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华尔兹：奥匈帝国的诞生

一、梦幻华尔兹：奥匈帝国的诞生

维也纳的1867年开始于一种罕见的低落情绪之中。这座一向轻松愉快的城市还沉浸在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带来的震惊和挫折感之中。往年人潮涌动的嘉年华会和兴高采烈的跳舞会都静默了下来，一时之间，维也纳最通行的语言——音乐也不再响起。

打破沉默的是才华横溢的小约翰·施特劳斯，他在4年前就已成为在霍夫堡演出的皇家指挥，此时他用舒缓深沉的前奏引出了被誉为“真正出色的华尔兹”的《蓝色多瑙河》。3月的维也纳春寒料峭，小约翰·施特劳斯在市民公园指挥自己的乐队，为无数困惑无助的维也纳人奏响了这支解忧曲，也拉开了奥地利和解和繁荣时期的序幕。

一位萨克森政治家和一位马扎尔贵族亲手缔造出了奥地利—匈牙利帝国。

博伊斯特曾经担任萨克森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政策旨在保存德意志诸小邦，作为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因此，萨克森虽然在经济上与普鲁士联系密切，博伊斯特却在政治上越发倾向于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他一向都是反对俾斯麦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对俾斯麦一贯的敌意使他在1866年战争结束以后被迫辞职，却也使弗朗茨·约瑟夫在当年10月选中他为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

每一个奥地利政治家都面临着多个政治集团的不同要求，他必须在其中选择一条道路，小心翼翼地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体系有实行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贵族会提出所谓的历史权利和要求，哈布斯堡王朝则始终以庇护其从属民族为“使命”。作为外来者，博伊斯特对奥地利原有的种种政策偏好并不熟悉，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反而使他免于陷入奥地利政治集团的复杂斗争中不能自拔。而且，在萨克森长期任职的经验与阅历使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什么政治哲学，对奥地利帝国也没有既定的想法，其政策核心是消除战争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奥地利重新以强国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最终可以建立一个反普鲁士的联盟。

因此，博伊斯特立即就抓住了奥地利内政的症结所在，他向皇帝提出，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匈牙利人达成和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匈牙利人他们想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贝尔克雷迪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在非匈牙利人的地区唤起当地人的政治觉悟。他意识到，只有这些民族被动员起来，才能借其力量压制匈牙利人的气焰。但是此前的《二月特许令》带来的选举结果是德意志人在大部分地区的议会中都占多数派地位，因此，贝尔克雷迪重返《十月文告》，其中规定非匈牙利地区可以召开一个“特别咨政院”，地方议会可以按照简单多数原则选出与人口分布相当的代表，从而以一个保守的斯拉夫人的咨政院抗衡匈牙利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可以被用来从内部削弱匈牙利。

当贝尔克雷迪细致规划他的方案时，“外国人”博伊斯特已经投入行动了。1866年圣诞节前夕，弗朗茨·约瑟夫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派博伊斯特前往布达佩斯，与匈牙利人会谈。他在新年之初召开大臣会议，宣称：“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民族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依靠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即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在布达佩斯，机灵的萨克森政治家与雄心勃勃的马扎尔贵族安德拉西坐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对贝尔克雷迪的老调重弹、弗朗茨·约瑟夫的犹豫不决和戴阿克的刚直不阿很不耐烦，据说安德拉西私下里这样总结二元体制：“你们照管你们的斯拉夫人，我们照管我们的斯拉夫人。”

在最后关头，一个克罗地亚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要求获得与马扎尔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被告知，必须与匈牙利人和解，而且帝国也不需要克罗地亚人以对抗马扎尔人的形式提供的帮助。贝尔克雷迪虽然还发布了一个新的文告，要求召开不包括匈牙利人的“特别咨政院”，但是已经于事无补。2月初，贝尔克雷迪和他的“伯爵内阁”被解散，只有博伊斯特留任。这样，以一种弗朗茨·约瑟夫特有的、长期拖延之后的手忙脚乱的方式开始了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

匈牙利人始终坚持1848年法令是由斐迪南皇帝批准的合法文件，因此，博伊斯特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把戴阿克这些匈牙利民族领袖看作是一个责任内阁，允许他们来到维也纳，直接与帝国官员谈判。在法律程序上，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地位就意味着要接受其政策，传统的讨价还价策略就没有必要了。

除了偶尔请教一下戴阿克以外，博伊斯特与安德拉西两人很快就拟定了一份文件，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几百年的统治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仓促而决定性地改写了。文人为之高歌的历史，政治家为之振臂高呼的权利，人民为之激情汹涌，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有时候竟是在非常条件下被一个无意的偶然所决定的，命运漫不经心地扔进凡间的石子，往往会在岁月的池塘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1867年5月，奥匈协议（奥地利称之为“第七号法律”）获得新召开的匈牙利议会的批准。其中规定，弗朗茨·约瑟夫承认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高地、边屯区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圣史蒂芬王室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相应地，匈牙利国会承认皇帝兼国王负责外交与国防，他有权任命掌管这些事务及双方共同财政的联合大臣。因此，协议制造了3个独立组织：一个是永久的“共同君主国”，系指对外交往中由哈布斯堡王朝所代表的政治存在，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匈牙利人所不乐意见到的“帝国”一词；一个是奥地利（在此指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中非匈牙利的“另一半”，一般可以“奥地利”称之，有时亦称“内莱塔尼亚”，意即“莱塔河这边的国家”）与匈牙利之间的暂时性经济联盟；另一个就是作为国家形式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两部分。

匈牙利王国与“帝国其余部分”各自设立两院制国会及由首相领导的责任政府。至于双方的共同事务，则由两个国会各自提名60位代表组成“代表团”每年会商，地点是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每年轮换。在匈牙利，由上院直接选举出20位代表，其中有一位是克罗地亚人，下院40位代表亦由直选得来，其中有4位克罗地亚代表。在奥地利，同样是上院20位代表、下院40位代表，但来自不同省份，代表的民族成分也与各地的人口分布相应，从波希米亚的10位代表到蒂罗尔或伏拉尔贝格的1位代表，参差不等。其结果是，占全国总人口2/5的匈牙利在国家事务中拥有与其他所有3/5的人口同等的决策权。

尽管弗朗茨·约瑟夫做出了让步，但正如他一贯想要的那样，权力依旧掌握在他的手中。所谓“共同君主国”，实际上仅限于皇帝及其朝廷、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两部分没有共同的首相及内阁。当博伊斯特被任命为“皇家首相”时，他试图发挥一种超越于两位国务大臣的权威，结果受到匈牙利人的抵制。加上从维也纳开出的火车只需4小时就可到达布达佩斯，原来的匈牙利总督（帕拉丁）也被废除，皇帝可以直接对布达佩斯发挥作用。在维也纳，皇帝的御前会议作用类似于共同内阁，但其成员均系皇帝亲选，功能也限于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皇帝手中。总之，制度博弈的结果是使弗朗茨·约瑟夫居于权力的核心。

代表团制度也对弗朗茨·约瑟夫有利。这是一个费力而脆弱的制度。当两方代表团发生分歧时，就会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统一投票，从而体现出“共同君主国”的基本性质。但是，匈牙利不愿意自己的政治权利受到侵蚀，因此这一规定从来没有实行过。代表团的这一弱点就有利于皇帝本人发挥作用，匈牙利人的抵制实际上加强了皇权。

协议对共同国籍未作规定，因此住在匈牙利的“奥地利人”只有在归化之后才能参与公共事务，反之亦然。自始至终，奥地利帝国除了匈牙利以外的部分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这其实反映了奥匈协议的真实性质，即人口、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都不具优势的马扎尔人得以与奥地利皇帝本人直接谈判，获得了优于其他民族的地位。人口占优势的斯拉夫人和传统上具有政治特权并一直享有经济优势的德意志人都被取消了与君主合作的权利，马扎尔人单枪匹马地战胜了境内其他民族。

但是，许多马扎尔人都认为协议只是满足了他们的最低要求，某些强硬的科苏特分子对戴阿克甚为不满。对此，安德拉西在一次演讲中提醒他们，匈牙利从共同的财政管理中获益良多：“如果有人抱怨说协议的条件不利于匈牙利，我要回答说我们目前只付共同开支的30%，享受的权利却与付70%的那些人相同。”而且，双方“共同的”财政大臣毋宁说是一个发言人，而不是决策者，因为税收的责任完全落在两部分各自的财政大臣身上，留给匈牙利的空间依然足够大。

奥匈帝国国徽

维也纳的军方领袖对协议也颇有微词。所谓“军屯区”位于匈牙利南部，原本是为了对抗东方的土耳其人而由军队开发并占有的地区，现在也归匈牙利所有。再加上特兰西瓦尼亚，新的匈牙利王国比以前任何时候的疆域都要广大。

弗朗茨·约瑟夫一旦得到他最看重的外交与国防权力，就不计较太多了，被他抛弃的其他民族只得再去与马扎尔人达成和解。无意之中，他和博伊斯特作茧自缚，君主将无法采取满足任何另一集团的政治要求的行动。

马扎尔人从这份协议中得到的好处使奥匈成为一个不平衡的二元体制：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是一元化的，其精神主要是马扎尔式的，“帝国领土”则是一种没有头绪的联邦制，地方议会保留有广泛的权力，虽然不足以与朝廷的中央集权趋势相抗衡，却也不会酝酿出来强大、独立的政治声音。所以，协议产生了一种“过滤”效果，即匈牙利成了一个意志统一、行动有力的政治单元，原有的民族矛盾被过滤之后留在了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各个民族都在要求自己的权利，哈布斯堡王朝又缺乏满足这些要求的政治资源，无法成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黏合剂。因此，非匈牙利部分成了一个剩余概念，不仅没有共同的名称，而且没有共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