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帝国的软肋

二、东方问题：帝国的软肋

梅特涅的成功掩饰了奥地利的弱点。在德意志邦联中，出于对拿破仑的恐惧和对法国革命观念的戒心，普鲁士虽然是第二强国和奥地利的合作伙伴，但被后者当作有时需要奉承、有时需要保护的穷亲戚看待，踏实的普鲁士人做工作，精明的奥地利人坐享其成。在东方，通过夸大法国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危险，梅特涅成功地与俄国保持和平，并防止俄国向西扩张。尽管俄军在1829年跨过多瑙河，使梅特涅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但是在法国爆发的1830年革命似乎证实了他的保守主义的担忧，并消解了俄国军事行动带来的重大危机。这更强化了梅特涅的看法，即奥地利外交的重点在西方，确切而言是防范法国。他有一句名言：“巴黎一打喷嚏，欧洲就会感冒。”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他完全弄错了，经过一系列国内动荡和海外征战，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主宰者。真正威胁并最终摧毁奥地利的，是来自东方的俄国。整个40年代，俄国磨刀霍霍，逐步但越来越公开地向近东“保持现状”的政策发起挑战。

出于历史、民族的原因，奥地利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东方问题。在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下奥地利和以林茨为中心的上奥地利，人口绝大多数是德意志人，在伦巴第与威尼斯地区，意大利人是主要居民，其他所有地方都是各民族混合居住，甚至在维也纳市还存在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捷克人区。每个省都有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大约占整个帝国人口的1/5，但除了在蒂罗尔、斯特里亚和卡林西亚几省占据人口优势之外，德意志人居住区像是被包围在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茫茫大海中的一处处小岛。因此，尽管德语是官方第一语言，但帝国本身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纯粹德意志性质的机构。其实，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时代，从丢失工业发达的德意志人居住区西里西亚开始，哈布斯堡统治区的德意志特点就被愈来愈浓的东方色彩所冲淡。

另一方面，在欧洲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的梅特涅在国内政治中影响有限。波希米亚的贵族科洛夫拉特在1826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和内阁会议主席，梅特涅因而受到极大牵制。梅特涅尽管是个德国人，却不喜欢中央集权，科洛夫拉特虽然鼓吹中央集权，却不喜欢德国人，而以波希米亚爱国者的面目出现，这两个人又都指责对方的地方主义口味。

梅特涅

科洛夫拉特是一个约瑟夫二世时代的官僚，蔑视传统，完全没有重建时期的保守主义色彩，他不喜欢梅特涅这个“外国人”为奥地利安排的角色，作为梅特涅的长期政敌，他以巨额的个人财富为后盾，动辄以辞职相威胁。个性耿直、反应迟钝的弗朗茨皇帝对维新深恶痛绝，不许任何人冒犯他的尊严，尽管他不喜欢科洛夫拉特，而与梅特涅交好，但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又使他不得不将梅特涅的影响力限于外交领域。内政，特别是官员的任命均由科洛夫拉特主宰。因此，奥地利的重建完全按照约瑟夫二世的意志进行，实行中央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丝毫不考虑民族差异，也不建立梅特涅所要求的各有专司的部门。在高层决策圈中，科洛夫拉特成为那些出生在奥地利的所谓“真正的奥地利人”反对梅特涅“外国”花样的领袖。梅特涅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费用巨大的军事干预或军事准备，如为了防范法国而屯兵意大利，此类财政负担可以部分地解释帝国境内的经济滞后，同时，也使科洛夫拉特能够在内政上牵制梅特涅。一直到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帝国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缺钱，既没有钱打点外交事务，也无能力进行国内投资。

这样，尽管在讨价还价上很成功，梅特涅的外交政策在执行方面实际是失败了：正如一个比利时人曾经对维也纳会议所评论的那样，只看到人们“在舞动”，“但不见（事情）移动”，什么都没有变，有的话，只是变得更糟糕；在国内，他没有能够改革中央政府，复兴地方主义的尝试又带来了出乎他本人意料的结果，哈布斯堡国家性质的不明确，使他在为这个王朝服务了二十多年以后非常厌倦：“我的时间都耗费在支撑一个腐朽的机构上了。”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后期，梅特涅在西欧和俄国的影响渐近终点，他没有黎塞留或俾斯麦式的自信心，眼看着权力无可挽回地从手中流逝，人也变得爱慕虚荣，喜欢高谈阔论，即使某项政策非其所愿，为了制造大权在握的假象亦肯为其承担责任，从而成为压制与反动的象征，为国人所厌恶。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穿制服的人的限制和监视，但一切限制和监视又都半真半假，政策只在纸面上铿锵有力，大多数人都不把它当回事，社会犹如死水一潭，人民缺乏活力，奥地利的经济与政治始终徘徊不前。

19世纪40年代，随着欧洲知识阶层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各省产生了对哈布斯堡王朝试图扩展和实现其统治权力的抵御，欧洲的另外一种重要思潮——自由主义在奥地利同样发生作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在意大利、法国是相互促进的，在奥地利却相互掣肘，甚至相害。王室的德意志性质和统治者地位使哈布斯堡王室不得不迎接来自双方的共同挑战。这又需要我们回到哈布斯堡统治区色彩斑斓的民族组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