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逢对手：铁血宰相俾斯麦
二、棋逢对手：铁血宰相俾斯麦
与内政相应，施默林时期的外交政策便是在德意志诸邦国内争取主导权，这种想当然的美梦受到了普鲁士新首相俾斯麦的有力回击。
奥托·冯·俾斯麦1862年9月受命领导普鲁士内阁时刚刚47岁。他高大挺拔，肩膀宽阔，吃得多，说得也多，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行动敏捷、意志坚强的人。他性情急躁，精力充沛，特别喜欢抓住棘手的题目大做文章，而在他愿意的时候会极有魅力。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门第甚高，是后来的德皇威廉的少时游伴。俾斯麦周岁时全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但母亲不希望俾斯麦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容克，因此，普拉曼学校中就多了一个好斗的学童，咄咄逼人，更不会自我怜悯。到了晚年，俾斯麦把自己比作是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波美拉尼亚沼泽的大雁，他对城市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他说自己“最喜欢穿着涂油的靴子，待在森林深处”，“永远渴望离开大城市，躲开文明的恶臭”。16岁时，俾斯麦到三位一体教会牧师、柏林神学家施莱尔马赫那里去上宗教课，但直到青年时代的一场激情迸发的恋爱之后，他才虔诚地信仰上帝。不过，俾斯麦的上帝在所有问题上永远赞成他内心的决定，诚如他最喜爱的《圣经》里的一篇诗篇所说：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敲碎了敌人的牙齿。
俾斯麦在汉诺威的哥廷根上大学期间行为放浪，但是“在所有这些装腔作势的表现后面一定隐藏着卓越的才智和诱人的魅力”。1839年至1847年，俾斯麦过着乡村地主的平静生活，“我的抱负是指挥别
俾斯麦
人，而不是听人指挥”，但此时他的政治观点只不过是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保守容克所持的立场，他赞成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最终还是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认可的。1849年他入选国会下院议员，1851年被任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在“政治上纯洁的情况下”到法兰克福去的。在那里，“我在夸夸其谈的艺术上已有巨大进步”。这不完全是夸张，此后8年，俾斯麦得以就近观察中欧的政治与外交局势，对有资产、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开始有所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人们在法兰克福对奥地利人卑躬屈膝，意识到维持现状只能使普鲁士成为中欧的一个二流国家。因此，他反对与奥地利的密切合作，认为这会“将我们那些云杉木制造的搏击风浪的快船和奥地利千疮百孔的旧战舰捆绑在一起”。
1859年，俾斯麦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当法、奥在意大利的战争引起的危机影响到欧洲政局的时候，圣彼得堡的普鲁士使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受人重视的地方。但是他在仕途蹭蹬中对东方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改任驻法大使之后不久，便被登基不过一年的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
与具有“统治者本性”的俾斯麦相比，威廉一世贵在有自知之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因而得以与强硬的首相达成良好合作。他曾在1814年投身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此后便致力于军事工作。由于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后代，他成为未来的继承人。1861年登基后，他因宣布开明的“新时代”而深得人心。其内阁中引人注目地包括了著名的保守派和温和的中间派人士。1862年春，威廉一世的试图进行扩军、延长服役期的军事改革，遭到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反对，拒绝批准新的财政预算。国王与议会僵持不下，一度以退位相威胁，但俾斯麦的被任命表明，国王打算与议会中的反对派斗争到底。
俾斯麦投入极大的热情解决这场宪法危机。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所谓的“漏洞”理论，即普鲁士宪法规定，一切法律都应当是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一致同意的产物，但是并未说明当这三者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哪个方面应当让步，因此，当面临重大事件时，“有国家存在的需要就够了……唯有需要才是决定性因素”，从而理所当然地，政府在国王与议会意见不一致时可自主执行预算计划。在他有名的“铁和血”的演讲中，他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因此，“普鲁士必须保存它的实力，等待良机，这样的良机已经错过了好几次。普鲁士的边界现状与正常的国家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与多数原则所能决定的……要解决它只有铁和血”。
在巴黎的时候，俾斯麦就与奥地利驻法大使、弗朗茨·约瑟夫的幼时同伴理查德·梅特涅主动接触，表达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取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导权的意愿。普鲁士虽然更乐意通过对话，尤其是同奥地利取得谅解的方式获得这样的地位，但如果维也纳不与之配合，俾斯麦威胁将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以保证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这种软硬兼施的威胁不过是奥地利人非常熟悉的陈词滥调罢了，因此，当俾斯麦向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卡罗伊大胆提出“奥地利应当将它的政治重心由德意志移往匈牙利”的时候，无论是弗朗茨·约瑟夫还是他的大臣们都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奥地利皇帝在1862年忙于考虑社会经济改革，年底之前批准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改革商业法规，赋予公民更完善的个人权利，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改革地方行政管理和完善司法程序等。施默林则试图激起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1863年，一位在1848年被法兰克福议会派往维也纳支持革命的前激进分子弗洛贝尔在那时幸运地逃脱了被温迪施格雷茨处死的命运，流亡美国多年之后，现在成为为施默林服务的文人和智囊。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施默林说服弗朗茨·约瑟夫召集所有德意志王侯云集法兰克福，从而让这些统治者而非他们的大臣们决定德意志的未来。
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次试图在德意志邦联中赢得领导权。德意志各邦都同意参加，但是所有德意志王侯中最强大的一位——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态度暧昧。作为一个言行谨慎的66岁的老人，他不乐意仓促行事，尤其不会被弗朗茨·约瑟夫嗜好的规模庞大、场面壮观的聚会所吸引。在他的脑海中，幼年时他的父亲在拿破仑一世召开的德布勒森王侯会议上所受的羞辱还记忆犹新。至于他自己，虽然在1848年革命中主张动用武力而被称为“霰弹亲王”，但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浪之后，越来越表现得像一个保守的老人，臆想革命会风云再起。据说他常常站在王宫窗前，看着下面的庭院说：“在王宫庭院的那块地方，他们会给我树立断头台。”
威廉一世游移不定的消极态度受到他的首相俾斯麦的影响。俾斯麦不会让奥地利有机会得到他认为它不配得到的地位。因此，普鲁士人既没有立即接受弗朗茨·约瑟夫的邀请，也没有马上拒绝他。当信心十足的弗朗茨·约瑟夫来到法兰克福时，普鲁士人没有一点动静。不过，威廉一世实际上就在从法兰克福坐不到3小时的火车即可到达的巴登巴登。因此，萨克森国王受全体德意志王侯之托前往普王驻跸之地，盛情邀请他前往参加德意志大家庭的兄弟聚会。
威廉一世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30位德意志亲王的邀请，信使还是个国王，叫我如何能够拒绝呢？”但是俾斯麦态度强硬：前往法兰克福，则意味着承认哈布斯堡王室在德意志的领导权；留在巴登巴登，才会破坏维也纳的计划，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和欧洲的强国地位。尽管极不情愿并且进行了长时间争吵，威廉一世最终还是向俾斯麦屈服了，他向法兰克福表示了彬彬有礼但态度坚决的拒绝。
没有普鲁士的参与，弗朗茨·约瑟夫的这次行动就丧失了大半的意义。法兰克福议会中亲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民族协会在王侯会议期间贴出了一张招贴，针对奥地利的意图，给弗朗茨·约瑟夫提出他不可能做到的条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可以的，“如果他愿意彻底抛弃一切，做一个无为而治的德意志皇帝……如果他有信心把自己置于这个民族的首脑地位……立即承认1849年宪法规定的永远不变的公民权利……如果他最终能够实现与其他帝国内各民族的和平与和解，使他们愉快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敌人”。
到了这一年秋天，普鲁士最终拒绝了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要求。对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表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