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奥对决：不可避免的祸害

三、普奥对决：不可避免的祸害

在奥地利的贵族们伤感地坐以待毙的同时，俾斯麦精神抖擞地展开了外交活动。由于在1863年波兰起义时普鲁士采取了同情俄国的行动，俾斯麦对俄国的友谊已经成竹在胸，于是又设法从法国获得某种保证。在比亚里茨，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会谈，确认法国会保持中立。意大利是奥地利的宿敌，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收回北部威尼斯地区的机会。1866年4月，俾斯麦与意大利结盟，规定如果普奥在3个月内爆发战争，意大利保证参加普鲁士一方。

与意大利订立盟约的第二天，俾斯麦就向邦联议会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按照1849年的选举法，通过普选召开全德议会，讨论改革宪法的问题。俾斯麦是一个传统的贵族，并不十分重视舆论与大众的支持，但作为政治人物他非常灵活而富于策略，这项建议本身就是为了吸引自由派支持，激起奥地利反对，从而有助于引起直接冲突，何况俾斯麦认为忠诚的农民会支持保守的教士和地主，反而能够加强自身力量。总之，为了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反对奥地利，俾斯麦这个容克和君权神授论的主要捍卫者，摇身一变又成为普选制的主要鼓吹者了。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奥两国军队关系紧张，普鲁士人不断对奥地利的行政管理进行指责，有意要激怒奥地利人。俾斯麦本人频繁与匈牙利流亡者联系，柏林出现了一个意大利高级军事代表团，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随后前往意大利的佛洛伦斯，看来战争的阴影已笼罩了从莱茵兰到亚平宁半岛的广大区域。

4月份，意大利军队开始总动员，弗朗茨·约瑟夫不想冒两面作战的风险，起初他建议普鲁士与奥地利同时裁军，但军方要求在南部地区进行总动员，以防意大利军队乘虚而入。因此，4月底，他下令驻意大利的奥军进行总动员。

这使普鲁士有了扩充军备的借口，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普鲁士军队也开始作战准备。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1841年起其陆军就采用了新式的后膛装弹的“撞针枪”。这种枪的发射速度是前膛枪的3倍，士兵能够平卧在地上装弹和发射，在射击对方时易于保护自己。另外，普鲁士人很早就发现了铁路的重要性，著名经济理论家李斯特从美国回来之后，用了很大的气力鼓吹发展铁路，伟大的军事家毛奇于1839年就投资新建了汉堡与柏林之间的铁路。1846年，李斯特去世时，普鲁士陆军实施了第一次大规模铁路运输军队的演习行动，毛奇在1857年担任参谋总长之后，更加不遗余力地进行利用铁路实施军事进攻的准备。因此，虽然普鲁士军队动员较晚，但是有5条铁路线把部队集中起来，而奥地利只有一条从维也纳开出的铁路，而且没能有效地利用起来，反而让普鲁士人抢占了有利位置。

两方军队一方面紧锣密鼓地为拟议中的战争做准备，等待着有利时机，另一方面互相谴责对方促成了战争的爆发。到了5月中旬，弗朗茨·约瑟夫便对这种对峙局面失去了耐心，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宁可让战争快些来临，也不要再持续这种局面。花了这么多钱，做出这么多牺牲，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得到一个结果。”为了得到这个结果，奥地利政府提出放弃威尼斯地区，但被意大利人拒绝。奥地利人取得妥协的欲望突然间像之前不妥协一样坚决，负责调停的加布伦茨将军建议建立一个由一位普鲁士王公统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在德意志则分别由普鲁士、奥地利进行军事领导。

加布伦茨的个人境况反映了许多德意志家庭左右为难的处境，他和哥哥路德维希都出生于萨克森，但是一个当了奥地利将军和荷尔斯泰因总督，另一个成了普鲁士大地产主和柏林议会的议员。兄弟阋墙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性历史命运，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无数个家庭的生活。

1866年6月1日，奥地利将普奥之间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争端提交到德意志邦联议会要求解决，试图要诸中小邦国在战争爆发时支持奥地利。但是，德意志邦联内部的各中小邦国出于经济需要和政治利益，除了支持普鲁士或保持中立之外别无选择。萨克森在战争中与奥地利并肩作战，表现出色，但巴伐利亚的国君路德维希二世政治上支持德意志的统一，况且此时他已经表现出了孤僻、不愿意与人交往的性格特点，其个性妨碍了巴伐利亚在德意志邦联中发挥重要影响。

俾斯麦谴责奥地利的行动，很快宣布原来的协定已被破坏，命令普军开进荷尔斯泰因。6月11日，奥地利提议号召邦联所有军队对普鲁士作战，普鲁士则宣布如果就此计划进行投票，将被认为是向它宣战。14日召开了最后一次邦联全会，但没有讨论奥地利的建议，而由巴伐利亚提出了一项较为温和的建议，即要求给德意志邦联的军队选出一位司令官，同时将中小邦国的军队动员起来。这一提议以9票对6票获得通过，但普鲁士代表拒绝接受这个结果，宣布邦联业已解散，号召各邦国跟随普鲁士，建立一个新的邦联。

战争正式开始了，普鲁士军队在两天后就穿越了德意志小邦国的边境。在巴黎，拿破仑三世预言普奥将陷于长期战争，因此准备坐山观虎斗，相信最后将由法国进行调解。但是，巴黎、伦敦的军事专家与充满自信的维也纳人一样，认为奥地利将在秋天到来之前取得胜利。双方兵力相当，萨克森的2.5万名士兵直接加入奥地利一方作战，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等邦国还有相当数量的间接军事支援，但是，贵族的无能与盲目的自大使奥地利失败的命运在开战之前就已成定局。

普鲁士有伟大的参谋总长毛奇，奥地利本来也有精明强干的阿尔贝特大公，他是当年打败拿破仑一世的卡尔大公的儿子，20岁就加入了奥地利陆军，师从拉德茨基元帅，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军事训练，在意大利战场功勋卓著。虽然1866年战争的焦点在波希米亚，虽然阿尔贝特大公是哈布斯堡帝国最出色的将军，然而为了不使皇家的声誉受到可能的失败的影响，阿尔贝特大公被避重就轻地派往意大利战场。不出一个星期，阿尔贝特就向皇帝陛下报告了库斯托扎战役的胜利消息。这种胜利空洞而无用，因为按照奥地利的计划，在威尼斯地区的胜利只是为了战后将它交出去，对于战争的进程并无实际意义。

哈布斯堡帝国的将军中排名第二的贝内德克将军受命指挥北部战场。他在1849年、1859年均战功卓著，被誉为“新拉德茨基”，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担任驻意大利的奥军总司令。这次，面对上上下下充满希望的目光，只有贝内德克自己预感不妙，他认识“到米兰的大路旁的每一棵树”，而毫不熟悉欧洲中部的平原和山隘。但作为一个来自匈牙利西部的严格的加尔文教徒，他将接受上帝安排的命运和皇帝交给他的职责。他和他的谋士们坚持要所有奥地利军队都集结到奥尔穆茨的指挥部附近，结果被行动迅速的普军抢先穿越了波希米亚的山隘，占据了有利位置。

普鲁士的战场拉得很长，25万主力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276英里的战线上，目的是要保护西里西亚和柏林，并利用一切可用的铁路线运输士兵与给养，以空间换得时间，这就意味着普军的兵力与面积比例极低。更何况，战争爆发之初，普鲁士人错误地估计奥地利将入侵他们念念不忘的西里西亚地区，因此由王太子率领一支军队移向东南方，使普军刚刚有所收缩的格局又扩得很大。但是，贝内德克并未利用普军战线拉长的机会，连王太子军艰难地受困于山间小路时都没能趁机进攻。他被来自侧翼及后方愈来愈大的威胁弄得手足无措，动弹不得。本来他可以利用自己处于中心位置的优势，打破普军漫长而单薄的战线，但他唯一做到的事情就是将部队收得更紧，将自己束缚住了。

普鲁士的普奥战争勋章

由于有了电报，毛奇得以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指挥作战。普军的指挥系统灵活机动，各级指挥官从上级获得的指令都不是死板全面的命令，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作战方案。因此，虽然他们最初对奥地利人的意图做出了错误估计，但立即进行了补救，变被动为主动。

在普军猛烈的炮火之下，贝内德克的部队连连受创。弗朗茨·约瑟夫吸取了意大利战争的教训，满足于待在维也纳接收前线来的消息，但为了监督战争的进程，他派遣特使前往柯尼希格雷茨，在那里找到了心情沮丧的指挥官。连日来的挫折使贝内德克完全丧失了信心，绝望中，他发给皇帝一封电报，请求“不惜一切代价，立即谋求和平”，但被弗朗茨·约瑟夫严词拒绝，并在回电的最后质问贝内德克：“战争是否已经打响？”为了加强波希米亚战场，特别是尽快将阿尔贝特大公调去参战，奥地利接受了由拿破仑三世主持的奥意停火协定，这就意味着无论波希米亚发生什么情况，威尼斯地区都将被交给意大利王国。

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催促下，贝内德克真的投入了战斗。7月3日，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爆发，双方投入兵力在44万至46万之间，在欧洲史无前例，是一战前规模最大的战役。德意志人站在相似而不同的旗帜下，为了想象中的利益厮杀不已。在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紧张地等候在电报机旁，截至中午时分，普鲁士军队的进攻受阻，但是结果仍不明朗。晚上7点钟，失败的消息传来了：普鲁士王太子率部队从东面袭击，迫使奥军放弃阵地，溃不成军。

奥地利依然有实力与普鲁士抗衡，弗朗茨·约瑟夫下决心继续战斗。他一方面寄希望于诱使拿破仑三世趁机在莱茵兰威胁普鲁士，以便于奥地利集结更多军队，另一方面指望阿尔贝特大公能够力挽狂澜，扭转不利局面，后者从意大利返回，在多瑙河一带组织防御，打算与普鲁士进行一次长期战斗。

尽管普军的前锋已经推进到距离霍夫堡仅14里地的瓦格拉姆，但是，战斗已经结束了。俾斯麦不想摧毁奥地利，相反，他要保护这个“兄弟之邦”，他向普鲁士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今后关系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防止奥地利产生一个侮辱性的回忆。……普鲁士军队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敌国首都，这对我们自己的将士当然是非常愉快的回忆，但是对我们的政策并没有必要。”他相信，普鲁士即便能够给予拿破仑三世因中立而盼望得到的一些补偿，“按照历史逻辑的推论”，下一步仍然是对法国的战争；另外还有俄国，虽然迄今为止双方关系融洽，但随着奥地利的失败和普鲁士力量的增强，俄国作何反应还很难预测。为了避免拿破仑三世或俄国的干预，俾斯麦抢先与奥地利进行谈判。7月22日，双方实现停火，并着手和平谈判。8月份，《布拉格和约》签订，奥地利失去了威尼斯地区，同时被剥夺了对德意志的领导权，被排斥于南德意志联邦之外，并放弃了在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但是它保持了领土完整，依然是中欧强国。

俾斯麦在对待敌对的德意志各邦方面更表现出了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普鲁士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既然已经成为新的霸主，那么就有必要将过去的敌人转变为感恩的友邦。因此，巴登和符腾堡只需付出一笔赔款，黑森依然是一个自治邦。巴伐利亚在领土方面略做调整，并支付了一笔战争赔款，秘密答应在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帮助普鲁士。

就这样，1866年，俾斯麦一手缔造了一个新的奥地利，就像另一个莱茵兰人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所做的那样。梅特涅的奥地利是欧洲势力均衡的必要保证，俾斯麦手中的奥地利则是普鲁士的需要，保留它的存在，就可以有效地反对普鲁士容克们的大德意志计划。自神圣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无数德意志人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德国而魂牵梦萦，但这一宏大理想却是捷克人、波兰人等中欧民族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法国最为忌讳的事情；而如果奥地利帝国彻底溃败，取而代之的将是泛斯拉夫主义或俄国势力的扩张。换言之，奥地利帝国的多民族特点使它在握有霸权时成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理想攻击的对象。一旦它不存在了，又马上会带来中欧和东欧一系列民族和政治问题，因此普鲁士的策略是打击它、削弱它，却不消灭它。推迟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有利于普鲁士发展力量。奥地利于是成了激烈冲突着的各方的减压阀，哈布斯堡王朝的世界主义色彩和多民族的结构使它能够包容这些冲突，却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自此以后，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了欧洲的病夫，靠各大国的宽容甚至支援维持生存。

至于这场战争本身，毛奇称之为“不可避免的祸害”，对普鲁士来说，战争“并不是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这是一场政府早就预见的斗争。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想象中的利益，为了争夺权力。”但是，对于弗朗茨·约瑟夫而言，坚持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使奥地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次他虽然没有亲往战场指挥作战，但是通过派遣信使和施加压力干预了战争的进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失败。贝内德克在意大利出生入死换来的一世英名毁于这个此前默默无闻的波希米亚小镇，不得不引咎辞职，但是，奥地利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确实不太高明的指挥。

缺乏足够的资金阻碍了奥地利军队的装备现代化。以这次战争中大显神力的撞针枪为例，奥军将领早在1851年就建议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但是弗朗茨·约瑟夫身边那些保守的军事“专家”依然坚持使用前膛装弹药的火枪，直到1865年，皇帝本人亲自见到撞针枪的好处时，才下令奥军统一装备这种“新武器”。但是5个星期以后，奥军才回复他，资金不足，只能满足极小数量的武器要求。其实，一方面是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军方大手大脚，任意挥霍，每年的军费开支中只有大约一半是用在刀刃上，另一半则用于维护人员冗多的军事机关的日常运转以及从事某些干预内政的活动，后者还得到了弗朗茨·约瑟夫的纵容。

与奥军将领的无能粗鲁相应，士兵大都“没读过多少书，没受过什么训练，也不会讲德语”，既不会准确射击，也无法弄懂军事命令。因此，即便咨政院慷慨解囊，能够装备足够的枪支，这些一无所知的士兵也难以掌握这种新式武器的操作方法。

所以，贝内德克在一定意义上当了替罪羊。在他背后，不仅是奥地利军队的落后、无能，而且是官僚系统的腐败、保守、行动迟缓。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保守统治下没有权利可言，他们在无知与混沌中忠顺地服从皇帝及其代理人的命运，浑然不觉自己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铁屋中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