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极思动：两位硬汉的动作

一、静极思动：两位硬汉的动作

弗朗茨·约瑟夫的长寿使哈布斯堡帝国具有一种长治久安的假象。这位坚强的老人在经历了多次家族灾难之后，依旧寂寞而尽职尽责地活着，奥地利人已经习惯了霍夫堡的老皇帝，就像习惯了每天太阳升起又落下一样。1906年，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远离战争已达40年之久了，议会大厅里应声而落的墨水瓶是他们熟悉的斗争武器，却似乎不足以发泄数十年间蓄积起来的锐气，维也纳人中间普遍存在着对“行动”的渴望。弗朗茨·约瑟夫所代表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力量的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相信所谓的“奥地利的使命”，是在东南欧地区推动文化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这一年，弗朗茨·约瑟夫相继任命了两位生性较为专横、热衷于恢复帝国日渐衰落的威望的强硬派人士：一位是已担任驻俄大使达7年之久的爱伦塔尔，他接替了行事谨慎的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另一位是康拉德·霍普道夫，被任命为帝国和王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看来，这些活力充沛的新人会让暮气已深的哈布斯堡王朝静极思动，而且，针对匈牙利人的行动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得在外交领域做文章。

无论何时，康拉德总是在宣传他的所谓“预防性战争”，他反对意大利，反对塞尔维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反对任何人。他认为，解决君主国内的南斯拉夫问题，不能指望安抚境内的斯拉夫人的消极办法，而只能用更为积极的方式，即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省及塞尔维亚王国。兼并可以解决这两省始终无法确定的法律地位，又会给“大南斯拉夫王国”这个颇具煽动性的梦想造成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使塞尔维亚王国受到打击甚至消失。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没有指望了，叛乱自然会平息。弗朗茨·约瑟夫从往昔的痛苦经验中已经学会了谨慎从事，自然不会听任康拉德自行其是，后来，他甚至被迫离开总参谋长之职达一年之久。

爱伦塔尔则成了对外政策的领导人。这位毫无疑问具有非凡才干的人自信而傲慢，是在狭隘的外交界而非政界成长起来的，对国内事务知之甚少，对安德拉西以后的外交大臣都嗤之以鼻，相信自己将恢复奥地利在柏林会议时的大国地位。在圣彼得堡的7年中，他与俄国人过从甚密，出任外交大臣以后，便打算恢复三帝同盟，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恢复梅特涅时期的神圣同盟，他相信，只有与俄国团结起来，才能灭一灭德国的气焰。至于俄国人，他们已经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那些短小精悍、胆量极大的日本人，颜面丢尽，由于英国的牵制又不能向小亚细亚和印度扩张，兼以发生了国内革命，因此再一次转向巴尔干各国，迫切需要在这个地区捞回一点损失。

1906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发生“猪战”，双方矛盾达到尖锐状态。

1903年以后就任塞尔维亚国王的彼得虽然年近七十，却是一位明智通达的统治者，曾经在1870年的战争中为法国作战，又在1876年援助过波斯尼亚的造反者，他的上台改变了塞尔维亚过分依赖奥匈帝国的局面。执政的激进党领袖帕西奇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老练政治家，他的亲俄倾向在塞尔维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优势，塞尔维亚向俄国靠拢，并设法改善与保加利亚的关系，令奥地利人大为恐慌。

两国之间的商约到期的时候，塞尔维亚人拒绝再与波希米亚的工厂续约，改向法国军火商购买武器，甚至考虑与保加利亚之间正式实行关税同盟。于是，奥地利人便对所有过境的塞尔维亚牲畜（猪是其中数额最大的一项）征收抑制性关税。由于九成以上的塞尔维亚出口商品是运往或通过奥匈帝国的，因此这项政策看上去非常严厉。匈牙利地主们对此当然很欢迎，但是，“猪战”反而使塞尔维亚得到了好处：它从法国弄到了资金，出口商品从土耳其领土经过萨洛尼卡运到西欧，德国虽然对巴尔干半岛仿佛置身事外，却有意无意地给塞尔维亚提供了一个比奥匈帝国还要广大的市场，奥地利农产品的出口相应地变得困难起来。因此，这场经济战使君主国封锁了自己的市场，却为塞尔维亚打开了新的市场。爱伦塔尔试图改变对塞尔维亚的经济政策时，又遭到了帝国议会和匈牙利国会的反对。塞尔维亚人虽然并没有吃什么亏，却由此点燃了其对可恶的奥地利人和更可恶的匈牙利人的仇恨之火，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和解政策既然行不通，爱伦塔尔便着手采取强硬措施，试图以击败“南斯拉夫阴谋”来解决掉哈布斯堡帝国的内外问题。1908年年初，他宣布奥地利将修建一条新铁路，穿过新帕扎尔地区，通往土耳其境内的米特罗维扎，其后果将把塞尔维亚同门的内哥罗分割开来，以此表示对塞尔维亚的警告。这在俄国引起了震动，几乎与爱伦塔尔一起上台的俄国外长伊兹沃尔斯基成了爱伦塔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重要对手，俄国人随之提出了另一条反对建议，双方似乎打算借着铁路建设来进行巴尔干半岛的竞争了。

但是爱伦塔尔的实际目标是要兼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两省。自从30年前占领波黑地区以来，奥匈帝国政府已经大大促进了两省的物质繁荣，但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殖民政策，没有先进的医疗服务和标准的铁路轨道，当地人没有管理本地事务的权力，即使在村庄一级也不能进行自治，文职官员都由帝国边远地区调入两省落户，两省的居民则被招入帝国军队里服役。在维也纳，人们把波黑地区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完全占领这两省，如果波黑真正成了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这里就会有议会、学校、工会、土地改革和道路建设。

1908年7月，先后在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发生“青年土耳其党”要求脱离德国、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波黑问题可能会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两省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可能会要求派代表出席拟议中的土耳其国会，而新兴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亦可能要求对这两个省份恢复完全的主权，这对于维也纳而言，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而兼并这两省将是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革命，安德拉西曾经把土耳其帝国的存在作为外交方针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让这个“病夫”病而不死，东南欧地区才能保持原状，也就不会破坏奥匈帝国内部微妙而脆弱的民族平衡。因此，波黑两省只能占有，不能进行兼并。爱伦塔尔则不把土耳其当作一回事，直接与俄国讨价还价。

爱伦塔尔与伊兹沃尔斯基在摩拉维亚的布赫劳进行谈判，俄国人需要一次迅速的成功以确立沙皇的威望，因此他同意爱伦塔尔的兼并计划，作为回报，爱伦塔尔应当支持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战舰开放。这样，两个衰落中的帝国徒劳地进行了最后一次求得独立外交地位的努力，爱伦塔尔认为他已经解决了与俄国在巴尔干的争端，伊兹沃尔斯基认为君士坦丁堡已经落入沙皇陛下的控制之中。但是，双方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对于会议内容的事后追述也差异很大，爱伦塔尔大约要比对方聪明一些，一旦认为已经获得了俄国的默许，便在当年10月宣布两省并入奥地利，而作为补偿，奥地利卫戍部队将撤离新帕扎尔州，而且，在此前一天，保加利亚的王子在与爱伦塔尔串通好的情况下，宣布保加利亚脱离土耳其，成为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

欧洲各国对此的反应超出了爱伦塔尔和伊兹沃尔斯基的预料。英国与法国对奥地利这一单方面撕毁《柏林条约》的行为表示不满，更无意在开放海峡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德国对爱伦塔尔自行其是的行动有些不快，土耳其地位受损也是威廉二世所不乐意见到的，但德国又不能同奥地利这个唯一坚定的盟国争吵。引起危机的是俄国的反应，首相斯托雷平坚称，俄国对黑海海峡的兴趣不大，它只关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民。伊兹沃尔斯基一方面感到受了爱伦塔尔的欺骗，另一方面又被沙皇和斯托雷平当作闹剧里的笨伯，满腔怒火遂全部撒到奥地利人身上。这就结束了奥俄自1897年以来在巴尔干半岛的合作，两国外长之间的个人仇恨更给欧洲各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沙皇与首相虽然乐意把伊兹沃尔斯基抛开，但却不能摒弃他的政策。爱伦塔尔对波黑两省的兼并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国家的侮辱，塞尔维亚王国本来并没有对奥匈帝国甚至波黑两省的塞尔维亚族人产生什么亲密感情，却像是被爱伦塔尔的行动提醒了一样，开始赋予自己以解放同胞的责任，俄国本土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再掀高潮，鼓吹俄罗斯是斯拉夫人的救星，不能听任哈布斯堡帝国统治这两个斯拉夫人的行省。因此，爱伦塔尔本意是要解决南部斯拉夫问题，最终却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南斯拉夫问题”，波斯尼亚危机没有削弱塞尔维亚，或者使它受辱，奥匈帝国将自己降到了与塞尔维亚人同等的水平上，自取其辱。

而且，爱伦塔尔似乎是要恢复奥匈帝国的强国地位，实际上却不得不仰仗德国的支持。俄国坚持要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讨论巴尔干出现的新局面，康拉德再一次摩拳擦掌地要对塞尔维亚进行一次“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两国军队都进行了动员，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一切其实取决于俄国与德国，无论贝尔格莱德街头如何群情激愤，如果没有俄国人提供支持的确切保证，塞尔维亚人是断然不会与奥地利人发生冲突的；除了康拉德和他的军官们以外，奥地利人也不想贸然发动战争；德国更不可能让塞尔维亚所指望的俄国的支援成为现实。1909年3月，德国以首相比洛的名义发给圣彼得堡一封电报，只要求俄国人回答，是否认可奥匈帝国对波黑的兼并。这个相当于最后通牒的东西把俄国人自日俄战争以来竭力想挽回的面子剥得一干二净。在塞尔维亚仰仗俄国支援的时候，俄国不仅无法伸出援手，而且还被迫在自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如开放海峡）的情况下接受奥地利人对波黑两省的兼并。塞尔维亚只好做出让步，土耳其也获得大约240万英镑的补偿，爱伦塔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爱伦塔尔的政策愈是执行得成功，哈布斯堡王朝便愈是受到致命影响。威廉二世支持奥地利的结果是迫使俄国与西方大国合作，波斯尼亚危机最终催生了针对德奥的英、法、俄三国协约，而且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胜利引起意大利的警觉，使意、俄两国签订了秘密条约，将奥地利视为共同的敌人。奥地利在政治上再一次陷于孤立，同时，由于有德国的无条件支持，奥地利的激进政治家们有恃无恐，相信自己的冒险活动会得到德国的支持，尽管弗朗茨·约瑟夫对威廉二世神气活现的保护人姿态感到不快，并在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卖弄德意志之剑的锐利锋芒”的作秀中嗅到了某种危险的味道。奥地利人虽然要依靠普鲁士人的保护，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动的配角”，牵制盟友的行动。未来的不祥因素已暗暗隐藏在其解决波斯尼亚危机的趾高气扬的方案中。

奥地利对波黑地区的兼并单方面撕毁了《柏林条约》，是对国际道义的一次无情打击。在危机期间，匈牙利政府把克罗地亚的几十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支持者关入监狱，罪名是图谋叛国，理由是据说他们与塞尔维亚当局有秘密联系，证据则是一些伪造的称赞塞尔维亚王国享有较大的民主自由的西里尔文信件。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审判由一位听话的克罗地亚法官主持，结果当然有利于匈牙利当局。尽管弗朗茨·约瑟夫立即赦免了那些所谓的叛国者，但是这次审判在欧洲轰动一时，通过公然践踏法治，奥匈帝国把自己降到了同落后的俄国、奥斯曼帝国一样的位置上，失去了因其人文气息而获得的文明国家的名声。同时，匈牙利人的这一举动向西方世界透露出君主国内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理想的南斯拉夫集团的信息，并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决定解决方案时产生重大影响。

波斯尼亚危机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使塞尔维亚与奥地利的关系恶化。反对奥地利人成了塞尔维亚对外政策的基调，奥匈帝国更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还在危机初起的日子里，一个名叫“国防”的泛塞尔维亚组织已在贝尔格莱德建立起来，准备一旦战争爆发就打游击战，或者前往波黑两省，煽动当地人发动起义。事实已经说明，奥地利试图用对波黑两省的兼并打击塞尔维亚，使自己降低到被保护国和公理正义的践踏者的地位，不是别人，正是爱伦塔尔教这些塞尔维亚人把巴尔干地区的同族人视为息息相关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