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步调：举棋不定的皇堡
一、纷乱步调：举棋不定的皇堡
维也纳人冷漠地看着皇帝的马车在城中驶过，没有欢呼和掌声，男人们甚至不向他脱帽致礼。弗朗茨·约瑟夫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料到人们会如此放肆地公开表示敌意与不敬。人声鼎沸的小酒馆里，醉醺醺的人们大声咒骂宫廷里的阴谋家，秘密警察已经听到不少对皇帝不敬的话，据说还有人要暗杀皇帝和皇太后两人。维也纳的报纸当然已经被尽职尽责地监管了起来，但是字里行间的冷嘲热讽实在令人坐立不安。
1859年的夏季酷热难耐，但弗朗茨·约瑟夫认为，在这个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刻，他没有理由让自己休息，因而改变了皇家习惯，没有前往阿尔卑斯山避暑，而香布仑宫又太过招人注目了，他不愿意被嗅觉灵敏的外国记者发现奥地利皇帝和皇后陛下在维也纳街头遭到他们沉默的子民敌意的对待，于是在这个夏天剩余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关在拉辛堡内，除了偶尔去骑马打猎，主要的时间都用于阅读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的各种报告。
奥地利的前途不容乐观。施瓦岑贝格和巴赫时期强硬政策的基础是对奥地利实力的信心，现在，这种信心已经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硝烟中消失殆尽，而强硬政策在国内造成的不满和国外的孤立依然如故。
在外部，奥地利可谓三面受敌。拿破仑三世在自由镇做出让步，是出于对普鲁士及德意志各邦的顾虑，他还不了解奥地利宫廷，其陈腐与保守阻碍了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为号召团结德意志各邦一致的对法行动，但他迟早会知道这一点的，也终究会回来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普鲁士正在谋求德意志邦联的领导者地位，当然不愿意奥地利强大得足以与它竞争；俄国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的行为耿耿于怀，期望奥地利为它的傲慢付出点代价。
奥地利至少要与这三方中的一方取得和解，但弗朗茨·约瑟夫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拿破仑三世的方案是个激进的方案，也就是1848年革命的要求——建立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与拿破仑三世的合作不会真正实现；保守派的方案就是回到1848年3月以前的状态，但梅特涅的神圣同盟早在三月革命之前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变化了的政治局面了，何况这不符合巴黎会议以来俄国的要求。剩下的就只有自由派的方案了，但现在又加上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要求，这便超出了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承受的限度。结果，奥地利外交政策不断地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取向之间摇摆，其内政政策也随之动摇不定。
无论如何，弗朗茨·约瑟夫必须要向心怀不满的奥地利人做出让步，召集大臣开会，检讨各方错误，并承诺进行改革。首先成为牺牲品的内政大臣巴赫在当月就辞职了，作为补偿，他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以一种尚过得去的方式从政治舞台抽身而出。这也是最后一个能被弗朗茨·约瑟夫所认可的大臣了，他最初10年的统治过去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施瓦岑贝格或巴赫那样对他发挥影响力，他也从不在意大臣们的思想感情。弗朗茨·约瑟夫被教养的方式使他不善与人交往或表达自己，他所处的位置又使他没有机会了解沟通的重要性。对他而言，这些部下不过是些在他的授权下提供意见和政策的机构，他会在一段时间内将决策权交给某位大臣，期待着对方能一下子解决问题，而一项政策如果没有立即产生预期效果的话，就会被彻底抛弃，其设计和执行者也会被剥夺全部权力，连一句表示感谢或遗憾的话都没有。如此这般的循环使国家政策没有一个既定的方针，并且，真正有才能有尊严的人都离他而去，这助长了谨小慎微、拘泥守旧的官僚作风。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意志和心血来潮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国家政策。
一段时间以内，弗朗茨·约瑟夫看上去对自由派颇为青睐，在新专制时期经济实力迅速膨胀起来的德意志中产阶级主宰了帝国经济命脉和社会潮流，自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以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为号召，坚持建立宪政政府的主张。因此，巴赫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仍然管理着帝国各项事务。司法大臣拉塞尔曾经是克雷姆泽议会的领袖人物之一，财政大臣布鲁克及后来的国务大臣施默林虽然曾中途退出巴赫政府，但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方面与巴赫别无二致。弗朗茨·约瑟夫看重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积极投入和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哪个自由派，最后都会喋喋不休地要求实行宪政，这是始终要保持皇家权力不被削弱的弗朗茨·约瑟夫最为忌讳的。其政策的核心动力是要保持并加强自己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地位，因此，他是绝对不会听任所谓的民意来操纵神圣的皇权的。
马克西米连大公
出于多少有些相似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过于自由主义的倾向也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马克西米连对意大利人太过感情用事，其极力鼓吹的改革违背了弗朗茨·约瑟夫所理解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原则，而由于马克西米连在维也纳的政敌的不断挑拨，大公在意大利的种种举措都带有一种分离主义的可疑动机。马克西米连本来是弗朗茨·约瑟夫少有的几个亲近伙伴之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兄弟俩的生活道路渐行渐远，手足之情拴不住日渐疏离的两颗心。甚至在家务事上也不安宁，马克西米连与夏洛特都很得皇太后欢心，茜茜则不善与人交往，待人也不随和，和婆婆从来没有建立过亲密的关系。尽管她激烈地反对婆婆过多地干预自己的家庭生活，不愿意与她建立太多联系，但目睹后来者如鱼得水的欢畅，心里总归有些不适。她和活泼开朗、颇有心计的夏洛特之间产生了某种不自然甚至对立的情绪。因此，于公于私，马克西米连都没有对哥哥发挥实际影响力。
在弗朗茨·约瑟夫继任的新内阁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巴赫的继任人、波兰贵族戈武霍夫斯基。1849年以来，他已经担任加利西亚总督达10年之久，为了表明对地方各省的重视，弗朗茨·约瑟夫将他的头衔改为国务大臣。这一任命出乎所有人意料，戈武霍夫斯基本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惊呼绝对不可能，但这是哈布斯堡王室打算与波兰人和解的第一个信号。作为地道的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自然想在加利西亚实现贵族控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普鲁士人与俄国是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但奥地利人不是，戈武霍夫斯基希望保持一个完整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以便使加利西亚抗击普鲁士人和俄国人。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戈武霍夫斯基虽然是一个保守的贵族，却鼓吹中央集权；虽然鼓吹中央集权，却不是一个德意志人；虽然不是德意志人，却是受耶稣会教育的天主教徒。弗朗茨·约瑟夫看得很清楚，这样一个人会忠于其民族利益，但也会是忠诚的奥地利帝国的子民。因此，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波兰贵族成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唯一无条件地为帝国服务的阶层，而他们之所以忠顺地依附于帝国，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得独立存在，但是对于弗朗茨·约瑟夫经济上总是陷于困境的帝国来说，他们的支持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