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式的首相

四、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式的首相

塔费政府的财政大臣斯坦因巴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为了对抗这种足以造成君主国崩溃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应当扩大选举权，使下议院有劳工阶层的代表，以消解他们的不满，这样至少令他们稍微安分守己些。另外，乡村与小镇居民一贯忠诚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将他们纳入帝国政治体系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力量。

但是，对于塔费来说，他没有任何政党背景，他的“铁环”依赖于利益集团——教会、地产所有者和波兰人——有条件的支持。1893年出台的几乎是普选权的建议直接使这些集团的特权受到损害。因此，如同一柄双刃剑，塔费的建议刺向敌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他的追随者。

反对塔费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卡尔诺基的鼓励。卡尔诺基以其外交成就傲视群雄。1890年，俾斯麦被德皇威廉二世毫不客气地赶下台之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但是，1892年格拉斯通的自由派政府执政动摇了卡尔诺基的地位。英国人从近东地区退出，对奥匈帝国极不信任。格拉斯通曾经在1880年说过一句名言：“随便在地图上指出一个地方，可以说，没有哪一处是奥地利人曾经做过好事的。”因此，为了保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卡尔诺基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德国人，或者说，是具有1848年精神的大德意志主义者。而在柏林，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也在寻求德意志激进分子的支持，塔费政府面临来自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压力，摇摇欲坠。

塔费受到的致命打击来自他的朋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疲惫的塔费尽管即将迎来他的60岁生日，思想却依旧灵活，他认为，给公民以选举权，就会消除构成现有各党派政治生活的那些出于狭隘利益的争端。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想采取这样激烈的解决方式，它只会使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并最终迫使他接受他一直以来刻意避免的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从其内心来讲，皇帝对德意志人有着复杂甚至矛盾的看法：德意志自由派一向都试图从皇帝那里争夺外交、军事领域的权力；他们又是皇帝陛下臣子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富于政治斗争经验，令弗朗茨·约瑟夫非常头痛，奥地利国内泛德意志主义也令他忧郁。1892年，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儿子与一位匈牙利贵族的女儿结婚，这位风采不减当年的老人既不在柏林，也不在阜姆，而选择维也纳为其儿子举行婚礼。结果前首相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欢呼鼓掌，表示敬意。尽管这种敬意更多是由于威廉二世冷漠地对待这位德意志功臣的后果，但泛德意志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利用他的访问大肆活动。另一方面，皇帝本身就是德意志人，并以此自豪，其中庸的气质显然是典型的德意志式的愚钝和狡猾的混合。因此，他既欢迎塔费在议会中控制德意志自由派的行动，又不想看到普选权危及德意志人在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在德意志自由派、捷克人、波兰人和大地主阶层共同反对普选权建议之时，塔费的“铁环”已经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

1893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解除了塔费的职务，他为奥地利带来的14年平静时期随之结束。这段时间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最后却成了令人们事后嗟叹不已的、徒有其表的黄金时代。塔费的继任者、1848年的铁腕人物温迪施格雷茨的孙子组成了一个貌似宪政政权的内阁，自由派、保守派和波兰人是他的依靠力量，但却是各怀心思的利益集团，帝国内继续着塔费时代的冲突，继任人无意也无能力达成某种和解。

对温迪施格雷茨政府施以致命一击的是预算案中的一个小问题：齐利城位于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施蒂里亚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涌入城中的斯洛文尼亚居民要求满足其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使斯洛文尼亚孩子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结果被德意志人占多数地位的施蒂里亚议会拒绝，斯洛文尼亚人遂转而在帝国议会中争取到捷克人的支持。实际上，1888年，塔费就在马尔堡解决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即便马尔堡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愿以偿地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也并不稍改马尔堡之德意志性质。但齐利城内的资产阶级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斯洛文尼亚人的威胁，他们一旦得到其民族教育，就再也不会将德语当作其文化用语了，对德意志人而言，齐利小城也就此被丢给斯拉夫人了。

齐利的情况实际上是施蒂里亚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纷争的真切写照，与之相似的斗争在波希米亚乡村和小城镇中屡见不鲜，小城齐利便成了奥地利国内广泛存在的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冲突的象征。塔费时代的妥协让步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齐利市的德意志中学中建立了斯洛文尼亚班级，德意志人将会退出政府以示抗议，而如果不建立的话，斯洛文尼亚人及其捷克盟友又会退出。最后，当温迪施格雷茨想要向斯洛文尼亚人兑现诺言时，德意志自由派便抛弃了他。

政治领袖们毫无责任心的争吵造成了奥地利议会制度的失败。除了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余的政治派别都认同帝国的存在，但是，他们把被任命为大臣视为谈判地位的加强，可以得到特殊的好处。议会成了各地方争吵不休的棘手问题的会集点，冲突各方各自为政。人们为了一些无关紧要却仿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小事争吵不休，议会便脱离了其为帝国咨政会议的本意。每一个教师、医生、收税员的任命都被视为民族斗争的信号，每一个企业都想得到政府的资助。德意志人想要保持其优势地位，捷克人则想要为他们在以前所受的不公获取补偿，奥地利虽然进行了迅速的工业化，但是政府并没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时期抽身而出，结果陷于琐碎的经济事务中，名义上保留了很多诱人的权力，实际上越来越无力自拔。

各党派之间以民族主义名义进行的混战持续了两年。自身除了维护特权以外没有任何理念的弗朗茨·约瑟夫对政客们借民众和理想之名行利益争夺之实的行径相当厌恶。1895年，加利西亚总督巴德尼伯爵领导下的“强硬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成立了。

巴德尼伯爵是加利西亚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虽然是贵族并忠于弗朗茨·约瑟夫，但却有自由派的名声，倾向于中央集权和温和的反教会立场。他具有波兰人的灵活性，在加利西亚总督任上的时候成就突出，却一点都不墨守成规，对新时代的种种观念相当熟悉。甫主国政，巴德尼便解除了因发生越轨行为而在布拉格实行的紧急状态，赢得了“青年捷克人”党的好感。紧接着，他设法将塔费因之倒台、温迪施格雷茨没有做到的选举改革付诸实施，其秘诀在于接受普遍选举制的原则，但小心行事以防止产生有碍现行体制的后果。他在已有的四个代表团（库里亚）之外又补充了第五个，总共425个议员席位中分配了72个给这个“总代表团”。

在外交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巴德尼政府获得了意外的好处。卡尔诺基向德国靠拢的政策由于德国政府更迭而告失败，德国转回俾斯麦时期的保守政策。而由于法俄联盟的存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土耳其帝国的保护。这样到了1895年，在意大利也陷入阿比西尼亚的泥潭中之后，奥匈帝国实际上又被孤立起来了。迫不得已，卡尔诺基转向梵蒂冈寻求友谊，作为回报，他试图清除匈牙利的反教会主义，但是马扎尔沙文主义者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卡尔诺基本来就以其贵族的傲慢不容于同侪，此时，在布达佩斯的强烈反对之下，已担任外交大臣近14年的他被迫去职，接替他的是35年前负责起草《十月文告》的波兰贵族戈武霍夫斯基的儿子。与其前任一样，他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而且对匈牙利人很不信任，但却以一种令人愉快的个人魅力被众人接受。

戈武霍夫斯基的好运使他在1897年与沙皇俄国达成了一致。自梅特涅时代以后，奥地利政治家都避免与俄国接近。身为波兰人，戈武霍夫斯基自然对俄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敌意，但是，奥匈帝国的孤立地位和来自德国的压力促使他接受了俄国人的提议。维也纳与圣彼得堡同意在巴尔干地区合作，而不要在对方出现问题时趁机大做文章。换而言之，近东问题被“雪藏”起来了，以便使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地区尽可能保持现状，推迟矛盾的爆发。

奥俄之间的谅解缓和了奥匈帝国的外在压力，却引起了其内部的长期危机。德意志人，尤其是马扎尔人都对俄国人的西进感到担心。哈布斯堡君主国本来是以保护各民族免受外来侵袭为“使命”的，现在却与俄国这个危险的庞然大物站在了一起，则它本身也成了这些主导民族反对的对象。之后，当哈布斯堡君主国遭遇到外部威胁时，来自内部的分歧便使它分外弱不禁风。

巴德尼时期，卡尔·卢格博士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密切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人。1895年，51岁的卢格带领他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在维也纳市议会的选举中撼动了德意志自由派数十年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两倍于对方的席位。他的反犹太主义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争取到了来自“街头小人物”们的支持。维也纳的股票交易所经历了自1873年以来最剧烈的动荡，犹太富商们对前途十分担忧。弗朗茨·约瑟夫一再拒绝任命卢格为维也纳市长，民众因此对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淡与敌意。他在给茜茜的信中对此甚为苦恼：“反犹主义在上层人物中也成了流行病”，引起的社会骚乱将难以衡量，虽然卢格的基本信仰“本质上是好的”。

在担任加利西亚总督时，巴德尼可以不在乎民主选举，但现在他必须适应维也纳的政治规则。维也纳街头“外国人滚出去”和“滚回加利西亚”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显然，巴德尼已经是众矢之的，为了站稳脚跟，他必须争取到支持力量或者合作伙伴。

基督教社会党吸引了维也纳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支持，由于它支持奥匈帝国的独立与统一，所以虽然其领导人均为德意志知识分子而不可避免地实际上具有民族性，但是在原则上否定了大众的民族主义要求，教会与社会党的密切关系也与哈布斯堡王朝利益一致。

阿德勒的社会民主党扎根于工业中心。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对其自身状况的关注使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力量日渐壮大。阿德勒与恩格斯、第二国际的密切联系使哈布斯堡君主国对有可能带来赤色危机的社会民主党更加警惕。

两害相权取其轻，几经斟酌之后，巴德尼与卢格进行了秘密接触。卢格表达了对奥匈帝国的忠诚，保证将约束其行为。作为回报，巴德尼设法说服弗朗茨·约瑟夫私下接见了卢格。作为安抚民心的姿态和执政能力的测试，1896年5月，卢格的一位同僚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大政方针则由卢格在幕后一手操纵。巴德尼因此得到了基督教社会党对其选举改革的支持。1897年，按照新的选举制度选出了帝国议会，425名代表共来自25个政党。选举结束后，卢格便被正式任命为维也纳市长。次年，他便开展了意义重大的市政建设，政府接收了有轨电车、煤气和电力事业，并建成了第二个引自高山泉水的自来水工程。维也纳的城市卫生得到改进，经济稳步发展，当初被成功地煽动起来的群众的排犹主义情绪被同样成功地控制起来，一度提心吊胆的犹太人继续享有平等的权利。

成功使巴德尼进一步想解决捷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1897年4月先后颁发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两个语言法令，规定捷克语和德语同样成为这两省的通用语言（在与其他省份及中央政府交流及财政、军队、邮政等领域，德语仍然保持其排他性地位），两省所有官员都必须在此后3年内彻底通晓这两种语言。

尽管外表上显得公正无偏，语言法令其实是捷克人的胜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捷克人的德语水平几乎与其母语不相上下，而德意志人罕有能够掌握捷克语者。因此，一旦双语能力成为进入省级行政机构的资格要求，捷克人自然会胜出。

语言法令在德意志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巴德尼事先没有与德意志议员进行任何沟通。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向全奥地利的同胞，乃至德国人发出号召，舍纳雷尔的最后一次机会到来了。

1897年，舍纳雷尔重新被选入议会，很快便显示出了他的力量。他领导的德意志民族党人数很少，几乎全部来自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却具有激烈的变革意识。为了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必须彻底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而为了弥补绝对数量的不足，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野蛮的作风引起人们的侧目，而不得不发现他们的存在。舍纳雷尔利用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控制了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那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经常聚众闹事，编成所谓的“大学生团”，拿着粗硬的棍棒四处挑衅，殴打学校里的斯拉夫人、犹太人或天主教徒，成了舍纳雷尔的冲锋队。舍纳雷尔的原则，即“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他成了后来希特勒模仿的对象。

在国会里，德意志民族党之暴烈丝毫不弱于横行街头的大学生们。议员们无视议会规章，墨水瓶被四处乱抛，歌声与骂声同起，口沫与拳头齐飞，还有震耳欲聋的玩具喇叭伴奏。巴德尼被一个议员辱骂之后，两人进行了决斗，生气勃勃的泛德意志主义者果然身手不凡，弄伤了首相的胳臂。

语言法令激起的民族冲突在维也纳、格拉茨等地引起骚乱。卢格走上街头，领导富有而体面的维也纳市民游行，高呼：“赶走巴德尼！”巴德尼束手无策，弗朗茨·约瑟夫一如往常，随时准备牺牲他的首相以恢复街头秩序。1897年11月，巴德尼成了第一位被公众赶下台的首相。

牺牲了首相之后，皇帝并不打算放弃努力，他希望保存哈布斯堡帝国，以护卫他的臣民。巴德尼的语言法令是最后一次试图打开奥地利民族冲突的死结。但是两年后，他还是撤回了法令，从而宣告改革失败。塔费内阁垮台以后，后继的一连串奥地利首相仿佛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7年间换了8个政府首脑。尤其是巴德尼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利用宪法第十四章规定的紧急状态法，直接发布诏令进行统治。

帝国议会的议员先生们丝毫不让弗朗茨·约瑟夫省心，他伏案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不得不在夸夸其谈的豪言壮语中分辨出各党派真正的意图所在。在一个“主义”“理想”满天飞的时代，弗朗茨·约瑟夫恰恰是个没有什么理念的人。这曾经使他在护卫权力时具有独特的力量，但到了19世纪末期，正是“主义”“理想”这些东西创造并维持国家的存在，德意志与意大利正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哈布斯堡王朝的臣子们摆脱愚昧和被奴役的状态时，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有吸引力的“奥地利人”的概念来团结他们。相反，政客们不负责任的行动只是为了党派利益，民族、宗教的差异被政治、经济的争夺夸大并固定下来。人们心胸狭隘、互相仇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最终使君主国嘎吱作响的国家机器陷于崩溃。