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人戒烟的故事

刚到物探大队，李保忠被安排在人事科，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沧州地区招聘工人。

在招工时，单位定下的标准是：“历史清白、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22岁，具有初中文化。”李保忠在这些硬性条件外，他又加上一条——不吸烟。前面的要求是很正常的，而不吸烟的要求就有些苛刻。野外地质工作艰苦，寂寞的环境导致不吸烟的人很少。但地质队员们吸的烟都是劣质的，所吸的烟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都会造成的损害。因为吸烟，有的地质队员刚到中年就患上呼吸道疾病，更有的早早去世。所以，李保忠说提出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爱护地质队员。但是，李保忠也知道很多人都吸烟是现实，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改变的。有时候他劝人不吸烟，对方是理解的，认为这是关心他，也有的人不理解，说毛主席也吸烟，你咋不去管管。

所以不吸烟的标准只能是作为一个辅助标准，如果说，两个人应聘一个岗位，条件都差不多，那么这个时候就选择不吸烟的。

说到香烟，李保忠在华北军区招待处当招待员时，通常住的都是军队中的中高级干部。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每天在这些中高级干部房间里放一盒烟，这是李保忠的工作职责之一。无论这些领导吸还是不吸，都要放一盒在卧室内。时常遇到不吸烟，有的走时就将烟拿走，也有不拿的，不拿走的烟，自然归了招待员。因此，在招待员中不会吸烟的也学会了吸，只有李保忠一个不吸烟。直到今天李保忠也不吸烟，而且坚决反对吸烟，他的子女也不吸烟。

1960年“四清”运动后期，物探队工会调来一个王主席，即李保忠的新领导，此人是一名苦大仇深的老干部。年轻时由于家里贫穷，长年给地主扛活，共产党解放了他的家乡后，参加了革命，20世纪50年代调到地质系统工作。此人工作积极热情，待人诚恳，忠厚老实，只是没有文化。家有5个儿女，爱人没有工作，原是随队家属，后来将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他爱人带5个孩子在农村，因为没有土地，全家7口人就靠他每月80多元工资生活。由于生活困难，他在食堂吃饭，一般都是吃1毛钱左右的菜。生活虽然困难，但他每天还要吸一包烟。因为李保忠和他坐对面桌，这些他都看在眼里。李保忠是不吸烟的，面对的领导是一个烟民，室内的烟味他难以忍受，又不好让领导不吸。于是他动了心思。一天，在王主席吸烟时，他问；“王主席，您吸的是什么牌子的烟？”主席回答：“海河牌的。”“多少钱一盒？”“2毛7。”李保忠若有所思地说：“一天2毛7，一年就是小一百块钱，能买一台缝纫机。”主席惊叹了“真的！”李保忠坚定地说：“一天2毛7，乘365天，就是98元5毛5分，您家里孩子多，买上一台缝纫机，给孩子们的旧衣服缝缝补补或大改小，要省不少钱。”“你说的也是，可我戒不了。”“关键看您的决心，您要是想戒，我有个办法，咱先试一个月。你每天上班，就拿出2毛7买烟的钱给我，由我保管。”主席说：“好！先试试。”第二天李保忠做好一个纸盒，放在他和主席两个桌子中间，盒子顶部有个放钱的豁口。王主席一进办公室就拿出2毛7分钱，李保忠当着主席的面，将钱放在纸盒里。就这样，一年下来打开戒烟盒，整整98元5毛5分，又凑上十几元，买回一台新的缝纫机。第二年王主席继续坚持戒烟，又买了一辆自行车。两年来，通过戒烟使王主席的家庭得到了实惠，更重要的是他从此戒烟了。

戒烟后并没有彻底改变王主席家庭生活困难的现状。李保忠又动了其他心思。物探大队职工的困难补助标准是供养的直系亲属全家人均25元以下，王主席，全家7口人，平均只有12元左右，远远低于25元的困难标准线。由于他是工会主席，他从未申请过困难补助。李保忠分析了他家困难的原因，一是孩子多，二是全家分居两地。为此，他主动到他爱人居住地唐山地区丰南县，要求将农村户口转回城市户口。理由是，他爱人长期就是城市户口，他爱人带5个孩子到农村既没有土地更没有劳动力，生活十分困难。有关组织动员其爱人到农村去，缺乏国家政策依据，应当转回城市户口。当时，丰南县有关部门以王的爱人已经是农业户口，就不能改为城市户口，况且也没有将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的先例。李保忠并不气馁，他又跑到唐山专区，接待他的人认为李保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李保忠说，你的事情专区不能直接办理，你要到丰南县去办，因为这家的户口在丰南县。李保忠说他已去了丰南县，那里说不能办。这位同志说：“小同志，你想想，不通过县里我们能叫公社办理户口吗？叫你去县里，你就去，明天早上8点你到县委办公室。”李保忠请这个人给写一封信。这个人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个同志，叫你明天去你就去，不用写信。”第二天，李保忠按时到县委办公室，一进门就有人迎过来说：“你是来办理农转非户口的吧？地委秘书长昨天打来电话，（李保忠一听秘书长为之一震）你的问题可以办理，你通知他家将已领的粮票如数退回就可以了。”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就这样办好了，李保忠深为感动。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的事办成，不仅缓解了王主席家庭两地分居、生活困难的问题，也在全队职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认为李保忠又为职工办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