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联合国的现状
无论是之前课程中所学还是这一周的切身体会，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投入与成效并不成正比，这一点令人遗憾。
中国自1971年10月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了。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了更多的大国责任，也面临着国际社会更大的期待。从会费来看，联合国会费委员会日前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常规预算报告书中，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上升至12%左右，成为联合国缴纳会费金额第二位的国家，仅次于美国，这足以说明中国目前对联合国的重视。
表1 2019年部分国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额度（亿美元）[2]
但与缴纳的会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联合国中，中国籍国际公务员并不多。以秘书处中常任理事国任职人数为例，可以看出中国缴纳的会费与任职人数并不成比例，且与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表2 秘书处中常任理事国任职人数统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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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学的一周中，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国际组织中中国高级官员的数量亟待增加。在办公楼内很少看到中国任职人员的身影，却能看到许多和我们一样前来参观的中国人，这也侧面体现出关注度大于参与度的现实。汉语虽作为很多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我却也很难看到办公楼内出现中文。在整个项目中，我们仅在国际劳工组织及世界贸易的讲座中见到了两位中国籍的高级官员。他们的介绍与我此前了解的情况大致相同：中国目前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人数较少，从事的工作也比较基础，高级官员比例不高。例如在联合国中，不仅中国籍职员总人数少，而且其中从事行政支持、初级翻译等基础事务性工作的还居多，无论是D类官员（担任领导类职务）还是P类官员（负责专业事务）的数量都很有限，而这两类职员正是联合国的中坚力量。
职级分类是青年学子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两位中国籍高级官员也为大家做了进一步介绍。D级官员在联合国中比例最少，被称为高级管理人员（Director），分为D−1、D−2两个级别，D级官员需要具备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目前D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要成为D级官员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联合国基层逐级晋升，如果在联合国表现出色、业绩突出，就有可能一步步从P级晋升至D级。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实习生做起，经历了所有职级，最终成为秘书长。其二是来自各国的直接派遣，例如中国各部委派驻到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中就有直接任D级官员的。P类职务是联合国的主体，指专业人员（Professional）。P类官员通过考试招聘，共分为五级。P−1、P−2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若有幸通过遴选，则本科生将被定级为P−1、研究生将被定级为P−2，而P−3、P−4、P−5级都将通过P−1、P−2级晋升而来。在职业发展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从P−1级晋升到P−5级也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
谈及中国的发展情况，在这一周中接触的联合国非中国籍的正式工作人员的回应往往比较官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有些出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发展状况竟无法被联合国工作人员清晰地感知。难以回避的是，我国虽为联合国的发展尤其是财政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仍难以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大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究竟如何、参与的质量如何评价，与这个国家培养的国际组织人才数量息息相关。这不仅仅关系一国如何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更好地参与国际体系，也与一国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及影响力密切相关。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因缺乏相应人才而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相称。
目前国际组织中中国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数量相对匮乏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国际公务员招聘要求更高，招聘人数有限、竞聘难度较大，加之晋升途径相对单一，导致进入国际组织，继而成长为高级官员难度较大。一方面，经过重重筛选成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已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即便已经进入国际组织系统，由于岗位的有限性，往往要等到身居高位的人退休才能获得晋升的机会。其二，此前一段时间内，我国并不足够重视国际人才的培养，也缺乏相关宣传，部分优秀人才经培养就能称职于国际公务员，但国内很多优秀人才并不了解成为国际公务员的相关途径，也就更谈不上报名参选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经逐渐重视起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的“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国家号召培养国际公务员的背景下，对我们来说，国际公务员数量缺口大、国际组织人才后备力量匮乏既是目前客观存在的不足，又同时为我国学子进入国际组织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