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

三、剪不断、理还乱：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

德意志中产阶级尽管也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并不认为舍纳雷尔式的极端和暴力方式可以代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在1899年提出新的纲领，表示对帝国的忠诚和加强帝国力量的愿望。两个德意志人占少数的省份——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将使用波兰语和意大利语作为省内的通用语言。至于其他地区，各民族可以在处理当地事务时使用其民族语言，原来的“官方语言”现在被称为“便利语言”，显示出德意志人已经不再寻求把本民族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优势地位了。

但是，捷克人已经把巴德尼法令带来的好处视为当然的事实，他们需要的只是进一步的确认。因此，当巴德尼法令最终被撤销，德意志人打算与他们商谈时，捷克人处处设置障碍，并使出德意志人自己的招数。议会大厅充满了愤怒的叫嚷声，如果不喜欢台上人的发言，人们就敲钹吹号，迫使对方住口，墨水瓶再一次充当了混战的武器，被勇敢的人们掷往敌对阵营。在布拉格，衣着体面的捷克人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弗朗茨·约瑟夫对一位捷克议员抱怨“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他似乎相信，民族主义是那些衣食无忧、多愁善感的有知识的中产阶级放任自流地鼓捣出来的玩意儿，而与沉默的大众无干，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头脑灵活、无党无派的首相，可以通过增进物质利益减少社会不满，并逐步推进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男性公民普选权。

的确，在这样一个交织着复杂民族和信仰冲突多样化的大帝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固然无法克服民族主义，但却能够缓和民族冲突，避免尖锐的民族斗争。1900年1月，克贝尔内阁上台，他立即制订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致力于公共交通网的建设，提出修建新的公路、铁路和运河，同时还出台了社会福利项目、放松书刊审查制度等。各地尝到了经济规划的甜头，敌对的态势稍有缓和，议会则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开会的地方，克贝尔在这里与各党派的头头讨价还价。议会本身对政策没有影响力，其成员也只满足于永远保持无所作为的反对派姿态。克贝尔继续进行与匈牙利的预算和关税谈判，议员们为了逃避责任，不仅不提出赞同，而且连反对意见都不表达。拖沓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02年结束了谈判，签订了协议。

克贝尔的力量来自皇帝，但是两人的关系并不见得很好，而且，对他的敌意不久就从捷克人、波兰人扩大到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对他尤其不欢迎，因此克贝尔于1904年的圣诞节辞职。

20世纪初，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两个半壁河山又发生尖锐的冲突。弗朗茨·约瑟夫被迫更改尊号就已经预示着进一步的妥协。1903年，坚持科苏特传统的独立党提出建立一支匈牙利自己的军队，服从布达佩斯而非维也纳的命令，拒绝驻扎到匈牙利王国以外的地区，并以马扎尔语为其指挥用语。因此，一支共同的军队无疑是他们的眼中钉，而增加军队限额的要求便遭到了独立党及保守分子的猛烈攻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著名的赫洛皮军令做出了回应：“朕之军队仍应一如现在这样，既是共同的，又是统一的。”皇帝的军官们提出了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强硬对策，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冒内战的危险，而宁肯与前自由派首相的儿子伊斯特万·蒂萨合作。

面对鲁莽的马扎尔民族沙文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1905年1月，蒂萨举行了一次选举，试图击败独立党。结果，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伊斯特万和他的党失利，独立党成为匈牙利“民族党派联盟”中最大的一派，随即提出一个毫不妥协的纲领，伊斯特万不得不辞职。

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这一挑战，与独立党反对共同军队的立场针锋相对，他任命了一位费耶瓦里将军组织内阁。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方的妥协，联盟派依旧把建立一支马扎尔军队作为先决条件。费耶瓦里将军的内政大臣建议实行普遍选举制来彻底改变匈牙利人民代表机构中的多数比例制。1906年2月，匈牙利议会被解散，由一群军人负责腾清议会大厅。这样经过40年的宪政实践，匈牙利回转到了巴赫与施默林时代的专制主义。

匈牙利民族派没有再提出异议。实行普选制对人口不占优势的马扎尔人来说，意味着在议会中优势地位的丧失，特别是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和解趋势。弗兰诺·苏皮洛是港口城市阜姆的一份克罗地亚文报纸的编辑，又是南斯拉夫理想的坚定信仰者。1905年10月，他在阜姆主持一次会议，会上40位克罗地亚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恢复古老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不久之后，苏皮洛说服一个塞尔维亚代表团接受阜姆的决议，并庄严宣布：“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血统和语言上同属一民族。”由此，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被马扎尔人挑起的民族仇恨基本上得到缓和，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就能够牵制马扎尔人的行动。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不愿意走得太远，因此没有与克罗地亚人进行认真的联系，这显然是个严重的错误。马扎尔大产业主既不想让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来自本民族下层民众的挑战，更不想让斯拉夫人分享政治权利，民族派便放弃了关于在军队里使用马扎尔语的要求，普选权的建议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成功的政治讹诈工具。为了掩盖他们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让步，马扎尔爱国者将其民族主义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忽视上，以向马扎尔人提供更多政府职位为条件，保证了本民族的利益。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维也纳对他们的疾苦充耳不闻，不禁深感失望，塞尔维亚人则由于传奇人物卡拉乔治的孙子彼得在贝尔格莱德就任王位而重新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在未来的危机中，二元君主制将无法应付这些重重叠叠的民族矛盾与冲突。

1905年匈牙利危机对帝国的奥地利部分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一年，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不成功的革命，在其刺激之下，俄国推行了普遍选举制度，成立了人民代表机构“杜马”。俄国的变化影响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1906年，奥地利提出选举权方案，之后，在能干而富于耐心的马克斯·贝克男爵的内阁上台以后得以贯彻执行。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希望选举方案能够考虑到他们缴纳了较高的赋税，斯拉夫人则仅希望以人数为原则。妥协的结果是，负担内莱塔尼亚地区赋税60%以上的德意志人，人口占35%，取得席位的43%。1907年，第一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选出了议会。基督教社会党及保守派拥有96个议席，社会民主党人选出了87个议员，属于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各个流派的90个议席多为温和派成员，舍纳雷尔落选，从一个方面显示出了民族谅解的成就。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由此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它不得不在帝国的这一半推行普选制，同时又反对在另一半实现它。在匈牙利，弗朗茨·约瑟夫可算是“农民的国王”，普选权可以当作一种威胁手段，而在奥地利，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已经具有一定政治观点和经验了。因此，与其听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更激烈的社会运动，不如通过普选权动员较为恪守天主教传统和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下层民众。其结果是，民主成了弗朗茨·约瑟夫用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武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

民族谅解取得重大成就的是摩拉维亚地区。1905年，《摩拉维亚协议》签订，邦议会的选举就以选民地籍册为基础，按照民族选举团制来举行，德意志和捷克议员人数固定为40个和73个。使用这种方法固然造成一个德意志人只能选德意志人，一个捷克人只能选捷克人的情况，但是选举成了各民族内部对固定名额的竞争，从而结束了摩拉维亚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虽然并不能彻底解决彼此对历史权利的要求，却显示出不同民族的人民可以在同一个省里和平相处。因此，《摩拉维亚协议》成为帝国其他民族地区效仿的对象。偏远的布科维纳省内，罗马尼亚人、小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接受了协议的原则，蒂罗尔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也有类似的安排。

1907年选举之后，贝克内阁在与匈牙利的谈判、奥地利的预算、征兵方案和北方铁路国有化等方面都取得进展。但是，贝克以前的恩主——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无法原谅贝克成为皇帝首相的变节行为，他认为普选制会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又由于他对匈牙利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他把贝克与匈牙利人达成的协议看作是怯懦的让步。而且在国内天主教会与自由派人士的争执中，贝克及教育大臣以妥协来解决问题，受到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弗朗茨·约瑟夫丧失了对他的信心，1908年11月，贝克辞职，标志着哈布斯堡帝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已被公开放弃。此时，君主国正处于严重的外交危机之中，弗朗茨·约瑟夫再一次转向依靠军队的政策，只有军队才能够在外来危机面前保卫这个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