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家园：普世包容的姿态

二、快乐家园：普世包容的姿态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济繁荣由于60年代奥匈协议确定了帝国的政治格局而得到巩固。弗朗茨·约瑟夫放弃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动政策，转而致力于精心营造君主国的政治稳定，从而加强了国内的商业信心。交易条件的改善和银行系统的改进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和北德意志的大量投资。在1867年和解达成之后的6年之内，共有超过400个银行机构在奥匈帝国境内建立，政府还批准建立了29个铁路企业，让工业的生命线迅速铺设到每一个角落。经济落后地区也建立了近代化的工厂，烟囱林立的新气象直观地反映了煤和生铁产量的急剧上升。或许是天意使然，这段时间中欧地区风调雨顺，充足的雨水和阳光带来了谷物的丰收，而西欧则天公不作美，不得不高价从奥匈帝国进口粮食。匈牙利农民的小麦、奥地利农民的燕麦、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省的蔗糖都获得了令人难忘的好收成和好价钱。1868年明媚的夏日使维也纳、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中部的葡萄园弥漫着甜蜜的香氛，葡萄美酒的醇香又诱出了大师的灵感。小约翰·施特劳斯为维也纳男子歌咏团谱写的第二支华尔兹舞曲便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美酒、女人与歌》。

经济机会的增多和奥匈帝国多元社会相对宽松的气氛吸引了寻求美好生活的人们涌入都市，其中包括一个独特而且引起巨大社会影响的民族——犹太人。犹太人是欧洲史上文化灿烂悠久而受迫害时间最长、最剧烈的一个民族，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却四处被当作卑贱的“不可接触者”。而且，这个民族机智聪慧，善于理财，在经济、文化上都有显著成就，在长期没有祖国的流浪中坚守犹太教信仰，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在排斥中生存和坚持自己民族特色的群体。

为什么犹太人变成了“不可接触者”？首先要从久远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犹太人是古代闪米特人的后代，《圣经》中记载亚伯拉罕之子以撒娶利百加为妻。利百加年长，生育困难，遂祈求耶和华使利百加怀孕生子。但耶和华同时做出分裂的预言：“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者要服侍小者。”以撒的幼子雅各又蒙上帝赐名“以色列”，是“与神与人角力均获胜”之意，他有十二子，其中第四子犹太一支最强。公元前13世纪，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犹太人走出埃及，在西奈半岛接受上帝降下的“十诫”，遂诞生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

公元前11世纪，扫罗登基为以色列王，是为希伯来王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代达到鼎盛，但很快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并分别在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灭亡。亡国的犹太人被抓起来，即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二世摧毁了圣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故国先后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占领。

“反犹主义”一词系德国人马尔在1879年创造出来的，但反犹思想及行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犹太人的民族流亡。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亚历山大港和阿提卡商业竞争激烈，长袖善舞的犹太人被视作眼中钉而被大加杀戮。古希腊学者认为，“邪恶、迷信、不易接近、不信任他人、痛恨人类”是犹太人的特征。在古罗马的西塞罗、奥维德、塞内卡、蒲林尼等人的作品中也可见到对犹太人的指责。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犹太人的地位更加低下。基督教虽然脱胎于犹太教，但却对其母体极不友善，加上犹太教视耶稣为江湖术士，更受到对方激烈的反对。

长期的凌辱与迫害反而磨砺出了犹太人英勇殉道的精神：“吾等为永恒不变之犹太人，但永恒之基督徒安在？”咀嚼苦难，方才印证上帝的箴言——“世界交在恶人手中”及“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这种悲怆而不屈的坚定信仰和绝不妥协的态度使犹太人得以在长期的流亡中没有被同化，更进一步刺激了基督教世界中对他们的偏见。14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社会的紧张被统统发泄到某一异于他人的群体，对疾病的恐惧被迁怒于“恶毒”的犹太人，谣传疾病系犹太人在饮用水中下毒的缘故。欧洲各地遂用恐怖手段屠杀这些无辜的人，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希特勒后来所做的事情与此性质相同。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中，知识阶层担心犹太人不肯认同或妥协，统治阶层担心其宗教信仰会扰乱视听，危及国家统一，普罗大众则将犹太人视为“非我族类”的贱民，轻视其“卑贱”的出身，敌视其坚持自我，仇视其精明与财富，当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

基督教会的地上之城面临怀疑与危机时，犹太人就会得到较好的对待，这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但是，路德所写的《犹太人之谎言》昭示着新的基督教流派并不打算与犹太世界和解。不久之后，乌克兰地区就发生了新的屠杀，约10万犹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盛行，法国与美国成了首先向犹太人表示友好的两个国家。拿破仑一世是近代第一个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的政府首脑，他使法国的犹太人除了有了民族归属之外，第一次有了一种祖国的概念。

德意志的情况稍有不同。歌德、席勒、洪堡、施莱尔马赫等德国人文主义者都对思想塑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如席勒所说，艺术形式的经验能唤醒人的道德本性：“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自我修养是个人教化的“文化”过程，而英、法所说的“文明”在德国人的眼中只不过是缺乏内在性格的礼仪、习惯等外在行为表现，一个在“文化”上一无所成的人可能会是“有教养的”因而达到了“文明”的最高境界。

德意志犹太人问题最初在1781年的一本《论犹太人文明的改善》的书中出现，它以一种乐观的环境决定论观点为基础，反对“犹太人比其他各民族道德败坏”的看法，但是认为某些不道德的迹象是“受到天气、食物及主要地受到所居住国的政治条件的影响”所致，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对犹太人表示“平等无偏的爱”与自由权利，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以提炼他们内在的优点，从而间接地改变犹太性格中的缺陷。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社会过程，最终将导致世界大同，不仅消除了各种宗教群体的分歧，而且个人的公民性格与私人性格也将获得折中。

这种呼吁宽容的环境决定论其实与反犹主义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意味着犹太人身份的消失，不过前者是通过无条件的平等策略达到这一点，后者则以法律手段消灭他们。所谓负面的犹太性格，前者认为可以变好，后者则认为无可救药，这意味着他们都认为犹太人存在天性的缺陷。最后在德国形成的局面是，启蒙时代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要求犹太人的完全被同化，但是犹太人没有被同化的事实引起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

在奥匈帝国，情形稍有不同。多个民族长时期共同生活在一起，来自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交会在一起，同时又保持各民族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尽管德意志文化是其中发挥主导性影响的成分，但是受到了其他民族的挑战。并且作为天主教国家，奥匈帝国比其北方的强邻更富于普世的理想和容纳力。

但是在民族间交往的过程中，彼此间固有的偏见、恶感使人们倾向于自吹自擂和自鸣得意，而对“他者”形成怪异的甚至是恶意的印象。中世纪匈牙利编年史家将德意志人说话比作熊的隆隆吼叫，而意大利人的声音像是燕子的啁啾。除了语言的不同特征之外，外表差异更为显著。18世纪留下来的一份奥地利人描绘的诸民族的图画中，德意志人看上去开朗友善、机灵慷慨，有惊人的酒量和不可战胜的坚定意志，相反，匈牙利人则显示出反叛和不忠、残忍而嗜血，心胸狭窄，做事懒惰。如果德意志人像狮子的话，匈牙利人就是随时会叛变的狼。在同一时期，匈牙利人认为德意志人残暴无情，即使受过教育的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蠕虫”。其他民族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洛伐克人“温和卑微，常常温顺到了懦弱的地步，工作努力，适合做营生，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猥琐狡猾的两面派”；塞尔维亚人“热情好客，具有英雄主义气质和宗教热情，幽默但懒得出奇，行为放纵，报复心强又迷信”；罗马尼亚人妇女们上着浓妆，全身挂些叮当作响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男人们颇有侠骨柔肠，可以成为好士兵，同时也“行为懒散，迷信而固执”。

犹太人最初出现时，是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烂鞋子的小贩，背上的一个行囊就装下了他的全部财产，令人鄙夷但并不反感，即使变成了富有的小商店主，也还保留着走街串巷贩羊毛时的穷酸样。犹太人的体貌特征以大而带钩曲的“犹太鼻”最为出名，目光灵活浮动，颧骨甚高，嘴唇薄，头发浓密弯曲但较少光泽，身材高瘦而结实，善于言辞，滔滔不绝的同时还要手舞足蹈。“好”的犹太人聪明谨慎，善于审时度势，但随着19世纪反犹主义的兴起，犹太人的“丑恶”形象迅速突出：唯利是图，惹人讨厌，不怀好意的狞笑表露出对财富的贪婪与渴求。富有的犹太人衣着鄙陋，外表难看，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秃顶大肚的矮肥之人，口衔雪茄，浓烟滚滚，腰里的钱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金子，他们在礼拜日大声地祈祷，然后在其余几天里无声地欺骗。

历史上，哈布斯堡家族对犹太人比较宽容，约瑟夫二世在其宽容法令中给予犹太人一些实质性的权利，弗朗茨·约瑟夫反对排犹主义，在其统治初期就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友善政策。60年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维也纳环城大道、布拉格“新城”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大大提高了犹太资本家的地位。但是，新的工业、企业和快速的城市建设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引起了投机盛行，盲目投资的泡沫造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幻觉。投资者毫不吝惜，挥金如土，工薪阶层对稳定可靠的未来也充满信心，农民们相信只要种出来好庄稼就能卖上好价钱。经济的繁荣也使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但当欢乐的人们还在结冰的湖中尽情嬉戏之时，汹涌的暗流已经在冰面下渐渐汇集力量，到春暖花开之时，就会喷薄而出。随着不良经济成分的积累，繁荣的假象一旦被剥下，犹太人将不得不首先承担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