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实验：难以脱身的泥潭

二、宪政实验：难以脱身的泥潭

归根结底，终其一生，弗朗茨·约瑟夫都苦于反叛的马扎尔人和掌握帝国经济命脉的德意志银行家给他造成的种种麻烦。

中央集权剥夺了贵族对各地方和各民族的控制与影响力，也毫不理会各民族依据其历史提出来的权利要求。“巴赫的轻骑兵”多出身平民，无形中已将贵族排挤出各级政府之外。但是在匈牙利，贵族的长期政治经验和自信心使他们比其他民族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统治时期，匈牙利人就已经享有实际上的二元君主制，其特权地位只在约瑟夫二世时期受到过挑战，到了利奥波德皇帝时期就又恢复原样了。经过1848年革命，匈牙利人颁布了《四月法令》，并得到斐迪南皇帝的批准，即使是克雷姆泽立宪会议也没有触及匈牙利的事务。尽管在意大利遭到了惨败，弗朗茨·约瑟夫仍然不打算改变巴赫的中央集权的成果，匈牙利在这10年中受到了与其他地区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央有所让步的话，它也只会得到与其他地区同样的好处，一点也不能多。

保守的贵族集团由匈牙利贵族塞岑所领导，他既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地产主，又是一个匈牙利爱国者。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马扎尔绅士阶层以及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的自信而顽强的民族。塞岑曾使弗朗茨·约瑟夫相信，保守派的地方议会能够帮助他摆脱自由派强加给他的“宪法”，但后来他发现，帝国将为此付出陷于四分五裂的代价，于是他很快失去了对保守派的兴趣，转而致力于加强巴赫时代的成果。直到1867年之前，他都试图忽视匈牙利人的特殊历史地位，极力想把马扎尔人与帝国内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层次上。

富于远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布鲁克男爵以其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得到了弗朗茨·约瑟夫的器重。

除了在宪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之外，布鲁克8月份提交给皇帝的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引起了后者的兴趣，包括扩大帝国咨政院，削弱《政教协议》赋予天主教会的过多权力，而增加外省各民族新教徒、东正教徒的权力。受其影响，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改革计划，地方议会将获得更多的行政管理权，新教教会和东正教会被承诺将有更大的自由度；将设立国债委员会，以监督国家财政状况，令外国投资者放心。

弗朗茨·约瑟夫还宣布废除对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社区的种种限制，这项政策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在欧洲被四处驱逐却依然坚持自己独特存在的民族找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奥地利并非一直宽待犹太人，1421年，维也纳发生了首次为人所知的犹太人大屠杀，两百余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幸存者则被沿着多瑙河送到匈牙利的布达。1781年，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发布宗教宽容令，犹太人得到了较好的对待，维也纳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学校、商店和作坊。弗朗茨·约瑟夫的政策将使犹太人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之后，弗朗茨·约瑟夫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使他失去了布鲁克男爵富于创意的帮助。

战后的调查表明，军队高层存在着严重的侵吞公款、损公肥私的行为。调查涉及的几位的里雅斯特人曾与布鲁克有过交往，1860年4月，布鲁克还被要求在一位被控侵夺国家财产的知名银行家受审时出庭作证。布鲁克的政敌趁机不断泼污水，想迫使他辞职，理由是一位财政大臣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与这样的事情有任何瓜葛，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想使这个唯一能够改善帝国财政经济状况的人离职。在私下里，他向布鲁克保证，他信得过并将支持他。这似乎表明，他很清楚布鲁克在欧洲银行界的声望和交际网络使奥地利获益匪浅。

弗朗茨·约瑟夫前后矛盾、时常变卦的性格特点这次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别人告诉他，布鲁克既然要求辞职，就应该答应他，在有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这样做会对政府的信誉好一些。于是，4月的一个晚上，布鲁克回到家中，发现书桌上摆着一张便函，皇帝陛下以其特有的简短、生硬的语言通知他：“如你所愿，我将把你的名字列入退休名单。”没有解释，也没有感谢，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了布鲁克政治生命的结束。

布鲁克深为这种傲慢、冷漠的污辱所震惊，如果能够保留自己的尊严的话，他情愿去死。于是，他抓起了桌上的剃须刀，刺入自己的喉咙，当场毙命。最后，一切相关调查表明，布鲁克是清白的，与那些经济丑闻全无关系，而弗朗茨·约瑟夫完全由于笨拙而丧失了自己的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位。

与此同时，布鲁克倡导的、扩大了的帝国咨政院召开会议，以便就改革帝国体制问题提供方案。所谓“扩大”，由于并不存在地方议会，所以不过是由皇帝提名了38人作为各省代表。咨政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老保守派，但弗朗茨·约瑟夫十分注意使其中有足够的帝国官僚以保持某种对自己有利的均衡。到了7月份，这些人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要求实行联邦制，一份代表少数人的看法，即建立更大规模的咨政院，实行中央集权制。弗朗茨·约瑟夫似乎同时接受了双方的意见，转眼间又同时对它们失去了兴趣。当他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变得犹豫不决，直到外部事务迫使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心血来潮地感情用事。这次，他在几种选择中游移了数月之久，直到10月份与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在华沙召开会议，建立针对任何激进势力的同盟之前，他才决定要对事情作一个总结，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防止国内，尤其是匈牙利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不满。于是，他要求在一周之内得到一份完备的宪法草案。据说，这份文件的基本原则是皇帝陛下与塞岑在萨尔茨堡与维也纳之间的火车上确定下来的，主要内容来自咨政院的多数报告。

《十月文告》代表老保守派贵族的胜利，根据莫须有的历史，联邦制国家结构确立了下来，对各个地区进行“历史的”划分，建立主要由贵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省级议会，可以分享从前由中央垄断的某些权力。全国各省议会再选举100名代表组成咨政院，决定国家的法律和行政事务。为了在华沙会议上建立与俄、普的新的神圣同盟，弗朗茨·约瑟夫试图利用这一文件表明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而为了在外交中获得他梦想的光荣，他竭力把奥地利与自由主义拉开距离，为此甚至不惜与贵族周旋，将分离为一块块的帝国抵押给他们。但很难说权力结构发生了多大改变，《十月文告》发布以后，弗朗茨·约瑟夫写信给母亲苏菲，声称“权力在我手中”。的确如此，在权力的中心，握有强权的弗朗茨·约瑟夫被区区100个议员组成的力量微弱的咨政院环绕，决定庞大帝国的基本政策。

《十月文告》虽然是由一个匈牙利人负责起草的，却没有给予他的民族所追求的独特地位。文告中规定，尽管其他地方议会的建立要由专门法律来规定，但传统的匈牙利议会可以参照其早年的章程继续发挥其作用。但匈牙利人在1848年革命中已经为自己制定了《四月法令》，独立与自由犹如美味佳肴，一旦享有便难以忘怀，因此这样的妥协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波希米亚贵族，他们一没有政治经验，二不了解权力的运作，反对自由主义，对捷克民族主义殊无兴趣，他们的政治活动只不过是想摆脱巴赫体系下帝国基层官僚机构对自己权力的限制。因此，《十月文告》既引起了德意志中产阶级的反对，又无助于消除匈牙利人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

在华沙会议上，弗朗茨·约瑟夫建立新神圣同盟的努力也失败了。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登上皇位。在他那保守专横的父亲尼古拉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大二世的青年时代十分暗淡，只是由于母亲的坚持，才得以聘请茹科夫斯基对他进行开明教育。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了俄国的许多弱点，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便开始进行深入的国内改革，努力使俄国从贫穷愚昧的状态中振作起来。华沙会议时，亚历山大二世正在考虑解放农奴的有关事宜，甚至准备对波兰人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因此，除非奥地利能够在罗马尼亚和黑海问题上让步，否则俄国不会考虑恢复与奥地利的交情。普鲁士也正经历着一个自由主义的“新时代”，不会支持奥地利反对俄国或法国，除非奥地利认可普鲁士德意志领袖的地位。

奥地利不会满足他们两者的任何这类要求，所以，弗朗茨·约瑟夫从华沙失望而归。保守主义政策既然行不通，为了排除在巴尔干的俄国势力，并在德意志各邦中压过普鲁士的影响，他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并获得充足的税收或资金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他只有选择与德意志自由派合作。

他在国内发现，《十月文告》引起了广泛不满。德意志人一向以帝国的统一和强大为志向。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之消失在德意志人中间造成了重新回到昔日伟大传统中的长久渴望。而现在，为了波希米亚贵族的某些权力，帝国竟有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因此，德意志人——往往也是巴赫式官僚——不愿意看到匈牙利或其他地方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希望继续原来的专制统治。

老保守派在匈牙利并没有追随者。尽管科苏特仍然是一个会引起人们爱国激情的名字，但温和寡言、品格高尚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戴阿克已经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圣哲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确信，一个在现代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匈牙利应当而且必须与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并存。这使他除了果断、正直、明智、自信以外，还具有政治家的谨慎和现实主义态度。律师出身的戴阿克法律知识相当渊博，他从1687年王位继承法、1722年国事诏书（经过利奥波德二世在1791年的修订）等文献中为匈牙利寻找合情合理的依据，作为建立令人满意的宪法的基础。他认为，《四月法令》是适合匈牙利并得到斐迪南皇帝批准因而也是合法的文件。另一位矢志不渝地为匈牙利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传奇人物艾厄特沃什以其文学作品及政治作为广为人知，旨在改变匈牙利的贫穷落后状态。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巨著《19世纪统治思想对国家的影响》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根据英国的宪政思想与实践，构造出一幅自由国家的理想图画。

在民族先驱的指引下，匈牙利人虽然摆脱了“巴赫轻骑兵”的控制，但并不因此而感恩，他们曾经实现过自己的理想，自然不会委曲于某项被打破的传统。当消失达11年之久的县级会议重新召开时，匈牙利人拒绝按照1848年3月以前的规则进行选举。他们把1848年的成员名单原封不动地重新提了出来，而名单上后来又进入专制政府的人则被众人一致高呼“死了”。但是，在中央政府与县级机构之间缺少一个本应设在布达佩斯的责任政府。因此，按照旧制度，势必会在匈牙利形成某种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十月文告》受到指责的地方。国内其他政治集团也非常不满意，自由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者和天主教教士现在成了奥地利的统治者，金融界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和忧心忡忡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要求“奥地利必须和匈牙利一样受到优待”。

这时，戈武霍夫斯基成了众矢之的和牺牲品。波希米亚贵族抱怨他没有执行文告的内容，在规划选举制度时使议会中包括了太多政府官僚，从而剥夺了理论上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力。德意志官僚把他视为与巴赫对立的保守的斯拉夫贵族，他的波兰同胞则认为他没有像塞岑为匈牙利人所做的那样，为波兰人争取到某些利益。因此，文告发布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戈武霍夫斯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辞职信等待他的签名。没多久，提议让戈武霍夫斯基离职的塞岑也被皇帝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其政治使命。

代替戈武霍夫斯基的是施默林，他于1848年时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奥地利代表，当时坚决抵制住了要分裂哈布斯堡帝国的激进建议，而他作为自由派的声誉则来自他在1851年时从施瓦岑贝格内阁中辞职。自由派看中他的宪政立场，帝国官僚看中他的集权倾向，苏台德的德意志人看中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按照联邦制原则，当地捷克人占多数的实际情况会对这些德意志人的传统优势构成威胁），老保守派则希望他为二元体制铺平道路。施默林对匈牙利老保守派的所谓传统不屑一顾，也不认为匈牙利宪法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财富，在他眼中，只有巴赫体系才是哈布斯堡帝国不可变更的基础，任何让步（如果有让步的话）都必须在这一体系内进行。因此，他并不想同匈牙利人有什么和解，而宁可与德意志中产阶级合作，重建巴赫体系。

但是，弗朗茨·约瑟夫并不打算做出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起码在名称上是这样。因此，《二月特许令》听上去像是对《十月文告》的进一步解释，而实际上恢复了中央集权制，上一份文件所建议设置的机构名称不变，但其组成与责任都大大不同了。

帝国咨政院扩充为国会，文告中的地方议会缩减为仅仅为国会提供成员的选举委员会，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尚能发挥一点作用。扩充了的国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是些皇帝提名的上层人士，下院成员系在间接选举制下，由各地方议会选举代表前往维也纳组成。国会在几乎所有事务上享有立法权力，因此，无论外表还是功能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匈牙利议会与其他地方议会一样，丧失了其重要性。

军方不快地发现，国会上院掌握着军事预算的批准权，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会放弃皇帝的种种大权。《二月特许令》颁布两天之后，他要求自己的大臣们郑重保证，为了保卫皇权，一定不能向议会、国会或任何大众革命运动做出进步的妥协，而且国会绝对不能干涉外交事务、军队的组成及指挥权力。其后四年的实施表明，在国会的立法活动中，弗朗茨·约瑟夫掌握着不加限制的否决权。《二月特许令》虽然建立起了一个宪政国家的框架，但皇帝的专制权力丝毫没有被削弱。

在中央集权的全面胜利中，居然埋有二元制的伏笔。《十月文告》已经含糊地指出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有必要统一办理某些事务，《二月特许令》则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除了代表全国的国会以外，还存在一个匈牙利代表被排除在外的咨政院，这表明帝国实际上分为匈牙利和非匈牙利部分，从而使帝国本身变成某种纸面上的东西。布达佩斯顺理成章地与维也纳在一定程度上平起平坐。

地方议会虽然丧失了立法权，但施默林有意缓和匈牙利与帝国其余部分的对立，因此将原由维也纳控制的某些行政管辖权转交给各省，使地方议会不再是国会具体而微的缩小，从立法机构转变成地方管理机关。任务的变更使地方议会有长期存在的必要，特许令中规定，在地方议会没有召开时，由“议会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事宜。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超出了施默林等人最初的意料，地方权力机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大大扩充了。

地方议会的选举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来自四个相互独立的选民集团“库里亚”，即大土地所有者、城市商会成员、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在选送咨政院代表时，各个库里亚单独操作。例如，波希米亚的54个代表中，15个来自大地主库里亚，4个来自商会库里亚，1个是布拉格的代表，另外15个是从划分为11个地理单元的城市库里亚选出的，最后19个来自也划分为11个地理单元的农村库里亚。可以看出，这样的选举制度青睐于财产和城市居民。而在奥地利，又意味着德意志人在其中获利最多，因为德意志人正是既富有又居住在都市中的民族，布拉格尽管是一个捷克人占多数的城市，但主要居住在城郊的捷克人被划入周围的农村选区，因此偌大的布拉格只不过有区区一名代表而已。商会则根本就是德意志人的组织，大地主阶层也不例外，即使是在斯洛文尼亚人占绝对多数的卡林奥拉，大地主库里亚也几乎全部是德意志人。

这种混杂的选举制度造成了某些特殊效果。以达尔马提亚为例，40万斯拉夫人选出了20位代表，15万意大利人则选出了23个，而那些南部斯拉夫人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忠诚的子民，意大利人则如弗朗茨·约瑟夫已经知道的那样，是些从不会放弃独立梦想的自信的人。但无论如何，施默林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在咨政院中造成一个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局面，以便为其积极参与德意志各邦事务打下基础。至于马扎尔人，他无意顾及太多，尽管他本来被起用就是想达成某种和解。在咨政院中，匈牙利只有85个席位，这使他们居于永久性的少数地位。预见到马扎尔人将会拒绝这样的安排，《二月特许令》在其第七款中规定，如果议会不能输送代表的话，将忽略它的存在，在其选区进行直接选举。

这样的条款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马扎尔人占少数的匈牙利就会发生很大的政治变革，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任何平等权利的从属民族必然获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无疑，对于马扎尔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尽管他们向德意志人要求民族平等与自由权利，却无意给匈牙利境内的其他从属民族以同样的东西。民族主义的要求渐渐湮没了自由主义的纯真理想，从而使它自己也变得狭隘而自私。

但是，弗朗茨·约瑟夫并不打算与境内的从属民族合作，他向塞岑保证，第七款将永远停留在纸上。巴赫体系的失败使还不到30岁的皇帝决心不走某条确定的路线。他本来就蔑视任何理念或原则，一丝不苟的天性加上对部下没有真正的信任或了解的愿望，使他缺乏弹性与宽容。他对自己严格要求，进而要求他的大臣们也一样自律，唯一的动机就是保证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唯一的政策核心就是保住皇帝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的绝对控制权。在意大利的失败虽然使皇家的声望急剧下降，但是他的解决方案并不真诚，只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制造彼此的对立与存在。他希望人们在国会中表达意见，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就此满足。为此，他不断推出携有全盘解决方案的大臣出面进行政治表演，一旦国人失去对这个人的兴趣，他就毫不犹豫地将他和他的方案一起抛弃，再换上新的表演形式。尽管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但此刻却表现得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导演，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上制造出好一派热闹场面，以取悦、哄骗台下那些任性多变、像小孩子一样不成熟和应该受到管制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