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找矿工作有一双“眼睛”
“文革”期间，各行各业都受到很大冲击，地质系统也一样。在物探大队，党委已经被砸烂了，原来的党委成员、队领导靠边站，遭受迫害，不仅受到人身攻击，还要被造反派监督着参加生产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文革领导小组”。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队伍到物探大队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东方红公社”可不得了，显赫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就是“东方红公社”的政委兼司令。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投入到了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并成为一支庞大队伍的领导——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他在60天内4进地质部，强行翻阅和抢走了一些机密档案，揪斗部领导，并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看中，成为当时显赫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五大学生领袖的另一人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
经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队伍的“指导”，不久，在物探大队成立了造反派，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当权派”“先革命、后生产”“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学生和造反派知道一些队员乘火车要出工去野外，就赶到火车站将大家拦住，不让出工。
李保忠就站出来和这些学生和造反派针锋相斗争，并贴出大字报，将这些大学生说成是“太学生”，引起学生的不满，于是就联合队上的造反派对李保忠进行打击诬陷和围攻。一天，造反派在工会图书室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的杨献珍所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造反派大喜过望，称李保忠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半夜时分，将工会办公室门窗砸开，揪出李保忠，并将工会文件柜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拿走。在砸毁门窗时碰坏了室内电线，刮掉墙上的毛主席像，诬陷李保忠在毛主席像上踩了3脚。于是，确定李保忠是现行反革命，提出“打倒李保忠”，还无根据地编造李保忠有“五大罪状”：一是说他是日本翻译官；二是根据李保忠是满族，说他是皇亲国戚；三是说他家是富农；四是说他隐瞒学龄；五是说他叔叔是特务。
这些罪名足以将李保忠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当地的解放军和工人联合工作队进入到物探大队调查此事。经查，关于图书的问题，图书室有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杨献珍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是很多年前就放入工会图书室的，而管理这个图书馆的是大队工会委员，他是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因此图书馆事件不再追责。关于所谓“五条罪状”经两名解放军同志调查，李保忠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只有11岁，根本不会说日语，更谈不上是做翻译官。第二条，李保忠虽然是满族，但跟皇亲国戚沾不上边。第三条，李保忠老家在魏公村，经实地走访调查，解放前，李保忠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是地主家的佃户，没有一点土地，解放后分得两亩地。最后得出结论，这些罪状全部不成立，李保忠啥事也没有。反而是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嘴脸：不问青红皂白乱扣帽子，不惜手段捏造假罪状，这些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广大群众尤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些裹挟在其中的群众，渐渐地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造反派在物探大队没有了市场，兴风作浪的动作也有所收敛。
由于有李保忠这样一批正直的人，挺起了物探大队的脊梁，他们敢于和造反派作斗争，物探大队的地质工作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说起造反派，主要是由平时工作表现一般，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或是由于种种原因，被领导批评或受到处分的人，这些人在个别头头的煽动下，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号召下组成派别，开始“造反”。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人是不能兴风作浪的。但在当时全国特殊的环境下，他们得势于一时，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别有用心的人走到一起，他们推翻党的组织，批斗各级领导干部。
这场劫难结束后，李保忠作为工作人员负责落实那些受蒙冤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工作。李保忠在这项工作中，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每一个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中的极个别头头。对于没有参加打砸抢的群众，李保忠主张既往不咎。有一名工人，“文革”期间受别人指使，曾违心地陷害李保忠，面对此人，李保忠主张“向前看”，过去的事不能怪他一个人，有政治、社会等诸多原因，本人也有不得已、不知情的地方。有一名临时工人，在“文革”中，是造反派的积极分子，不但没有解雇，反而得到重用，每天在广播室的高音喇叭上大喊“李保忠，你哪去了！”骚扰李保忠。“文革”后期落实政策被解雇。几年后，他找到新的工作，接收单位要他提供在“文革”中的表现，他来物探队联系开取证明，当时李保忠是党委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副主任，开如此证明需要李保忠加盖公章。有人指出这个人在“文革”中曾攻击他的表现。这个工人也认识到他攻击李保忠所犯的错误，当他怀着不安的心情找到李保忠时，李保忠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记着那不愉快的事，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接受以前的教训就是了。证明里说他在“文革”中表现很好。证明写好后，李保忠对他说，你拿回去给领导看，如不行，你来信我再给你改，不要再来，以免花路费。这个工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对人说：“李保忠是个好人呐。”
但在落实那些蒙冤之人的政策时，李保忠则十分认真。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任尖刀连连长，在战斗中冲锋陷阵，杀敌无数。上甘岭战役太过残酷，连队战友大多牺牲，这位老同志在和敌人肉搏中左手被敌人刺刀刺穿，好歹捡回一条命，落下残疾，后来转业在物探大队工作。但是组织上认定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曾为日本鬼子做过勤务——帮助日本鬼子扫地打水，为此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李保忠对他的材料研究后，认为，这位老革命是曾给日本鬼子做过勤务，但是他只有十三四岁，也是生活所迫。当他到18岁成年后，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坚定地参加八路军打日本，日本投降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又当了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英勇杀敌。就是根据李保忠的评定，物探队为这个老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文革”前的待遇，安排了他满意的工作。
60年来，河北物探队为河北地质找矿做出了突出贡献。要说突出贡献，一是参与了河北邯邢、冀东两个特大型铁矿的物探工作，为这两大铁矿的发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二是为发现大港油田提供了前期的人工地震资料；三是任丘油田最早的发现者；四是为改造沧、衡地区盐碱地，增加河北省的粮食总产量功不可没。在以上突出的贡献中，不得不提构造物探分队在三年国家最困难时期所做的工作。
石油，十分之一是经济，十分之九是政治。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国外的亚细亚、美孚、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迅速进入中国。洋油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各地销售，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石油工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1949年当年，全国石油产量仅12万吨，而全国需要的原油量在1000多万吨，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街上的公共汽车都因缺油而背上了煤气包甚至木炭。毛泽东曾询问李四光：“中国天然石油这方面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表示深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下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把石油作为战略资源来看待的。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向前，要使年轻的共和国尽快强盛起来，就不能没有强大的石油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开展石油普查工作。1954年以前，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主要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负责。为了加速石油的普查勘探，国务院于1954年12月确定地质部要担负油、气资源普查勘探的任务。1955年，在华北、东北平原开展小比例尺的综合方法的地面物探工作，1：100万的航空磁法测量工作也先后展开。1957年末，地质部党组做出战略东移的决定，将石油地质和石油物探队伍移师东部，有步骤地加强东北部平原、东北华北两大覆盖区的找油力量。1959年，河北物探大队组建一支“构造物探分队”用人工地震的方法投入华北的石油物探普查工作。1961年构造物探分队的技术负责人一行3人带上已取得的第一手地震资料远赴大庆，向大庆石油管理局领导进行了全面汇报。该局的领导看到资料后深感震惊，当即提出需要再补充一些资料，构造物探分队即派人送去。（目前一份手写的汇报资料仍保存在李保忠手里）。以上足以说明河北物探队构造物探分队为大港油田的发现提供了最早的地震资料。大庆就是参考了这些资料，于1964年春天派出7700余名参加过大庆会战的石油工人，披着松辽会战的风尘，挥戈南征，奏响了渤海湾石油勘探开发的序曲。但石油工人奋战10个多月，打了20多口钻井，均未发现工业油流。直到1964年11月17日，3238钻井队在位于马棚口西北约6公里处的北大港海堤附近竖起了高耸入云的钻塔，“港5井”正式开钻。担任钻进的3238钻井队出手就不同凡响，创造了第一只刮刀钻头钻进1824米的新纪录，一举刷新了另一钻井队在“塘2井”所创造的一只刮刀钻头钻进1695米的全国最高纪录。终于在1964年12月20日，当钻头进入老第三系沙河街组三段上部约2526米时，“港5井”发生强烈的井喷。眨眼间，蛰居地下久矣的“油龙”，挣脱了亿万年的束缚，呼啸着冲出井口，直指天空。它成为大港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同时也成为华北地区古生界第一口出油井。自“港5井”出油后，又打了许多钻井，均获高产油流。因此，国家决定建立油田。因“港5井”地处北大港构造带，大港油田因此得名。因是1964年1月，开始此次石油会战，所以对外代号称“641厂”。
1959年，河北物探队参与大港油田早期地震调查。河北省地质局物探队在黄骅羊三木发现油气显示奠定了大港油田的发现。
大港油田的发现验证了李四光同志对于环渤海湾地区有广阔的找油前景的预测。后来，在大港油田的基础上，陆续诞生了华北油田、渤海油田、冀东油田。因此，大港油田又有着中国东部石油“小摇篮”的美誉。
有人曾比喻说，地质找矿工作有一双“眼睛”，一只是化学测试，另外一只就是物理探查，形象地概括了物探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