农民的简易房间里，在昏暗的煤油灯或蜡烛边，大家围成一圈，听李保忠“开讲”。常常是正当大家听到精彩处或是动情处时，李保忠看了一下手表10点了，于是一句：“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咱们明天接着再讲。”
1961年，李保忠来到河北省涞源县长城浮图峪以西的穆集村的物探二分队。
李保忠在野外工作。
不久前，这个分队根据工作需要，也为了节省往返路途时间，决定组织一次“高产日”活动——两天任务一天完。李保忠参加了这次的“高产日”活动。他说，这是他在地质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4点起床，4点半吃饭，3个馒头一碗玉米糁粥（包括中午饭，共8两的粮食定量）。从住地到工区要走两个小时。工区在长城两侧，到工区正好天亮可以开始工作。
李保忠这一天是和磁法组的同志一起工作，具体的工作是“找点”（摆放磁力仪的位置，这个“点”是测量组标记的，或栓系在树林的树枝上，或订在地上，找到后，就高喊一声“在这哪！”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摆脚架的工人的找“点”时间，以提高工作效率。按测网是200米一条线，50米一个点。一天要翻越4次残垣的长城，工作时间长达10个小时，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李保忠在山上穿的是登山鞋，和他一起上山的也是从大队来的小赵，上山穿的是她爱人做的布鞋，据说是“千层底实纳帮”的。不想收工下山时，一双“千层底实纳帮”布鞋，帮底彻底分离，无法行走，李保忠只好将她背下山。两天的任务是一天完成了，但是，地质队员们却用了16个小时，直到晚8点才回到住地。从早上4点大家一样的都吃了3个馒头1碗粥，翻山越岭的工作到现在已经16小时水米未进，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回到分队的职工没有一个回宿舍的，而是直奔食堂。炊事员连忙将煨在火上的锅，抬到地上，每个人端着饭盒领取7勺玉米糁粥（约5两的粮食定量）。够不够吃，只有天知道。因为当时地质队员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4斤，平均每天1斤1两。这一天由于“放高产”，每人增加4两。从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处于“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的严酷现实，毛泽东主席本人也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了最低限度。
“放高产”这天由于工作时间长，李保忠不想睡前“开讲”。但是，与他住在一个宿舍的人不干，要他讲一个小段。李保忠也太累本不想讲，拗不过大家。于是，他讲起了白求恩的故事。
他说，大家在这一带工作或许听说过白求恩。或许更知道这一带地形地貌非常复杂，从这一带地形的名称就想到其复杂程度，如世界著名的狼牙山就在这一带，还有摩天岭、老虎嘴等，一听名字就知其险恶。正是地形险恶才成为抗战的根据地，也了解到在这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及其艰苦。
先说说白求恩。他是在1938年为了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来到中国的，他到中国后就在晋察冀的抗日根据地以他的超高的医疗技术为广大军民医疗疾病。在后方医院他废寝忘食，一周内治疗500多名伤病员，为施行手术曾连续工作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他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为伤员手术，为抢救伤员不但亲自献血，还倡议成立志愿献血队。在晋察冀军区的4个月里，他辗转1500余里，救治抗日伤员1000多名。
按照计划白求恩即将回加拿大为抗日前线筹集经费和医疗器械，但看着不断增加的伤员，白求恩毅然放弃了回国计划，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了抗战前沿的涞源县。在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把手术室设在了紧靠前线的孙家庄村小庙内，没有设备，门板就是手术台，在枪炮声中为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做手术。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手术室后面爆炸，白求恩却在小庙里专心地做手术。有人为了他的安全劝他将手术室设在离前线远一点的地方，白求恩却说：“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会大大增加死亡率。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就在白求恩坚持为最后一名伤员做完手术时，由于操作过急，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
在这次战斗打响前，晋察冀军区领导劝他不要再往前，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取得了击毙被称为日本“名将之花”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歼敌900多人的胜利。而白求恩的伤由于耽误了最佳治疗机会，伤势不断恶化，最后转为败血，经抢救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永远地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年，白求恩49岁。
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被八路军打死的第一个将军阿部规秀就是在涞源县黄土岭战役丧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也是在1939年涞源县抗击日本侵略的前线负伤牺牲的。李保忠把白求恩视为心中的英雄，一个外国人，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把热血洒在了中国大地。一个外国人能有这样的壮举，能有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为祖国经济建设吃点苦又能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